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头条专栏读书工作室旗下产品，根据资料编写，非虚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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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联帮的帮众大都是社会烂仔，虽经陈启礼整治，却仍是一副烂仔的形象，走到街上，别人一看这样就知道不是好东西。张安乐套用了白道上那种阶层管理模式，确定了每位堂口大哥在帮中的作用，堂口以下还有一批小头目，像金字塔一样，层层相连却又互不干涉，但必须服从总堂的统一指挥。这套方法虽然实用，却也为后来竹联帮四分五裂埋下了隐患。
他还专门组织手下去学习，向他们灌输上流社会以及为人处世的观念，教他们待人接物的礼数，把他们手上的破表换成金表，布鞋换成皮鞋，牛仔裤、T恤衫也换成了西装领带、名牌衬衫。并改变原先的黑道口语，改用正常的语言交谈。在张安乐的一番辛苦整顿下，新老竹联帮弟兄一个个沐猴而冠，为人练达起来，且帮派意识初步成熟，不再像过去一样散漫，不听指挥。
频繁的械斗使几个帮会消耗了大量的元气，相互之间谁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彼此都不愿意就这么干耗下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面子，为了帮威，他们都不愿屈服于对方，唯有继续往下死撑。
一场场械斗使陈启礼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已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台湾，要想发展帮派势力，必须找出另外一条路子。
一天晚上，陈启礼和几个兄弟喝酒喝到半酣时，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大哥”，坐在陈启礼身边的张安乐说：“其实帮会和帮会之间，就像西方国家的各个党派一样，不能以火拼的形式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想发展的话，要取决于帮派之间是否和平共处。”
“什么？要我们和他们……”一旁的吴敦听到后火了。（作者注：吴敦，绰号“鬼见愁”，1949年生，台湾台北市人。台湾著名影视人，台湾长宏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是台湾竹联帮总护法，也是“江南案”的主要执行人之一。）
“别急，让他说下去，”陈启礼说。张安乐的很多建议都是相当不错的，这几年来竹联帮的稳步发展，张安乐功不可没。
张安乐喝了一口酒，说道：“这段时间来，几大帮会都通过打拼的方式想壮大自己的实力，结果呢？不但没有壮大，反而削弱了不少，大家都在道上混，没有必要再这样斗下去，其实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白道上的那些人，如果大家能够消除以前的恩怨，联起手来，划分好属于各自的利益范围，遵守道义，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了。”
听张安乐这么一说，陈启礼顿时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大家不能消除隔阂，共同发展呢？可是由谁来牵这个头？如果要“城哥”和“蚊哥”他们出面，虽然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那样一来，长脸的不是竹联帮。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尽管他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却打定主意要试一试。
他在主动让出一大片地盘的同时，向昔时的冤家对头伸出和解之手。
在陈启礼的主持下，台北市几十个有势力的帮派老大在民生西路的大和圆酒家聚合。商讨如何解决黑道恩怨、共同谋利、共同发展等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实质性问题。
为以防消息外泄，酒楼打烊，不接外客，另外还有一批竹联帮弟子扮成路人在街道上闲逛，不允许陌生人靠近酒楼。
这次黑帮老大的聚会虽然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但却彼此达成了某种共识，不再向过去那样凭义气用事，做些无利可图的争斗，即使有了仇恨，也是请中间人，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一时之间，台北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在此之后，陈启礼经常以中间人的身份现出在黑道的纷争上，只要他出面，黑道纷争立刻停熄。
