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科學院，與科研人員代表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中國科學院要牢記責任，率先實現科學技術跨越發展，率先建成國家創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率先建設國際一流科研機構。他強調，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是對我國科技人員第一位的要求。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廣大科技人員要牢固樹立創新科技、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把人生理想融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奮鬥中。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後第一次到科研單位視察。他的重要講話為中國科學院新時代改革創新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也為全國科技事業改革發展指明瞭方向。
中國科學院與共和國同齡，絕不是偶然。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的東方冉冉升起。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下，歡聲雷動的神州大地上，有一群人的心裡正醞釀著一個嶄新的夢想：用盡畢生所學、傾盡平生之智，為即將騰飛的新中國插上科技的翅膀！
新中國“滿月”這天，11月1日，在北京東四馬大人衚衕10號的小小院落裡，中國科學院開始正式辦公。
這一天當時或許沒有那麼引人注目，但這一天終將作為中國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的生日而被永遠銘記。
為什麼中國科學院註定與共和國同齡？因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命運註定與科技力量不可分割，因為這個國家的偉大復興史必將與科技發展史緊密嵌合！
那時候的中國，積貧積弱、百廢待興。她是剛剛經歷了深重苦難的母親，期待著迅速恢復生機，為四萬萬兒女提供溫暖的廕庇；她又像個初降人世、蹣跚學步的孩子，急切渴望健步飛奔，飛奔向那個繁榮富強的明天。
面對這樣的祖國，哪一位有識之士不是既振奮又焦急？
中國科學院的成立，形成一股強大的凝聚力，將滿懷報國熱忱的海內外科學家匯聚在一起。
在國內，錢三強和丁瓚為中科院勾畫出最初的藍圖，郭沫若、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等耕耘著中科院的早期事業；放眼看，華羅庚回來了、朱光亞回來了、鄧稼先回來了、錢學森回來了……古老的東方古國，還是第一次被科學界的璀璨群星如此照亮。
中國科學院不僅凝聚了一批科技人才，組建了一批研究機構，還開啟了新中國正規的研究生教育事業。
中國第一個理學博士、工學博士、女博士和雙學位博士從這裡走出，一代代優秀青年學子從這裡走出，匯聚成一條生生不息的科學長河。
1956年，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響亮號召，提出“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
這是無上的榮譽，也是莊重的託付。
不久之後，一項史無前例的光榮任務交到了中國科學家手上——為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毅然確定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
一批最優秀的科研人員接過歷史的使命，奔赴茫茫戈壁、深入浩浩黃沙，在短短10年間就創造了原子彈爆炸、導彈飛行和人造衛星上天的奇蹟。
在這項轟轟烈烈的偉大事業中，中國科學院投入了40多個研究單位，全院一半以上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
1999年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兩彈一星”元勳授勳時，23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中有22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有16位來自中國科學院所屬研究機構。
“兩彈一星”元勳是中國科學家和中國科學院人的傑出代表；“兩彈一星”精神則是中國科學家精神和中國科學院精神的一個縮影。
數十年間，中國科學院和在此工作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經歷過動盪的長夜，迎接過科學的春天，更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黃金時代裡，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詩篇。
2013年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科學院，評價中國科學院“是一支黨、國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賴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這是對中國科學院科技報國、成果惠民的肯定，也是對中國科學院人砥礪奮進、再創輝煌的囑託。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面向”“四個率先”，更成為中國科學院新的辦院方針，為中國科學院新時期的科技創新指明瞭方向。
