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新政”是明朝后期一次可贵的革新，其主角是当时明朝文官集团中的一个精英群体，而隆庆皇帝本人则是一个重要的配角。

这个成大事的文官精英群体之所以得以形成，与此前嘉靖皇帝特殊的个人嗜好以及对待皇储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嘉靖皇帝早年有过短暂的励精图治，明帝国在他统治初期一度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但是跟历史上许多皇帝一样，嘉靖也未能做到慎始慎终，他早早地执迷于修道求仙的妄念之中，甚至以“扶乩”这种极不靠谱的占卜术来裁决国政大事，并热衷以所谓的“青词”文章与上天神明进行“沟通”。为此，嘉靖重用的大臣中不少人都是写青词的高手，夏言、严篙、李春芳、徐阶等阁臣皆被讽为“青词宰相”。

而到了晚年，嘉靖愈加痴迷于从“祥瑞”中获取精神刺激，以寻找所谓上天所赐“仙物”或“仙药”为乐事。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嘉靖曾在卧室的被子和桌案上发现药丸，认定那是上天赐给他的“仙药”，特地颁下谕旨说“朕所常御褥及案上有药丸各一，盖天赐也”，并指示礼部为他筹办谢天大典。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久而久之在嘉靖朝廷中得志的人，便皆是以“赞玄奉道”为升官法门的附庸之辈。而那些真正坚守本心的人也就只能退避他处，当时身为皇储的裕王府邸就是这一类人的重要聚集地。

蛰伏在裕王府中的文官精英

嘉靖的长子朱载基、次子朱载壡皆早夭，裕王朱载垕于是以第三皇子的身份，成为一部分文臣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皇储。但是嘉靖却因为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对这个儿子倍加冷落和猜疑，其皇储地位也一直受到四弟朱载圳的威胁，而朱载圳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大权臣严嵩。

这种不受皇帝待见、又被权臣排挤的局面，反倒使裕王府成为那些不愿“赞玄奉道”的有志文臣们，栖身蛰伏以待时机的好去处。于是久而久之，裕王府中便聚集了一群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而真正能成大事的人，其中的高拱、张居正、陈以勤、殷士儋等都是后来隆庆内阁的重要成员。

高拱、陈以勤曾以侍讲的身份陪伴裕王九年之久，裕王与他们的关系犹如永乐的太子朱高炽与名臣杨荣、杨士奇之间的关系，都是亲身经历宫廷争斗、共同面对血雨腥风的生死之交。张居正、殷士儋也曾同样栖身裕王府，都与裕王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正是有这些人的辅助以及严嵩政敌徐阶的帮助，裕王朱载垕在大明朝即将迎来200周年国庆的前夕，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年号为“隆庆”。但这位新皇帝所面临的局面着实不容乐观，当时的国情用张居正的话说是“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麈屡警”，用海瑞的话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总之就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烂摊子，大明朝的国运至此已是大可危了。

最理想的“领导”和最重要的“配角”

从秉性上来讲，嘉靖皇帝长达二十年的怠政并非是因为他懒，在不上朝、不议政的表象之下是他对大权的牢牢独揽，他的怠政实际上是心性上的“倦”，是一种居其位不肯谋其政的严重不作为。按这个标准来看，继位的隆庆皇帝也是不作为的，但隆庆的问题则恰恰是他秉性上的懒惰。与他的父亲嘉靖相比，隆庆不仅治国理政的能力极度有限，参与朝政的热情也严重缺乏。

但皇帝是一个神奇的职位，能力超群的隋炀帝可以弄丢大好江山，而不满十岁的顺治帝却能成为清朝入关的开国之君。所以，有的皇帝是靠自己能力创造功业，有的皇帝是靠自我德行赢得赞誉，还有的皇帝则是靠个性撞上大运。隆庆皇帝正是属于这后一种，他无条件地信赖高拱、张居正等人，让这群挺过了嘉靖朝大风大浪洗淘的最终佼佼者放手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这位隆庆皇帝几乎不过问任何政事，也绝少发表任何的主张，即使是将臣僚的奏章交到他手上，他也只是“略览一二，亦有全不览者”，甚至在临朝听政时也是事无大小地皆由“阁臣拟令代答”。毫不夸张地说，隆庆皇帝的懒惰不仅表现在对朝政的漠不关心，更表现在他对身为皇帝的权威与颜面的毫不在乎，不论臣僚如何劝谏都全然不为所动。

