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赵渡镇（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晚清重臣。阎敬铭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热心地方公益，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他曾临危之际，受命督察山西赈务，又在家乡倡办丰图义仓，被慈禧太后封为“天下第一仓”，救活家乡人民无数，又因缺钱力谏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被革职，却赞下了八百万两白银，救大清于危难，并赐“龙虎”二字，有“救时宰相”“布衣廉相”之称。
阎敬铭（1817~1892）
不过关于阎敬铭督察山西赈务时，在山西的一些地方如运城等地，至今却依然被不少人所误会，阎敬铭甚至被称为“阎罗”，安邑（近运城盐湖区）一带并有“太原有幸遇曾佛，河东无命遇阎王”的谚语流传，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本文希望能够有所探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运城《村社灾情碑》记载了当时的灾情
1、 关于丁丑奇荒
丁戊奇荒是一次旱灾饥荒，指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1876—1879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一次特大灾荒，因1877、1878两年灾情最严重，而这两年分别为丁丑年和戊寅年，丁戊奇荒因此得名，其中山西河南灾情最重，山西自1874年已开始干旱，灾情更甚。
因为此次灾情之重，影响之广，影响晋冀鲁豫陕黄河流域五省，而后续紧接着蝗灾、瘟疫等，更是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接死亡灾民达到一千万人左右，受灾人民更是达到两亿人之多，近200年之所未有，所以被称为奇谎。
2、阎敬铭在山西赈务中的策略
危难之际，时任工部侍郎的阎敬铭于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被封为钦差大臣，前往山西督察赈灾事务，当时山西巡抚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而阎敬铭被慈禧太后派遣的主要原因就是阎敬铭本人非常刚正且擅长理财，解决了朝廷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
从这一点来看，曾国荃才是赈灾的主要负责人和责任人，而阎敬铭的主要职责是督察赈灾事务。
阎敬铭（左）与曾国荃
从当时的赈灾情况来看，清政府可谓倾尽全力，主要途径有：开放义仓社仓赈灾、调拨赈灾粮赈灾银，动员社会募捐，允许洋人赈灾。但与灾情相比，这些赈灾显得杯水车薪，最后曾国荃都没办法了，甚至带头祷告上天祈雨。尽管整体上赈灾没有成功，不过此次赈灾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大灾却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灾民起义和暴动。
在此次赈灾中阎敬铭的主要策略是：
首先：微服私访详细查看灾情，对其中有舞弊、克扣的情形，进行严惩：
至今在山西一带都依然流传着“布衣宰相”的传说。相传，阎敬铭一到山西，就马不停蹄四处走访，为了保持和群众一致，便身着粗土布衣裤，微服查看灾情，调查赈灾实际情况。没想到因为他的带头，竟然引起官员们纷纷效仿，甚至引起土布价格上涨。
经过他的辛苦考察，发现许多官员在统计“赈籍”（统计灾民人数、贫困程度的登记册）时，并从中渔利：或有报名，但不登记，或已经领了救济银粮，但有克扣；此外还有施粥时暗地克扣赈灾米粮，发放的粥稀汤寡水，极少见米粒等情况。阎敬铭暗访并详查后，对相关官员都予以了严厉的惩罚。
其次，为了整顿赈灾吏务，阎敬铭向朝廷举荐了得力干将参与负责赈灾银粮的发放工作。
在阎敬铭来之前，山西的吏治相当腐败，而赈灾中赈灾银粮的管理和发放最为关键。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阎敬铭更是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为确保发放到位，阎敬铭经过慎重考察，向朝廷举荐了翰林院编修李用清和兵部主事王炳壇等实心任事、明干公正的官员协助他，并组织他们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三，在上述努力下，通过查处“段鼎耀舞弊案“肃清了赈务吏治。
