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李曼宜
於是之是中國話劇的代表人物，曾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副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戲劇家協會主席等職。自1951年排演《龍鬚溝》以來，在1957年排演了《駱駝祥子》，後來還有1958年的《茶館》、1978年的《丹心譜》、1985年的《洋麻將》等。此外，於是之在電影方面的代表作有1959年的《青春之歌》和1984年的《秋瑾》等。演藝生涯之餘，還著有《於是之論表演藝術》《演員於是之》等。
近期，於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將她和於是之之間的演繹故事和生活故事撰寫成回憶文章，結集為《我和於是之這一生》。94歲的她，用文字記錄下了風波迭起、世事滄桑中的相依相伴。全書從1949年相識相知相愛開始，一直到於是之晚年以來，60餘年的個人命運、家族往事和表演生涯。
在《我和於是之這一生》中，還特意講述了著名話劇《茶館》首演與復排的往事。一直到晚年，於是之記憶力衰退之際，仍舊不時對李曼宜說：《茶館》不應在話劇舞臺上消逝。
《我和於是之這一生》，李曼宜 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茶館》的首演與復排
文丨李曼宜
1958年3月29日，老舍先生的《茶館》首演，演出效果很好，受到專家和觀眾的好評。曹禺院長曾讚歎《茶館》的第一幕，說：“那是經典啊。”可沒想到，當這個戲演出了四十九場後，也就是7月10日那天，一位文化部的領導來看戲，事後召開了院擴大黨委會，在會上卻批評了劇院的領導，認為“在組織創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掛帥，而是專家掛帥’‘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內容，有點過多地追求形式’……”，還說，焦菊隱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論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教條主義”……總之，這樣一出好戲就被停演了。
接著，劇院就忙著安排了幾齣“政治掛帥”的戲，如《烈火紅心》《青春的火焰》《難忘的歲月》等等。老舍先生也在8月間又拿出了他的新作《紅大院》。是之則積極參加了《紅旗飄飄》的趕排（他演黨委書記），這出戏在8月26日就上演了。9月12日這天，周總理來看演出，散戲後，是之等人陪著總理走上舞臺時，總理對他們說了一句話：“《茶館》改一改還可以演嘛。”總理說這句話的聲音並不大，但聽到這句話的人，內心都感到一陣驚喜，大家明白這出戏又有救了。記得是之在那天散戲回家後，忍不住內心的興奮，把這個信息跟我說了。他說：“也不知總理怎麼知道的這個戲不讓演了。”
《茶館》要改，怎麼改？說是要“加紅線”，而這“加紅線”的工作老舍先生是不會做了，於是這個艱鉅的任務就落在了童超、英若誠和是之的身上。那時劇院正忙於研究國慶十週年獻禮的劇目，《茶館》復排的事情就被拖了下來，並且一拖再拖。直到1963年年初，復排《茶館》才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59年7月是之被選為劇院黨委委員，同時也是藝委會的成員。他在演出創作的同時，還負責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段時間，是之很是忙。他演了老舍先生另一部新作《女店員》；還被借調到兒童藝術劇院演了《以革命的名義》，並拍了舞臺紀錄片；趕排了電影《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此時他還寫了個劇本《花開遍地萬戶香》，後來在劇院上演了；他和梅阡被派去協助曹禺院長創作《膽劍篇》……
青年王利發，1979年。蘇德新攝
1962年，為了排朝鮮的話劇《紅色宣傳員》，是之和劇中幾個主要演員去朝鮮體驗生活。回來排戲，年底就開始演出了，演了有一百多場。1963年，一些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陳毅、彭真等同志都來看過，稱讚這是一出好戲，要多演。與此同時，被停演多年的《茶館》也開始復排了。
然而，這次《茶館》復排又是“生不逢時”。就在他們忙於重排的時候，文壇傳來新消息，說上海發表了“大寫十三年”的講話，提出“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還說：“天上的（神仙的）、地下的（死去的）都不看了，要看十三年的。”人藝的演員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復排著《茶館》。
這年的4月7日，《茶館》——這個“不寫十三年”的、算不上“社會主義文藝”的戲劇，終於再一次上演了。報紙上不做任何報道，也沒有任何宣傳，《茶館》就在沒有一條消息的情況下，默默地演過來。許多同行都替人藝擔著心。演出前，連排兩次——彩排一次及一次首演，老舍先生都去了，但他沒去後臺，也沒有跟演員們說一句話。當時不僅演的人擔心，一些熱心的朋友也替他們捏把汗。是之曾和我說，藍馬看完戲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啦，你們還敢演這樣的戲？！”
後來，周總理在4月召開的文聯會上做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提倡文藝反映現代生活，但不能把古代和近代的一筆勾銷，不能只侷限於寫十三年。”不久，周總理來看《茶館》演出，跟焦菊隱先生談道：“《茶館》這個戲沒問題，是一出好戲。”總理看戲時曾對老舍夫人胡絜青說：“青年人沒有親身經歷過舊社會，不知道舊社會是什麼樣子，老舍先生的《茶館》能讓青年知道‘人吃人’的舊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是多麼可怕。”總理講這段話時，實際是在戲演了若干場後的7月。這一次《茶館》共上演了五十三場。
中年王利發，1979年。蘇德新攝
…………
是之在病中記憶力雖在衰退，但有一件事卻始終忘不了。還在1998年，他總是念叨著《茶館》應該重排、重演，但一直聽不到什麼消息，有時就很煩惱。我當時勸他：“現在要想真正做成一件事，是非常困難的，不能著急。”就在那一年的6月22日，我根據他斷斷續續說的意思，整理出來一段話，他看了也同意，想有機會拿給劇院的人看。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當時劇院的院長劉錦雲來看望他，他特意把劉錦雲拉進書房，就是想說《茶館》這件事，但他越著急話越說不清楚，他也不記得有我給他整理的那段話了。人家呢，很忙，只是看望一下，沒時間坐下長談。這樣，這件事就又沒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現在我想把當年他要說的那段話抄錄在這裡，算是“立此存照”，也是一個紀念吧：
1992年7月隨著《茶館》的告別演出，我不僅離開了舞臺，也離開了我多年工作的劇院。人退休在家，腦子閒不住，多年的一個願望一直縈繞在我的生活中，我似乎是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它。
老舍先生的《茶館》，現在無可懷疑地被公認為藝術精品，不僅在我國話劇史上堪稱經典之作，而且也得到世界上戲劇朋友的承認。像莎士比亞、莫里哀等大戲劇家的作品一樣，一出《哈姆雷特》《吝嗇人》能有各種各樣的演出，那老舍的《茶館》怎麼就不能呢？就我所知，在香港、日本、美國都有朋友嘗試著演出過片段，而我們國內卻偏偏沒有，可能是顧慮重重，困難重重，無人問津。明知其不可，我還是想——日思夜想——《茶館》不應在話劇舞臺上消逝。這樣的精品，應讓更多的人看到它。
1998.6.22
根據是之的意思記下
1999年我們住院時，有一次劇院的同志到醫院看他，告訴了是之劇院的好消息：一個是劇場要大修，他聽了很高興；再一個就是劇院真的要復排《茶館》了。他一聽《茶館》要復排，兩眼就放光，好像那一剎那他又明白了。後來，又有些朋友來看他，也說起《茶館》要復排的事，他都能聽得進去。
本文摘編自李曼宜《我和於是之這一生》（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由出版社編輯授權刊發。
摘編丨吳鑫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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