2014年，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拉開序幕。推進研究所分類改革，構建現代科研院所治理體系；調整優化科研佈局，凝練集聚重點科研力量；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建設國家創新人才高地；探索智庫建設新體制，建設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深入實施開放興院戰略，全面擴大開放合作……開啟了中國科學院新時代發展的新徵程。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FAST張開天眼、LAMOST坐地巡天，向浩瀚星空和廣袤蒼穹投去探索的目光；探究第四紀環境、綜合考察青藏高原，解讀大地的自然密碼；體細胞克隆猴“中中”“華華”誕生，揭開生命的神奇奧秘……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屢創新篇，天宮二號凌空築就中國的科學聖殿；深海科考與載人深潛不斷突破，在馬裡亞納海溝寫下深藍傳奇；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絡初現規模，星地鏈路對接綻放出無限瑰麗的光芒……
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渤海糧倉築就糧食安全的有力後盾，海洋牧場打響漁業復興的生態革命；幹細胞與再生醫學讓越來越多的患者看到曙光，新藥研究給越來越多的家庭帶來希望；打造科技和經濟深度融合的“運河體系”，讓創新發展的河流奔騰得更遠更長……
70年滄桑變遷，70年崢嶸歲月。在新中國70年的壯麗畫卷上，每一處都能看到科學的色彩，每一寸都留下了科學家的筆跡。
如今的中國，早已不復當年模樣。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中國科學院為國分憂、為民解難的初心不曾改變，中國科學院人攻堅克難、勇攀高峰的精神不曾改變。
中國科學院沒有辜負與共和國同齡的榮光，更不曾忘記科技興國、國泰民安的夢想。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這個不斷壯大的科研國家隊將永遠用創新夢譜寫強國夢，用科學夢點亮中國夢，一代又一代，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貢獻不竭的力量！
70年來，歷代中國科學院人與祖國同行，與科學共進。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後學的育人精神……其實，新時代所倡導的這些科學家精神，早已經融入他們的血液，世代承遞，綿延不絕。
在中國科學院70歲生日的這一天，讓我們翻開中國科學院人用汗水、用智慧、用忠誠、用生命寫就的這些閃光篇章——
科學家精神之愛國篇
科學夢開始的地方
作者 | 丁佳
北京市東城區育群衚衕17號（原馬大人衚衕10號），看上去只是一個掩藏在普通居民區的破舊老院。70年前，這裡正是新中國科學夢開啟的地方。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70年，在新中國從一窮二白、百廢待興走向繁榮富強、偉大復興的歷程中，中科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學成歸國，天經地義”
一張船票，一生許諾。
1955年9月17日，美國洛杉磯港口，“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終於緩緩起航。
船上載著的是43歲的錢學森及家人。此前，這位“無論走到哪裡，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的科學家為了回到中國，已經經受了抄家、拘留等非人遭遇。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國家無力給予科技人才更高待遇，但回到祖國懷抱、投入新中國科技建設事業，仍然是老一輩科學家的第一選擇。
有統計數字表明，到1956年為止，共有1805名學者選擇回國，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新中國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或開拓者。
除了錢學森、郭永懷、趙忠堯這樣遠渡重洋重返祖國的科學家，更有竺可楨、吳有訓、趙九章等一批愛國科學家，在解放前夕國民黨下令遷往臺灣時不為所動，毅然決定留在新中國。
回家的路徑各不相同，但當人們問起他們回來的理由時，老科學家的回答卻是驚人地相似——
中科院學部委員、“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彭桓武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學成回國是每一個海外學子應該做的，學成不回國才應該問個為什麼！”
中科院學部委員、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吳文俊說：“你去留學，學成歸國，這好像就是天經地義，沒有什麼，大家都是這樣子。所以人家問我什麼原因，我都說不出來。”
可是，就是因為這“說不出來的原因”，新中國得到了寶貴的科學資源，而萌芽中的中科院，也在他們滿腔報國熱忱的澆灌下日漸蓬勃。
“兩彈一星”精神代代傳
北京西郊八寶山東側地下，一臺巨型機器晝夜不停地運轉。電子束在其中積累、存儲、加速，而後，對撞！對撞！
