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般若多心经》

“读碑”之《般若多心经》见刊(本报2018年4月18日第15期——编者注)后,有好几位朋友提出异议,此事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道得明白,所以一直没有回应。

首先感谢戴少华先生的批评意见,承他引述日本学者福井文雅的观点:“依据敦煌经卷及正仓院文书和唐代经录,《般若心经》在唐代并不略称为《心经》,而是称作《多心经》;法成所译大本《般若心经》亦如此。‘多’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而具有《心经》经题的经典甚多,为便于区别,遂保留‘多’字。梵文经题中有“hrdaya”一词,该词有咒文、真言、陀罗尼等义,所以《多心经》即表示‘以般若波罗蜜多的密咒为中心的经典’。”(图1)我说怀仁“佛学水平似乎有些问题”,确实孟浪;但我对《集王圣教序》附刻《心经》的解释,立场并没有改变。

再说《般若多心经》

图1 唐《崔茂宗墓志》中有“诵多心经”句

《圣教序》凡四次刻石,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楷书,在长安大慈恩寺;显庆二年(657年)王行满楷书,在偃师招提寺;龙朔三年(663年)摹褚遂良楷书,在同州;咸亨三年(672年)怀仁集王羲之书,在长安弘福寺。前三次都刻于玄奘法师生前,唯有《怀仁集王圣教序》在法师圆寂九年之后告成,也唯有此件《圣教序》附刻《心经》(图2)。

再说《般若多心经》

图2 《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的《般若心经》

弘福寺是贞观初唐太宗为追荐太穆皇后所建,玄奘法师从西域回国,曾在此译经,故寺主圆定提出在寺内镌刻《圣教序记》的请求,能够顺利获得皇帝允准。可以设想,无论怀仁的集字工作开始于何时,至咸亨三年落成,一定包含有纪念玄奘法师的意思在内。但按照刘淑芬教授在“玄奘的最后十年”中的观点,玄奘因为卷入政治漩涡,不仅晚景坎坷,身后葬事尤其凄凉。在如此环境下,这通《集王圣教序》的树立,自然是违拗于当时“政治风向”的举动。由此推论,既然不是纪念玄奘法师的“官方”活动,也就不可能获得官方的支持,所谓怀仁借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钩摹而成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在《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书中已经详细举证,怀仁集字使用的“工具书”,其实是由弘文馆搨书人赵模在贞观年间制作的《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利用《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来做集字碑,不改变字符大小最能节约制作成本,但太宗所撰《圣教序》和当时尚为太子的李治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两篇文章合计一千四百字左右,按照《赵模〈千字文〉》字体大小集字,所占碑面较小,气势偏弱。

增加文字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所以与《雁塔圣教序》相较,集王碑在太宗《圣教序》后,多出了这样一段文字:“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述三藏圣教序记》后,也多出一段:“治素无才学,性不聪敏。内典诸文殊未观揽,所作论序,鄙拙尤繁。忽见来书,褒扬赞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等远臻,深以为愧。”

这两段文字其实是玄奘收到《圣教序记》以后,分别给太宗和太子李治上谢表,所获得二圣之批答,谢表与批答都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按常理,《集王圣教序》完全可以把玄奘法师的两份谢表附录在批答之后,不仅满足增加字数的愿望,文气也更加顺畅。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应该如刘淑芬老师所揭示者,玄奘法师已经成为朝廷不愿提及的“敏感人物”。

两件批答在《集王圣教序》中仅占两行,碑石留下的空白尚多;能够与二圣御笔平起平坐的,也只有“佛说”了,于是添刻小经,这也是《集王圣教序》增刻《般若心经》的重要理由之一。此经是玄奘所译,监经大臣名单便顺理成章地刻上去,不仅多占用一行位置,“润色”字样更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算是一举两得。另外,当年佛光王(唐中宗李显)满月,玄奘进金字《般若心经》,也见法师对此经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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