由于讲义气，讲道理，热衷于主持公道，陈启礼在台北黑道声名鹊起，地位日重，成了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连“城哥”和“蚊哥”那样的黑道大佬也对他刮目相看。
就在陈启礼踌躇满志，欲宏图大展之际，他最亲信的人，“赌博郎中”陈仁背叛了他。
1970年7月初，曾是竹联帮账房先生的陈仁，携了600多万帮会的公款逃到了台北市刑警大队寻求庇护。陈仁为什么叛帮，陈启礼不想知道原因，也可以不去深究，至于那600多万，他也可以不要，但陈仁临走时拿的那一本帐簿，可是他的命根所在，帐薄上不但清楚地写了历年来的一些黑账，而且还有竹联帮进行地下生意的明细帐。如果帐簿一曝光，无疑会给竹联帮带来致命的一击，使他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他不顾张安乐的劝阻，找来帮内一等一的杀手张如虹，要不择一切手段和代价杀死陈仁，拿回帐簿。他本来可以要他身边的保镖黑头荣去干这件事，但黑头荣跟在他身边出现在各种场合过，万一杀陈仁时露了脸，会对他更为不利。张如虹只是“灰鸭”柳茂川的“战斗堂”中训练出来的杀手，就算被人认出，也可以不承认是竹联帮的人。
“不要用枪!”陈启礼一再交代张如虹，“因为枪有声音，容易引来条子。”
另外，陈启礼又亲自从“战斗堂”选出几位好手作为张如虹的助手。
但陈启礼万万没有想到，陈仁还算是一个够义气的人。尽管陈仁掌握了大量竹联帮从事地下生意的犯罪证据，却没有背叛竹联帮的意思，只透露过一次黑帮老大集会的消息。陈仁自知如果长时间在陈启礼身边干下去，终有一天要露馅，何况“白狼”张安乐早已怀疑他“私吞公款，做假账”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竹联帮，这600多万只是他在竹联帮两年多时间来所赚的钱的一小部份，至于那本帐簿，则是他的保命符，只要他不把帐簿交给警方，竹联帮就没事，就算陈启礼要找他算帐的话，也会有所忌惮。
等过了这段时间，请“蚊哥”出面(陈仁在赌场里混时，早就认识许海青)，化解他和竹联帮的恩怨，大不了将钱和帐簿还给陈启礼，因为他认为陈启礼是个“讲道理”的人，但他失算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陈启礼只想尽快暗中摆平这件事，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和他去“讲道理”。
一个多月后，自以为平安无事的陈仁在四海帮的地盘——西门町，被张如虹等几名杀手袭击。重伤之后的陈仁尽管奄奄一息，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陈仁将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向警方全盘吐出。
这就是一度震惊台湾黑白两道的“陈仁事件”，一时间台北各家媒体纷纷追踪报道此案的幕后真相，报纸上首次出现了“黑金”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局面。
“陈仁事件”使台湾卷起一阵不小的风浪。1970年9月，陈启礼放弃了张安乐要他出逃的念头，依然继续做他的生意。在当局迅雷不及掩耳的清剿中，他和帮内的许多大哥一同落网。竹联帮受此重大打击，倾刻间四分五裂，成了一盘散沙。见竹联帮遭此大劫，其他黑道帮会也是人人自危。
同年10月，陈启礼被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判刑6年。
陈启礼已经入狱，却在监狱中遥控着外面的一切。竹联帮虽然被抓了不少人，但周榕和张安乐他们，由于事先离开了台湾，安然无恙，风声一过又回来了，各自开始按着陈启礼的意思，收拾烂摊子。
张安乐虽然雄才大略，但资历不深，难令以周榕为首的老竹联帮众臣服，那帮人极力排挤他（这也是导致张安乐彻底离开台湾，去美国发展的原因）。在陈启礼和柳茂川等人的协调下，大家表面上相安无事，但仍然心存间隙。
周榕虽说和张安乐不和，但却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他自有他行事的一套。自从陈启礼等一批竹联骨干被管训之后，当局清剿竹联帮时竹联帮虽四分五裂，但他在柳茂川等人的协助下仍将竹联帮聚拢来，仍旧开赌场、办公司、拍电影，且生意越做越大。
在做期货生意时，周榕结识了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重要成员永野一郎和户记千秋等人，并很快和“山口组”联手起来，在台北敦化北路国泰金融中心买下两层楼面，办起了“香港恒生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并且邀一些和竹联帮有关系的官员入伙做生意。
就在竹联帮的实力逐渐恢复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连监狱中的陈启礼都意料不到。（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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