這裡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一個被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譽為“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它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中國大科學工程中“標杆”一樣的存在，也是黨中央、國務院歷屆領導人視察中科院的必到之處。
從1972年8月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文裕等18位科技工作者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到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實現了正負電子對撞，中科院人用了16年時間，為祖國建造出了第一臺高能加速器。
中國，從此在世界高能物理的舞臺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任何時候，中國都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發展和成就，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1988年，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時，發表了上述重要講話。
曾幾何時，人們將“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精神總結為“兩彈一星”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內核，從建院之初就寫進了中科院人的基因裡，流淌在中科院人的血液中。
從震驚世界的“中國天眼”、散裂中子源、“東方超環”全超導託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上海光源，到“悟空號”暗物質探測衛星、“墨子號”量子實驗衛星，再到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一代代中科院科技工作者踐行使命、屢建奇功，讓中國的科技實力再也不容世人小覷。
國家的需要就是他們的選擇
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為了科學，人究竟可以純粹到怎樣的地步？
有的人奉獻了心血，有的人奉獻了金錢，還有的人，付出了生命——
2019年8月12日，89歲的中科院院士、作物遺傳學家盧永根因病逝世。根據生前遺願，他的遺體於當天無償捐獻。而就在兩年前，他和老伴還將畢生積蓄合計880餘萬元全部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用於扶持農業教育事業……
2018年4月11日，年僅55歲的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藥理學家王逸平在自己的辦公室猝然離世。他為中國原創新藥研發鞠躬盡瘁了一生，自己卻常年忍受著克羅恩病的折磨，與死神賽跑，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2017年9月15日，“中國天眼”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南仁東永遠離開了人間。為給“天眼”選址，他在貴州大山裡跋涉12年；為將這臺世界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建好，他把自己打磨成“戰術型老工人”；他讓中國圓夢“天眼”，自己卻燃盡一生，魂歸宇宙……
70年崢嶸歲月，中科院始終以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己任，發展成為黨、國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賴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而一代又一代中科院人，也用畢生的實踐，詮釋著“科學、民主、愛國、奉獻”的優良傳統。
國家的召喚，就是他們的使命！
國家的需要，就是他們的選擇！
科學家精神之奉獻篇
衣帶漸寬終不悔
作者 | 韓揚眉
無論是篳路藍縷的新中國建設之初還是高速發展的嶄新時代，無論是夜幕降臨還是晨光熹微，中國科學院的實驗室裡總有科研人員伏案鑽研的身影。他們與寂寞相伴，在方寸之間默默耕耘著偉大的事業。
奉獻，是科學家最為寶貴的精神之一。
回望70年，中科院每一項重大科學突破的誕生都被深深印刻上了幾代科學家“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烙印。
70年來，處在不同時代的科學家以各自的方式踐行奉獻精神，澆築著中國走向世界科技強國的堅實基礎。
心底無私為強國
1956年，是我國曆史上小麥條鏽病最嚴重的一年，一場“空前”的饑荒災難隨時可能來臨。
當時年僅25歲的李振聲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因為經歷過災害的他對餓肚子的感受再瞭解不過了。
從那時起，改良小麥、為農民培育優質抗病小麥，就成了李振聲心中認定的方向。這一做，就是30餘年。
最初8年，他為實現偃麥草和小麥的遠緣雜交，對上千朵小花進行授粉，也僅僅得到了幾粒種子。
也是這8年，他在質疑聲中堅持，最終獲得了偃麥草和小麥這兩個遠緣物種的雜交後代。
日復一日篩選材料，最終，李振聲帶領團隊育成抗鏽病、高產、穩產、優質的小麥新品種“小偃6號”。陝西農民用“要吃麵，種小偃”的俗語來稱頌他。
