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吳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亂開始。起初，吳三桂東西兩線並進，進展順利，迅速攻佔華中、西南、西北大片地區。然而奇怪的是，握有戰場主動權的吳三桂率東線主力攻佔岳陽、湖口、長沙等戰略要地後，沒有直接渡江問鼎中原，反而採取守勢，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為後來吳軍覆滅埋下伏筆。
別看打了一輩子仗，但吳三桂在看待清軍戰鬥力的問題上卻很矛盾。一方面，他率10餘萬兵馬長驅直入華中，清軍卻“五千裡無只騎攔截”（這也與當時駐防長江以南的地方守軍多系綠營兵有關），因此助長了叛軍氣焰。另一方面，吳三桂內心始終畏懼滿洲八旗兵。
當手下將領要求渡江北進時，吳三桂竟然說，“你等不知虛實，我與他（指八旗軍）同用兵多年，其騎射是最不可當的”，還“語重心長”地告誡部下：“我們依山阻水，還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們如何敵得過他？” 值得注意的是，吳三桂發動叛亂時，當年隨他降清的關寧鐵騎在數十年南征北戰中早已損失大半，其麾下官兵主要來自平定川滇貴期間收編的李自成大順軍、張獻忠大西軍舊部（原隸屬李定國和孫可望）。
這些人儘管驍勇善戰，但因當年沙場上領教過八旗軍的厲害，也普遍對後者存有恐懼情緒。史載，商人喬士增到過吳軍兵營，據他後來向清軍報告，叛軍從將官到士兵，都對八旗兵“害怕得緊”。
搞笑的是，當時清軍高層看待吳三桂也如同“戰神”一般，寧可在長達數載的時間裡與對手“劃江而治”，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交戰雙方都“不明覺厲”，這可真應了那句老話：麻桿打狼兩頭怕。那麼，康熙時期的八旗軍戰鬥力究竟如何呢？
按照清代兵制，清廷將八旗主力集於京師，平時鎮守中央，有事調發出征。三藩之亂時，康熙將駐防京師的12萬八旗軍視作“救火隊”和“戰略預備隊”，不斷將其派往最重要的戰區。
1675年，蒙古察哈爾部首領布爾尼趁三藩之亂舉兵反清，兵鋒直指張家口。眼瞅著“後院起火”，缺兵少將的康熙只得咬緊牙關，從禁軍中抽調3000八旗兵，甚至徵召數萬家奴前往平叛。可見當時的清廷，真是到了捉襟見肘、後方空虛的困窘地步，不過也說明八旗軍在平三藩過程中確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俗語道，“三天不練，手生腳慢”。一支軍隊和一個國家就如同人的肌體，如果在上升期經常鍛鍊運動，即可延緩衰老，保持活力。同樣道理，八旗軍武力衰退也是一個充滿起伏的漫長過程。
具體到平三藩時，由於已承平20年之久，八旗軍從上至下確實戰力減弱不少，特別是中高級將領避戰偷安思想嚴重，比如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前鋒統領碩岱等人，寧可“坐失險要”也不敢“渡江進取”。但隨著戰況推移，八旗軍就如同一把有些生鏽的寶劍，經過沙場磨礪後再次變成鋒刃。
不可否認，八旗軍有其內在的落後性，但作為一個世襲武裝集團，八旗官兵（特別是那些祖輩“從龍入關”的“舊滿洲”軍人家族）普遍有著較強的凝聚力和榮譽感，嚴苛的獎懲制度亦長期行之有效，這在康雍乾年間表現得尤為明顯，
為對付吳三桂叛軍，大批清朝王公貴族奉命參戰。別看都是皇親國戚，但康熙鐵面無私，賞罰分明，對勞師糜餉、坐失戰機的勒爾錦等人，毫不客氣地予以革爵、革職處理，而對錶現不錯的安親王嶽樂、簡親王喇布、固山貝子傅喇塔，則給予嘉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鐵帽子王”濟爾哈朗之子、副都統巴爾堪。他在平三藩戰鬥中因過失被康熙革去職銜，以普通士兵身份發往廣東前線效命，多次受傷仍衝鋒在前。直到傷重不治臨終前，巴爾堪還為自己“不能身死陣前”而羞愧，並禁止家人“以陣亡冒功”。