阎敬铭通过详查赈灾资金账目，查出山西吉州知州段鼎耀将本应早早发放的四千两赈灾银扣下迟迟未发。后经人举报查实，原来他借口南方省份的粮食便宜，派人采购，把其中的三千两寄回江西老家，实则中饱私囊。同时还发现他私藏救济粮，囤积起来以便高价抛售。阎敬铭将查实情况后，便立即上奏朝廷，段鼎耀被处于死刑--“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此案件对地方官员起到了震慑作用，大小官员再也不敢从赈灾银粮中饱私囊。
3、阎敬铭在山西赈灾中理财思想的应用
此外，阎敬铭还发挥他“大清第一理财家“的智慧，运用经济思想，有效赈灾。
例如阎敬铭派人到没有发生灾情的湖北、安徽、宁夏等地买粮入晋，将赈灾银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又奏请朝廷将湖北、江苏等地未提入京的六万余石漕米悉数调入山西；还奏请裁减山西、陕西等省差役，使灾情逐步缓解。
影视剧的阎敬铭
正是由于阎敬铭的正直廉明，执法严格，使得赈灾款粮发放及时到位，灾情也得到缓解，也受到当地老百姓交口称赞。
不过也正是因为阎敬铭异地购粮赈灾这件事，有悖往常赈灾做法，历史上多有争议。
从正常人来看，赈灾就是要及时把赈灾银粮发放给灾民，灾民或者有了粮就不会被饿死，或者有了银子去购买粮食维持生存。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局部灾荒情况下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不理解阎敬铭为什么这样做，认为正是阎敬铭这样异地购买粮食，延误赈灾时间，导致很多灾民被饿死，以致山西运城等地民间将阎敬铭误会，称他为“阎罗王”。
从理财--经济学角度看，会发现阎敬铭这样做自有其背后的道理和智慧：
一般而言，饥荒年代粮贵银贱是基本常识，由于此次饥荒旷古未有，持续时间之长，民间粮食早已耗尽，米面已经贵到极点，而且往往也是有价无市，即使有商家有少量存粮，也不会卖，所以即使朝廷给了赈灾银，也没法花，到了地方也买不到粮，即使给了灾民，也不能填饱肚子。
所以这个时候拿着赈灾银到灾区不但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反倒会起反作用，因为大量银子投入市场，等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将会导致货币贬值，其结果却是导致粮价进一步上涨，反倒害了灾民。
关于当时的粮价，阎敬铭在其与丁宝桢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提及：
光绪三年(1877),在十一月初五日给丁宝桢的信中,阎敬铭提到：“斤面制钱六十余文,平时二十文”。之后,在次年的二月十七日给丁宝桢的回信中,阎敬铭也谈到了当时的粮价：“晋土现在斤面百六十文,银价一千二、三百文。”
有关粮价的极点,见于阎敬铭在三月十四日给丁宝桢的回信：“斤面百六、七十文,极矣！”在五月二十一日给丁宝桢的信中,阎敬铭说：“斤面百余文,尚可渐落”。
阎敬铭在这几封信中,描绘出了一幅当时粮价的变化曲线,，表明他时刻以一个理财家的视角思考着这场灾难如何解决？
阎敬铭正是以其敏锐的理财眼光，提前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派人到周边没有发生灾荒的地区以远低于灾区的价格采购粮食，再运到灾区更为经济且有效，既不会破坏两地的市场，也不会让赈灾银缩水。虽然尽管这样一来，看似赈灾银、粮食发放到灾民手里时间有所延后，但是却拯救了更多的人。
这样看来，阎敬铭的赈灾做法非但没有错，而且是实实在在解决赈灾的真正良策，也正因为这一点，当阎敬铭完成山西赈灾使命后，其成绩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认可和赏识，被任命为户部尚书。
在《清史稿》中对阎敬铭督察山西赈务这样描述：
“光绪三年，山西大饥，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
其结论是：“佐平大难”四个字。
阎敬铭被誉为“救时宰相“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清史稿 阎敬铭传》
《光绪丁戊年间阎敬铭丁宝桢曾国荃往来信函中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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