後來，他發動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改造中低產田、建設“渤海糧倉”，向鹽鹼地要糧，耄耋之年仍熱衷到田間地頭去看小麥、詢問農民小麥生長狀況。
像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振聲這樣年齡的研究人員通常被後輩們尊稱為“老一輩科學家”。
他們是新中國較早一代科學家，大多經歷了無數仁人志士探索中國道路的動盪與變革，“國家強大”是他們從小的夢想和志向。
老一輩科學家們憋著一股“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勁兒，“國家需要什麼我就做什麼”，忘我、無我，潛心鑽研直至生命最後，用一生詮釋了“奉獻”的真諦。
勇立潮頭謀新篇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家洋心中，李振聲是自己學習的榜樣。
上世紀90年代，李家洋懷抱“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初心毅然回國投身水稻育種。
歷時20多年，他帶領團隊解鎖水稻優質高產的基因奧秘，在水稻優良性狀形成機理以及分子設計育種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帶領中國水稻科研從跟隨到引領，走向國際前沿。
正當大家為之喝彩之時，年過六旬的李家洋組織團隊默默開始了利用橡膠草進行天然橡膠合成與生產的研究。儘管該領域難以發表論文，卻是國家的重大需求。
世紀之交，像李家洋一樣，不少已在國外學習工作多年的“海歸派”科學家放棄國外優越安穩的發展機會，回國重新“創業”，如今他們大多是享譽國際的學術帶頭人和領軍人物。
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曉風就是在李家洋邀請下，放棄美國一帆風順且前景光明的事業，於2003年全職回國，從一間臨時騰出的玉米儲藏室開啟新的研究方向——植物組蛋白甲基化和小分子RNA等調控機理，投身農業研究和國家糧食安全近20年。
“榜樣‘老李’‘小李’院士就在樓上。”曹曉風向上指了指。樓上的“老李”是李振聲，“小李”是李家洋。
與前輩們一樣，曹曉風這一代科學家有著強烈改變現狀的衝勁兒，他們勇立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潮頭奉獻智慧，做出了趕超前人的科研成果。
他們幹驚天動地事，卻做隱姓埋名人。
熱愛實幹求創新
青年科學家王秀傑，27歲博士畢業時就被聘為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當時中科院最年輕的研究員。
十多年來，她帶領團隊致力於生物信息學研究，在非編碼RNA的發現與功能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來，面對新需求，王秀傑注重學科交叉，不斷開拓創新，挑戰一個個未知新領域。熱愛科研、做有益於人類的事，她不覺得自己在“奉獻”，而是樂在其中。
當下，國家進入高科技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越來越多的“70後”“80後”甚至“90後”科學家開始嶄露頭角。
在更加寬鬆優越的科研環境下，熱愛和興趣是他們身上的最大特質，他們認真享受著科研帶來的樂趣，以腳踏實地做好本職工作來踐行奉獻精神。
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80後”科學家陳雲霽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國際首個深度學習處理器——寒武紀芯片的研發者之一。
成為科學家是他從小的夢想，2008年，與弟弟陳天石聯手開展人工智能和芯片設計的交叉研究。
他們“十年磨一劍”，終於在2016年研發出全球首款可商用的深度學習處理器寒武紀1A，它模擬了人腦的運算方式，分析更迅速、更精準。
“虛懷千秋功過，笑傲嚴冬霜雪。”在今天，面對新的國際競爭形勢和國家發展需求，中國科學院湧現出越來越多腳踏實地的行動者和埋頭苦幹的奉獻者，為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業績而奮鬥。
科學家精神之求實篇
向著真理之光前行
作者 | 甘曉
追求真理，是科學的先天基因，也是科學家的價值。
中國科學院建院70年以來，來自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把熱愛科學、探求真理作為畢生追求，始終保持對科學的好奇心，大膽假設、認真求證，堅持理性質疑，不迷信學術權威。秉承求實的精神，科學家們上下求索，孜孜不倦。
“好奇寶寶”永遠在線
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科學家正像永遠在線的“好奇寶寶”，追問有關世界的一切“為什麼”。
作為地質科學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朱日祥一直致力於理解人類賴以生存的大陸，其中“克拉通”是研究的主要對象。
多年來，地質學家觀察到，2億年前，原本不應發生劇烈活動的位於我國境內的華北克拉通東部發生了大規模的火山活動和大地震，喪失了原有的穩定性。
為什麼華北克拉通會失去穩定性？朱日祥帶領團隊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深入研究。
最終，他們認為，西太平洋板塊俯衝引起華北克拉通地幔不穩定流動與減壓熔融，俯衝板塊迴轉與俯衝帶後撤導致岩石圈強烈伸展，使華北克拉通喪失了原有的穩定性，於1.25億年前集中爆發了標誌性的岩漿活動。
“地球科學家不倦探索近百年的謎題終於解開。”2018年，朱日祥對《中國科學報》表示。