巴爾堪去世時，其子巴塞尚在沖齡，到雍正年間，後者已官居副將，奉調前往西北與準噶爾部作戰。雍正九年（1731年）7月和通泊之戰打響，巴塞也率部參加。此役，清軍“奮勇衝擊……皆死戰不退”，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山地連續苦戰多日，最終因寡不敵眾（準噶爾兵力是其6至7倍）損失7200餘人（八旗官兵佔比近8成），巴塞、鰲拜之孫達福、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戴豪等多達13位高級將領戰死或自刎。
入關後百餘年間，清朝大規模軍事行動幾乎連綿不斷，直到乾隆中期，八旗軍仍保持著較強的騎射戰力。這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發兵5萬直搗伊犁，僅用5年時間就先後平定準噶爾、大小和卓兩大勁敵即可看出。
實際上，“八旗軍在康熙時期即衰弱不堪戰”的說法始於民國初年，並無充分文獻基礎。試想，如果八旗軍早在康熙平三藩時就已衰朽，則無法解釋為何70年後，同一支軍隊卻能橫掃天山南北，威震中亞。
再說八旗軍引以為豪的騎射。前者善射有深厚歷史、文化根源，追溯至唐宋年間，滿族的祖先靺鞨族和女真人，均以箭術高超見長。史載，唐朝初年，靺鞨族與高句麗結盟對抗唐帝國，靺鞨士兵用強弓利矢給唐軍造成巨大損失，連唐太宗李世民都被其毒箭所傷。
明末清初，八旗軍無數次與擁有大量火器的明軍交鋒，但他們的應對方式不是廢棄騎射，而是在發展自身火器部隊的同時，通過加大弓箭的裝備數量、密度和單兵防護來克敵制勝。
在冷熱兵器混用的16至17世紀，非要較真火器與弓箭孰強孰弱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這裡面涉及到高層指揮、部隊士氣、武器裝備、日常訓練、後勤保障、地形氣候等諸多複雜因素。
以薩爾滸大戰為例，明軍早已不是20多年前那支痛擊倭寇的精銳之師，所裝備火器質量低劣，部隊訓練也廢弛日久，再加上兵力分散（4路進兵），能打得過如狼似虎、以逸待勞的後金軍才怪！史載，當時配合明軍作戰的1萬多李朝官兵，雖列陣以鳥銃（仿自日本鐵炮，也就是葡萄牙式火繩槍）拼命射擊，仍擋不住箭如雨下、卷地而來的八旗鐵騎，最終全軍潰降。
從明末登上歷史舞臺後，在跨越4個世紀（從1583年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到1827年道光帝平定張格爾叛亂）的漫長歲月裡，八旗軍依靠精湛射術取得的一系列輝煌勝利，不僅轉化為心理上的一種集體自豪感，更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弓馬平天下”“唯冷兵器論”的“迷之自信”。
具體到三藩之亂時，吳三桂雖在戰前努力發展騎兵（每年購入西番“勇健”馬3000匹），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沒法跟八旗軍抗衡。為遏制清軍騎兵馳突，吳軍廣泛採用“鹿角＋鳥槍”的戰術，將鹿角發展為類似拒馬、便於攜帶的隨軍裝備，戰時以鹿角居前，火槍手在後面發射槍炮。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火器部隊要想戰勝騎兵，長期訓練必不可少，只有這樣才能臨戰克服恐懼感，提高射速（古代火器裝填、擊發很麻煩）和火力密度。但隨著戰爭不斷消耗，吳軍經驗豐富、技戰術嫻熟的火槍手缺口日增，越來越難以對抗清軍的火炮和利矢。1678年，吳三桂在起兵5年後死去，又過了3年，清軍攻破昆明，三藩之亂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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