那么他的精力都是怎么消遣的呢？答案是对女色的深度沉溺。身为皇储时的谨慎，对待王府旧臣的仁义，以及继位后自我放纵的懒惰与好色，是概括这位隆庆皇帝性格品行的关键词。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是一位无所作为的差劲皇帝，但正是这样一位不要面子、不玩权术的皇帝，对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重量级的治国高手来讲，则恰恰是一位最理想的“领导”和最重要的“配角”。

徐阶、高拱、张居正开启隆庆革新的大业

真正拉开隆庆新政大幕的人是探花爷徐阶，这位在嘉靖时期常年与严嵩虚与委蛇的“青词宰相”，是一位通晓正邪路数、能屈能伸能斗的重量级人物。他使诈的本领青出于严嵩之上，也是他最终瓦解了嘉靖皇帝的驭下之术，在嘉靖暮年实现了对朝局的掌控，并亲拟嘉靖遗诏与新君登极诏帮助裕王朱载垕顺利继位。

徐阶为隆庆所拟写的登极诏就是一篇除旧革新的施政宣言，宣告了革除嘉靖时期弊政的多项政策措施，内容包括更革嘉庆时期的礼制、平反和召用既往因上书建言获罪的官员；在体恤民生方面则是撤回嘉靖时期派往各地的织造、采办、烧造官员，并进行大赦和实施赋税豁免；在整顿吏治、刑狱和边务方面，也都提出了许多有力度的举措。

这些施政举措在隆庆皇帝继位伊始便有条不紊地推行，为隆庆新政的开张拉开了大幕。但徐阶在拨乱反正和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他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因而常常劝阻和干涉隆庆皇帝的私生活。这招致了隆庆皇帝的厌烦，于是徐阶在隆庆二年（1568年）选择退休。此后不久，高拱重新进入内阁并随后成为首辅，与裕王府时期的老同事张居正组成黄金搭档，俩人携手合作将隆庆新政推向高潮，大明朝再现了久违的文官精英群贤治国的盛况。

在这个过程中，高拱与张居正做出了两个关键的决策。

其一是更改了徐阶对嘉靖皇帝一味否定和批判的做法，高拱和张居正一分为二地对嘉靖皇帝的贡献和能力予以了肯定，并停止对嘉靖朝因言获罪官员的恤录，避免这种不加澄辨的平反在官僚群体中引发新的动荡，由此实现了良好的君臣关系以及文官集团的稳定与团结，以明朝文官精英的顶级政治智慧为隆庆新政的深度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是更改了徐阶那种期望以劝谏君主使君主贤明来实现天下大治的模式，高拱和张居正以更高的胆识、更大的勇气以及更多的手段和措施来实现朝廷政治的刷新。正是这个重要的改变，使得大明朝在垂暮之时迎来了由内到外群贤治国的盛况。

比如在“隆庆开海”这项新政中，由于禁海政策是自朱元璋时期就定下的国策，因而在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官员奏请开海时，时任内阁首辅徐阶是反对的，但高拱、张居正等人则力主隆庆皇帝同意这一奏请。他们看到了禁海与倭患之间的关联并敢于做出改变，通过开放海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以此挤压倭寇之流的海盗走私集团的生存空间。同时，高拱又大胆任用进士出身的殷正茂主持东南军务，以有效的武力手段平息残余的倭患和边匪。

再比如在“隆庆和议”这项新政中，经略边疆的王崇古在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下，做足了与俺答进行和议的前期工作。到了最后的朝堂决策阶段，高拱和张居正毅然顶住诸多守旧王公大臣的反对，促成了“俺答封贡”的实现，结束了明蒙长期战争对峙的局面。可以说，正是以居内的高拱、张居正，居外的王崇古、殷正茂等人为代表的一群文官精英，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务实的办法结束了长期困扰明帝国的“北虏南倭”问题。

“隆庆新政”的成就与影响远远不止所列举的这一两件事，这一革新局面的出现源自于嘉靖时期黑暗政治逆向对文官中真正精英的淘选，也离不开朱载垕这位差劲皇帝的极大程度配合，正是他性格中的谦和、宽仁以及懒惰，给了这群文官精英们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治国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