科學家的好奇心也深入到微觀的分子層面。化學上，碳原子具有sp3、sp2和sp三種雜化態，通過不同雜化態可以形成多種碳的同素異形體。
多年來，科學家對前兩種雜化態的金剛石、碳納米管、富勒烯和石墨烯等材料瞭解日益深入，但sp雜化態的石墨炔一直是碳材料的一塊“處女地”。
2015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化學研究所有機固體重點實驗室研究員李玉良帶領團隊首次在銅表面上合成出石墨炔，從此翻開碳材料研究的新篇章。
不可能？正面剛！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前些時候，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帶著湖南口音飆的這句英語上了熱搜。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必須敢於挑戰權威，更得腳踏實地。
在物理學領域，實現量子霍爾效應需要龐大的外加磁場，成本高昂，無磁場的量子反常霍爾效應成為科學家的夢想。
由清華大學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組成的聯合攻關團隊，從理論預言出發，在超過1000個拓撲絕緣體薄膜樣品中試驗，最終在高質量的Cr摻雜碲化鉍拓撲絕緣體磁性薄膜中觀測到量子反常霍爾效應。
這項成果2013年在《科學》上在線發表，並獲得2018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國家納米科學中心研究員聶廣軍則致力於用納米機器人治療腫瘤。
自2011年來，聶廣軍一直從事腫瘤微環境研究，希望找到一種具有凝血功能的物質，通過阻斷腫瘤血管“餓死腫瘤”的策略治療腫瘤。
“當時，在臨床和基礎研究者看來，我們的想法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聶廣軍表示。體內凝血一旦不能在腫瘤血管內精準進行，便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現血栓，威脅生命。
為應對這個“不可能”，聶廣軍與該中心納米安全性與納米藥物專家趙宇亮、分子機器專家丁寶全開展合作，花了6年時間，用DNA“摺紙術”策略設計出DNA納米機器人，高效完成定點藥物輸運。
2019年初，該成果入選2018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離不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詮釋求實精神最好的註腳。
理性質疑：為什麼不對？
認識無止境，註定了科學理論的可錯性。從理性質疑出發的科學爭論，讓我們距離真理越來越近。
2018年底，我國大氣動力學和氣候動力學家、中科院院士吳國雄等4名科學家在《中國科學報》上實名質疑“天河工程”上馬倉促，引發公眾高度關注。
氣象學家們指出，“天河工程”的科學基礎不具有創新性，該工程大氣水汽輸送的目標人工不可控，其所依賴的人工增雨技術尚不成熟，因此，“天河工程”應充分論證後慎重決策。
同樣在2018年底，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建議撤回心臟幹細胞先驅Piero Anversa的31篇論文，指出其對心臟幹細胞的研究涉嫌造假。
事實上，學界一直對心肌是否存在幹細胞存在爭議。
近年來，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周斌小組對c-kit陽性心臟幹細胞研究發現，不論是在心臟的生理穩態還是心臟梗死後，c-kit陽性細胞都極少貢獻心肌細胞。
為了驗證假設，課題組採用即時譜系示蹤的方法，證明了c-kit陽性心臟幹細胞在心臟生理穩態和損傷修復中主要貢獻的是冠狀動脈內皮細胞，而不是心肌細胞。
有理有據的理性質疑不僅完善了科學理論，更回應了科學家對社會熱點問題的科學求索、對於民生問題的關切關注。
求實，永遠是科學精神的核心，是科學靠近真理的不二法則。
科學家精神之創新篇
鐫刻在骨子裡的字
作者 | 倪思潔
從誕生伊始，與共和國同歲的中國科學院就承擔著創新為國的歷史重任。改革開放後，中科院更是憑藉著創新力量，支撐起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今天，70歲的中科院，仍然將“創新”擺在發展的重要位置上。
提出新理論、開闢新領域、探尋新路徑，“創新”二字一直深深地刻在中科院的骨子裡。
創新，突出重圍！
1949年10月，英國、法國、意大利等7國開始向新生的中國豎起了柵欄。他們組成“巴黎統籌委員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禁運和貿易限制。軍需物資、原子能物資、工業製品等產品都被列進了禁運名單。
歐美封鎖形勢嚴峻，蘇聯援助力度有限，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只能選擇自強。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自誕生之日起，就揹負了與以往科研機構大不相同的使命——創新為國。
奔著這樣的使命，一群漂泊海外的華人科學家回到祖國。錢學森、趙忠堯、華羅庚、李四光、沈善炯、羅時鈞……他們為新中國搭建起屬於自己的科技創新體系。
“突破藩籬歸故國，參加規劃獻宏猷。從茲十二年間事，跨箭相期星際遊。” 郭沫若在《贈錢學森》一詩中感慨。
1956年，我國制定了第一個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1956—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無線電、自動化、半導體、計算技術被列為國家新技術“四大緊急措施”。
