書法史對漢隸《禮器碑》讚譽有加。粗略地翻了一下資料，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學者、方家對此碑好評如潮。諸如郭宗昌、王澍、孫承澤、方朔、郭尚先、劉煕載、楊守敬等人，眾口一詞叫好。
我歸納一下大致的說法：
一說此碑是漢碑第一或漢分第一，無美不備，獨如河漢，可望不可接，言之鑿鑿，推向極致。
二說此碑意境高邁，風格兼融，當在《乙瑛》、《史晨》、《孔宙》、《曹全》之上，藝壓眾碑。
三說藝術上別開一境，觸處生妙，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尤為奇絕。
四說由此碑入手，流麗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縱橫跌宕者亦無不可摹也，即說是臨習的最佳範本，諸如此類，說成了沒有瑕疵，任誰難比。
東漢隸書《禮器碑》在書史上排名顯赫，究竟美在哪裡？
我不欣賞這種絕對的論述、太過溢美之辭。藝術不比競技體育，立馬可分出三六九等，更不宜說誰為第一，誰是第二。
當然也有“天下三大行書”的說法，說《蘭亭序》第一，《祭侄文稿》第二，《黃州寒食帖》第三，我理解這只是個習慣排序而已，更多表示的是書作者的年代排序，以及師承、源流諸關係，但此論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也就約定俗成了。
其實三帖排列孰先孰後，真不好論，至今爭議之聲仍不絕如縷。因而，對古碑帖或書法先哲名流非要分出個一二三來，我是不太贊同的。
僅以隸書而言，以性情勝者，如《大開通》、《石門頌》、《楊淮表》等，以形質勝者，如《景君》、《魯峻》、《封龍山》之類。而《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這孔廟的著名“三碑”，我覺得應歸入平正一路，結體嚴謹，字法規範，寓奇險、疏秀於平正嚴密之中，屬於東漢晚期成熟之隸，各具特色，各臻其妙。
《禮器碑》自然應列入東漢隸書名品之列。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簡稱《韓敕碑》或《修孔子廟器碑》，東漢永壽二年（156）霜月，在曲阜孔廟立石。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二寸。碑陽十六行，行三十六字；陰三列，列十七行；左側三列，列四行，右側四列，列四行。
碑字數量多而完整，是研究漢隸的重要藝術資料。尤其它出現在隸書發展的全盛時期，筆法、字法、結體、章法俱已完備，氣勢氣象氣韻氣魄已然顯露，歷代將此碑奉為隸書之極品、上品，也是理所應當的。
東漢隸書《禮器碑》在書史上排名顯赫，究竟美在哪裡？
總體評看，《禮器碑》典雅雋永，骨力洞達，清勁寬綽，雍雅蕭散，瘦勁如鐵，變化千恣，達到高境。具體分析而言，也確有獨到玄奧之處。
一為用筆豐富。
清王澍《虛舟題跋》曰：“清微變化，無如此碑。觀其用筆，一正一偏，遊行自在，動合天機，心思學力，到此一無所用。”
《禮器碑》筆鋒觸處，逆入平出，筆鋒勁健，方圓並施，筆端多變，險峻爽利，力能扛鼎。
二則氣凝於內，遒勁剛健。
雖此碑筆畫較細，然細而不弱，鐵畫銀鉤，如錐行沙，率直峻厲，拙樸無華，線條質感超強。
三是結體奇異，橫勢為主，上下緊密，左右疏朗，平中寓奇，意趣橫生。
此外，此碑拉開了與俗書的距離，顯得高古、典雅，若從《乙瑛》、巜華山廟》、《曹全》等碑入手，往往容易寫“俗”，這也是多位名家的經驗之談。而此碑則不同。
往往用筆中側兼用，提按豐富，線條奔放飄逸，結體錯落有致，具有很強的書寫性、抒情性，臨摹此碑，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致於陷入“俗”的陷阱。
《禮器碑》碑石四面皆書，其碑陰、碑側的書法，定不可忽視。從藝術角度看，在這些地方書寫得率意自由，用筆變化更大。
無論字的大小，排列順序，更多地滲進了主觀意志，隨心而運，自然生髮，反而顯得活潑多姿，意態奇妙。
我們為什麼常去寫一些小品墓誌，去臨習刑徒磚上的字、殘紙破簡上的字，正是因為其天真爛漫，不拘一格，具有鮮活的生命狀態，這是我們孜孜以求但又很難達到的一種境界。
這也是我們為何在關注碑陽的同時，一定不能漏過碑陰之故的道理。如果感到上面寫的都是捐贈人的姓名、數目，輕易放過，那就太可惜了。
我看《禮器碑》的碑陰、碑側，點畫時而細密，字形扁方；時而跳躍，甚至粗獷放浪，不拘一格；時而添加些許漢簡、行草味道，顯得大異其趣，展現出浪漫主義的筆意雅韻。細細品評欣賞，反覆臨習，從中定會獲益，受到啟迪的。
當然，此碑並非處處皆妙，一好百好。正由於其碑線條之瘦勁纖細，雖線質並不弱，但有失雄渾豪邁，與《大開通》、《西峽》、《衡方》相距甚遠。
雖不乏異筆小趣，但與《楊淮表》、《石門頌》之拙趣實不能夠相提並論。還是那句老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東漢碑刻大都有迷人的奇特魅力，又有不遂人意處，不應求全責備，去苛求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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