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慧的人754
可是，我看到現在大學裡尤其是文史哲學科中，老師教學生的時候，有太多的隨意、任意和輕易。這也許讓學生感到很輕鬆，可是，如果譁眾取寵可以獲得好評，如果信口開河可以博取掌聲，如果牢騷諷刺可以贏得喝彩，那麼人文學科教育最好的結果，可能只是培養了一大批“名嘴”和“清客”。我說的這些，看上去都是常識，可是常識卻恰恰是基礎，而基礎最容易被忽略。 人文學者應充滿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 當然，在這樣的專業知識基礎上，你再談論那些宏大的精神、認同、人格、素養等，彷彿才有力量。專業學術知識往往是你說話的“信用”基礎，有如銀行要想讓人覺得它可靠，得有龐大的資金基礎作保證。在此之上你所說的社會意義，才如同可以兌現的“存款利息”，讓顧客願意交錢存款。如果你和普通大眾一樣，沒有知識和專業背景，憑什麼讓人相信你說的？如今所謂在媒體上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公信力往往來自他是“教授”、他是“專家”、他有“知識”。 當然，我們除了需要人文學科守住專業的底線之外，更希望人文學者能夠介入社會生活，深入大眾領域，提出有意義的話題。回顧歷史，可以反思的是，為什麼歐洲16～18世紀的人文學科如此興盛？為什麼那個時代的人文學者不需要自我焦慮與自我辯護？就是因為在那個歷史的變動時期，他們始終在批判、在追問。他們批判的，是人們希望批判卻沒有能力批判的；他們追問的，是人們希望追問卻無從追問的。他們提出了走出神學籠罩時代的種種命題，論述了理性、自由、科學的價值和民主的政治等等。在那個時代，他們影響了大眾，反過來也確立了自身學科的價值。 曾經，中國也有過這樣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為什麼是人文學者一呼百應，能夠提出話題、影響公眾？這些當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應當做的事情，特別是當你的嘴巴沒有被封起來，你的大腦還能夠自由和獨立思考的時候。我一直在說，人文學科不僅要有充滿現實關懷的人文課題，要有重建批判精神和思考的能力，也要有高明的學者去佔領文化傳播的領地。可是，如今的中國人文學者能夠有這樣的話題嗎？能有這樣的影響力嗎？就算你有這樣的能力與話題，現今社會允許你放言高論嗎？就算讓你暢所欲言，你有傳達和發佈的渠道嗎？英年早逝的Bill Readings在其遺著《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中說，大學本來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文化傳統的，本來是與“展現權力和秩序”的國家意志史衝突的，在這樣的衝突下，大學人文學科才呈現出它的意義並且受到重視。可是，當它也匍匐在政治權力意志之下，鸚鵡學舌亦步亦趨的時候，它就不再是一個自由的異常聲音，而成為權力意志指揮的嗡嗡合唱聲中的一個次要聲部，當然沒有人會關注。本來大學應當是一個純淨的知識世界，可是，現在不僅各種負面新聞把大學弄得聲名狼藉，而且充滿商業和政治氣味的媒體，也已經把大學的人文學科像扭麻花或擰毛巾似的弄得變形，而且他們的發言背後充滿了種種動機。 那麼，人文學者還能感動中國嗎？難怪有《桃李》這樣的小說。 人文學科要建立自己的知識基礎 我在大學教書，這些年看到大學的人文學科確實在漸漸衰落。 我們拿什麼來拯救人文學科？請原諒，我還是要再回到最底線、最起碼的話題。儘管上面講的社會關懷、人文精神、自由意志、追尋真理都很好，但是“萬丈高樓平地起”，我仍然覺得要呼籲人文學科建立自己的知識基礎。記得前幾年，我曾經驚喜地看到在某著名大學有這樣一門課程，叫做“人文學科導論”，我滿心以為這門課可以解開我對人文學科的內容的疑惑，可是仔細一看，它說人文學科是“智慧”，具有根源性、歷史性、特殊性、綜合性、經典性。這種空洞的說法聽完之後，你知道人文學科是幹什麼的嗎？我只是倒抽一口涼氣。 不要怨天尤人，首先自我反省。有句老話說，“打鐵還需身板兒硬”。所以，首先需要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學科的狀況。如今，不僅我們的學科內容變得如此空洞無力，而且我們在大學的教學也漸次有如浮雲。譁眾取寵的插科打諢成為當紅的課程，坐在雲端不著地的空談高論成為時尚的風氣，以一知充百知的批評撐起橫掃千軍的高調，鑽頭覓縫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成為表現自己高明的捷徑。一些人若干年一貫制地念誦早就落伍的教材，一些人則乾脆滿嘴跑火車，根本沒有教學計劃，把傳授知識變成清口或相聲。本科、碩士、博士的知識和課程根本沒有必要的進階，好像可以坐電梯，“上上下下地享受”，而一些本來不需要在大學訓練的文人風雅，卻成了大學最受歡迎的學習內容。如果大學人文學科開設的就是這樣的課程，那麼何必專門花4年、7年甚至10年的時間，焚膏繼晷地苦苦學習？如果大學人文知識就是這些業餘可以模仿習得的東西，那麼何必還要這些擁有博士、教授頭銜的人在這裡坐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