經周恩來總理同意，中科院負責採取緊急措施，籌建相應的4個學科研究機構。
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半導體研究所、計算技術研究所先後誕生，為新中國突圍。這些研究所成為新中國突破國際封鎖，實現自主創新的平臺。
十多年努力讓新中國的創新力量一鳴驚人。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無人區，一朵蘑菇雲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3年後，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引爆了第一顆氫彈。
又過了3年，1970年4月24日，甘肅酒泉衛星發射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在困頓中堅守，興國家之實力。“兩彈一星”精神由此成為中國創新精神的典範。
創新，服務為民！
當時光走向上世紀80年代，中科院計算所裡，一位40歲上下的科研人員每天悶頭做計算機樣機，為的是跟上世界先進水平。
1984年，他聽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聲音。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告訴他，中科院鼓勵科技人員“下海”辦企業。
於是，他與同事一起，創辦了一家後來聞名世界的企業——聯想，這位科研人員的名字也為眾人所知——柳傳志。
1985年，中共中央啟動了科技體制改革，中科院站在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潮頭。
“科學院改革要成為全面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將“接力棒”交給周光召時，老院長盧嘉錫囑咐。
風口浪尖之上，周光召為中科院的發展謀劃了“一院兩制”的路，其中的“一制”是做基礎研究，另“一制”是鼓勵科技人員走出象牙塔，把手中的技術成果變成生產力。聯想成為中科院把技術變成生產力的典型樣本。
這場改革釋放了中科院積蓄已久的創新活力。據不完全統計，從1992年到2007年，中科院向國家交稅超過180億元，提供了76600多個就業崗位。
創新，引領發展！
2004年，年輕的科學家梁天驕加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中國散裂中子源項目。那時的散裂中子源，還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
直到2017年8月28日10點56分18秒，中國散裂中子源成功打靶並輸出了第一束中子，中國人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散裂中子源。
在此之前，靶站設計在國內幾乎是“零經驗”。從加入隊伍到最終建成，十多年裡，梁天驕親歷了靶站設計方案的4次大調整。
2010年，靶站方案確定——採用扁平包鉭鎢片靶，提高有效中子的產生效率。
2018年8月23日，中國散裂中子源正式通過國家驗收，成為世界第四臺脈衝型散裂中子源，填補了國內脈衝中子應用領域的空白，為我國材料科學技術、生命科學、資源環境、新能源等方面的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開發提供了強有力的研究手段。
散裂中子源是新時期中科院創新突破的一隅。中國“天眼”、量子通信、鐵基超導、深淵科考……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中科院重大創新成果頻出，連續七年位列自然指數全球首位。
“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成為新時代賦予中科院的重要使命。以“四個率先”為目標，70年來一直以創新為己任的中科院，迸發出更強勁的創新活力。
在試錯中成長，向無人區挺進。中科院正帶領中國科技衝向國際前沿，奔向下一個輝煌。
科學家精神之協同篇
在多元交互中積澱
作者 | 胡珉琦
現代科學技術的複雜性，註定了“單打獨鬥”式的自由研究變得越來越小眾，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強有力的科研團隊密切協作來完成，“抱團打天下”是大勢所趨。
中國科學院的發展史，正是中國科學不斷打破國別與學科邊界、學術與產業界限生長壯大的體現。瞄準產業目標、強化跨界思維、堅持全球視野，在多元協作中貢獻中國智慧，既是中科院的時代積澱，也是發展的唯一選擇。
科研與產業無縫對接
中科院成立初期，許多研究所都是從“科學救國”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那些誕生在特殊年代的重大科研成果背後，無不對應一項項經濟、國防重大需求。
而要完成這些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命脈的科研攻關，必須依靠科研成果轉化應用的合作伙伴關係網絡。
建國之時，我國天然石油資源尚未發現，石油的嚴重貧乏是制約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
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重點組織和發展了我國人造石油的煤氣合成液體燃料、頁岩油加氫等研究。
1953年，在研究所的提議下，中科院和燃料工業部共同領導的液體燃料研究委員會成立。一年後，中科院主辦液體燃料研究工作報告會，燃料工業部、石油總局、石油學院、各個廠礦都派領導、專家、科技人員參加。這為今後科研與生產部門的高效協作打下了重要基礎。
一直到今天，科研不脫離企業生產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仍是中科院倡導的文化所在。
為此，中科院大連化物所與國內外諸多企業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孵化出了30多家高新技術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延長石油、神華集團、英國石油公司等企業以委託開發、合作開發等多種方式與該所深入合作，通過共享知識產權等多種形式，打通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鏈條，實現了甲醇制烯烴、全釩液流儲能電池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中科院就是這樣在基礎研究與工業應用、在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找到了無縫對接路徑。
交叉、融合、集成
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顯示，有影響的重大發現大多是學科交叉的產物。學科交叉、融合、集成已經逐步成為未來應對和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的重要源頭。
青藏高原是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天然實驗室，問題錯綜複雜，中國幾代科學家已在那裡耕耘了半個多世紀。
如今，跨學科的聯合與協作攻關團隊就像滾雪球一般越來越龐大。
2012年，中科院戰略性先導專項（B類）“青藏高原多圈層相互作用及其資源環境效應”就集合了20多家研究所、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的力量。
2014年，中科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的成立，更是吸收了國內外6個圈層研究的頂尖科學家。在那片廣袤的荒原，只有最宏闊的學科思維和學術視野，才可能帶領科學家真正登上科學研究的“高地”。
納米科學匯聚了現代物理、化學、材料、生物等學科領域在納米尺度的焦點科學問題，中科院的科學家也正是從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中，為自己創造出了原始創新和科技突破的機會。
從被動跟隨到支撐引領
進入21世紀後，國際合作日益增多，科學研究的圖景也變得越來越多極化。
在我國空間科學領域，郭守敬望遠鏡（LAMOST）和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項目，均有國外研究者參與其中；國際大科學工程——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和30米望遠鏡（TMT），也有中國科學家的身影；遙遠的青藏高原，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測實驗國際合作正在醞釀……
2012年，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領銜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發現新的中微子振盪模式，該成果被《科學》評選為年度十大科學突破之一，並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和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該實驗由中、美、俄、捷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也是中美兩國在基礎研究領域最大的合作項目。
近十年來，以中科院院士周琪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不僅在幹細胞國際前沿領域獲得了一批頗受矚目的成果，還與國際學術界開展了高質量的對話與交流，扭轉了國際上對中國幹細胞管理和研究的負面評價，使中國真正成為未來國際幹細胞研究與轉化的引領者。
除此之外，中科院還依託發展中國家科學院（TWAS）、“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人與生物圈計劃（MAB）等多邊平臺合作，參與全球性問題國際戰略研究，從而提升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正是這種積極參與國際重大科技計劃、科學工程和專業學術交流的態度和行動，催生了一系列配套的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
對於科研實力日漸強盛的中國而言，如何在國際化浪潮中掌握更多話語權，實現從被動跟隨到支撐引領的身份轉化，中科院一直走在實踐的前列。
科學家精神之育人篇
讓科學在祖國生根
作者 | 陳歡歡
“平湖靜，小河渾，冊府半裝新。簷前竹上臘梅薰，花信又初春。去復還，研兼教，幾代師生耕造，為中華物理生根。超導賀高溫。”
這是“兩彈一星”元勳彭桓武1987年3月2日參加物理學會紀念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訊等前輩時，有感而發手寫的一首詞。
如今它掛在彭桓武的後輩、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趙忠賢的辦公室裡。
對於“為什麼回國”，彭桓武曾說“回國不需要理由”。這首詞卻透露出他的初心：為了中華物理生根。
如今，科學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老一輩科學家愛國、奉獻、求真、務實的精神，並不因時間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歲月雕刻中熠熠生輝、代代相傳。
“冷板凳”並不總是冷的
趙忠賢探索高溫超導體40年。在學習和實踐中，他不斷理解自己接觸過的前輩名家的治學精髓。他說，“冷板凳”並不總是冷的。
1959年，趙忠賢考上大師雲集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開學後不久，趙忠賢聽“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作報告，講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這讓年輕的趙忠賢對科學不僅產生了興趣，更有了責任和使命感。
張宗燧上數理統計課時，直言某著名學者的觀點他不同意。讓學生們認識到，科學是在交流和爭論中前行的。
華羅庚《天才在於勤奮，聰明在於學習》的文章影響和激勵了一代人。
洪朝生回國後服從國家安排，義無反顧投入低溫研究，建立起低溫條件，這才有了後來的超導、玻色—愛因斯坦凝聚等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發展舉世矚目，不僅取得一系列成績，還建立起完整的科學體系和世界最大的科研隊伍。愛國、奉獻、治學、修身的精神代代相傳。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舉行的一次黨課上，趙忠賢向年輕人“喊話”：現在全國科研力量這麼強，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隊花十年、二十年的時間，解決一個重要科學問題，加起來那還得了嗎？
歷經70年風雨，中國科學家在“潮流”中搏擊，在“冷板凳”上紮根，堅持不懈、厚積薄發，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努力奮鬥。
小眾學科紮根西部
在我國的大西北，有這麼一支團隊——中科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固體潤滑國家重點實驗室，紮根蘭州60載，在固體潤滑學科奠基人陳紹澧、中科院院士黨鴻辛、中國工程院院士薛群基、中科院院士劉維民及一批青年科學家等幾代人的薪火相傳之下，持續為我國的潤滑領域提供科技支撐。
1958年，在“支援大西北”的號召下，中科院石油研究所潤滑等3個研究室的“108將”由大連西遷至蘭州。
1967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進入研發關鍵階段，衛星天線的導電潤滑材料技術成為難題。黨鴻辛帶領團隊歷經艱辛，成功研製出一種新型固體潤滑膜，解決了這一關鍵問題。
1987年，經中科院批准，蘭州化物所固體潤滑開放研究實驗室成立，陳紹澧的學生薛群基任實驗室主任。剛籌建時，實驗室只有12人、7間房、50臺設備。
1992年，不到30歲的劉維民被老師薛群基任命為實驗室副主任。如今，他的學生周峰研究員接棒固體潤滑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我們實驗室的傳統是敢於用人，在實際工作中鍛鍊和培養人才。”劉維民說。
60年來，實驗室人才輩出，在時代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旗幟式的科學家，帶領隊伍攻堅克難、再攀高峰。
幾代人60載的默默奉獻，言傳身教地告訴年輕人，什麼是忠誠、什麼是使命。
少年強則中國強
2018年1月，克隆猴“中中”和“華華”登上《細胞》，成了舉世矚目的大明星。這是世界首例非人靈長類動物的體細胞克隆。
這樣重大的科研成果，是靠一支“精銳小團隊”攻關出來的。
團隊核心成員劉真是一名土生土長由中科院培養的青年科學家，被導師孫強譽為細胞“去核”“注核”技術的“世界冠軍”。2018年9月，30歲的劉真“破格”成為研究員。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表示，中國科學研究要想從“漸進式”創新到取得重大突破，成為世界科學的領跑者，本土青年創新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
在合肥西郊的科學島上，有一群“逐日”的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陽”團隊。
40多年來，在一代又一代“聚變”人的接力傳承下，中國建成了世界首個非圓截面全超導託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實現了從跟跑到並跑，再到部分核心技術領跑。如今，這群“追太陽”的人平均年齡只有38歲。
2014年10月，以上海微小衛星工程中心為主體建設的中科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正式成立。改革後，該院對人才隊伍進行了“推倒重來”式的建設。
到2015年12月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發射升空時，負責這顆衛星總體研發的科研人員中，75%是“80後”。
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北斗導航向全球組網邁出堅實一步”。
在這群年輕人心中，主席的“點贊”更像是一種巨大的鞭策，在築夢航天的路上，他們將繼續揮灑汗水、貢獻智慧，“承國家之志，鑄時代新星”。
《中國科學報》 (2019-11-01 第1版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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