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与科研人员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他强调，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广大科技人员要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第一次到科研单位视察。他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科学院新时代改革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全国科技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科学院与共和国同龄，绝不是偶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欢声雷动的神州大地上，有一群人的心里正酝酿着一个崭新的梦想：用尽毕生所学、倾尽平生之智，为即将腾飞的新中国插上科技的翅膀！
新中国“满月”这天，11月1日，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的小小院落里，中国科学院开始正式办公。
这一天当时或许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这一天终将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的生日而被永远铭记。
为什么中国科学院注定与共和国同龄？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命运注定与科技力量不可分割，因为这个国家的伟大复兴史必将与科技发展史紧密嵌合！
那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她是刚刚经历了深重苦难的母亲，期待着迅速恢复生机，为四万万儿女提供温暖的荫蔽；她又像个初降人世、蹒跚学步的孩子，急切渴望健步飞奔，飞奔向那个繁荣富强的明天。
面对这样的祖国，哪一位有识之士不是既振奋又焦急？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将满怀报国热忱的海内外科学家汇聚在一起。
在国内，钱三强和丁瓒为中科院勾画出最初的蓝图，郭沫若、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耕耘着中科院的早期事业；放眼看，华罗庚回来了、朱光亚回来了、邓稼先回来了、钱学森回来了……古老的东方古国，还是第一次被科学界的璀璨群星如此照亮。
中国科学院不仅凝聚了一批科技人才，组建了一批研究机构，还开启了新中国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事业。
中国第一个理学博士、工学博士、女博士和双学位博士从这里走出，一代代优秀青年学子从这里走出，汇聚成一条生生不息的科学长河。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号召，提出“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这是无上的荣誉，也是庄重的托付。
不久之后，一项史无前例的光荣任务交到了中国科学家手上——为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确定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一批最优秀的科研人员接过历史的使命，奔赴茫茫戈壁、深入浩浩黄沙，在短短10年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
在这项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科学院投入了40多个研究单位，全院一半以上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199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勋时，23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中有22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6位来自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
“两弹一星”元勋是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人的杰出代表；“两弹一星”精神则是中国科学家精神和中国科学院精神的一个缩影。
数十年间，中国科学院和在此工作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经历过动荡的长夜，迎接过科学的春天，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时代里，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评价中国科学院“是一支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这是对中国科学院科技报国、成果惠民的肯定，也是对中国科学院人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更成为中国科学院新的办院方针，为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
2014年，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拉开序幕。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构建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调整优化科研布局，凝练集聚重点科研力量；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探索智库建设新体制，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深入实施开放兴院战略，全面扩大开放合作……开启了中国科学院新时代发展的新征程。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FAST张开天眼、LAMOST坐地巡天，向浩瀚星空和广袤苍穹投去探索的目光；探究第四纪环境、综合考察青藏高原，解读大地的自然密码；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诞生，揭开生命的神奇奥秘……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屡创新篇，天宫二号凌空筑就中国的科学圣殿；深海科考与载人深潜不断突破，在马里亚纳海沟写下深蓝传奇；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初现规模，星地链路对接绽放出无限瑰丽的光芒……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渤海粮仓筑就粮食安全的有力后盾，海洋牧场打响渔业复兴的生态革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让越来越多的患者看到曙光，新药研究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希望；打造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的“运河体系”，让创新发展的河流奔腾得更远更长……
70年沧桑变迁，70年峥嵘岁月。在新中国70年的壮丽画卷上，每一处都能看到科学的色彩，每一寸都留下了科学家的笔迹。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复当年模样。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中国科学院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初心不曾改变，中国科学院人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不曾改变。
中国科学院没有辜负与共和国同龄的荣光，更不曾忘记科技兴国、国泰民安的梦想。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这个不断壮大的科研国家队将永远用创新梦谱写强国梦，用科学梦点亮中国梦，一代又一代，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贡献不竭的力量！
70年来，历代中国科学院人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其实，新时代所倡导的这些科学家精神，早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世代承递，绵延不绝。
在中国科学院70岁生日的这一天，让我们翻开中国科学院人用汗水、用智慧、用忠诚、用生命写就的这些闪光篇章——
科学家精神之爱国篇
科学梦开始的地方
作者 | 丁佳
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17号（原马大人胡同10号），看上去只是一个掩藏在普通居民区的破旧老院。70年前，这里正是新中国科学梦开启的地方。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70年，在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伟大复兴的历程中，中科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学成归国，天经地义”
一张船票，一生许诺。
1955年9月17日，美国洛杉矶港口，“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终于缓缓起航。
船上载着的是43岁的钱学森及家人。此前，这位“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的科学家为了回到中国，已经经受了抄家、拘留等非人遭遇。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国家无力给予科技人才更高待遇，但回到祖国怀抱、投入新中国科技建设事业，仍然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第一选择。
有统计数字表明，到1956年为止，共有1805名学者选择回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或开拓者。
除了钱学森、郭永怀、赵忠尧这样远渡重洋重返祖国的科学家，更有竺可桢、吴有训、赵九章等一批爱国科学家，在解放前夕国民党下令迁往台湾时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留在新中国。
回家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当人们问起他们回来的理由时，老科学家的回答却是惊人地相似——
中科院学部委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中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说：“你去留学，学成归国，这好像就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人家问我什么原因，我都说不出来。”
可是，就是因为这“说不出来的原因”，新中国得到了宝贵的科学资源，而萌芽中的中科院，也在他们满腔报国热忱的浇灌下日渐蓬勃。
“两弹一星”精神代代传
北京西郊八宝山东侧地下，一台巨型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电子束在其中积累、存储、加速，而后，对撞！对撞！
这里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个被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誉为“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它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中国大科学工程中“标杆”一样的存在，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历届领导人视察中科院的必到之处。
从1972年8月中科院学部委员张文裕等18位科技工作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到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中科院人用了16年时间，为祖国建造出了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中国，从此在世界高能物理的舞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发表了上述重要讲话。
曾几何时，人们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总结为“两弹一星”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内核，从建院之初就写进了中科院人的基因里，流淌在中科院人的血液中。
从震惊世界的“中国天眼”、散裂中子源、“东方超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上海光源，到“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实验卫星，再到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一代代中科院科技工作者践行使命、屡建奇功，让中国的科技实力再也不容世人小觑。
国家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选择
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科学，人究竟可以纯粹到怎样的地步？
有的人奉献了心血，有的人奉献了金钱，还有的人，付出了生命——
2019年8月12日，89岁的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因病逝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遗体于当天无偿捐献。而就在两年前，他和老伴还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2018年4月11日，年仅55岁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药理学家王逸平在自己的办公室猝然离世。他为中国原创新药研发鞠躬尽瘁了一生，自己却常年忍受着克罗恩病的折磨，与死神赛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永远离开了人间。为给“天眼”选址，他在贵州大山里跋涉12年；为将这台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好，他把自己打磨成“战术型老工人”；他让中国圆梦“天眼”，自己却燃尽一生，魂归宇宙……
70年峥嵘岁月，中科院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发展成为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而一代又一代中科院人，也用毕生的实践，诠释着“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
国家的召唤，就是他们的使命！
国家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选择！
科学家精神之奉献篇
衣带渐宽终不悔
作者 | 韩扬眉
无论是筚路蓝缕的新中国建设之初还是高速发展的崭新时代，无论是夜幕降临还是晨光熹微，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里总有科研人员伏案钻研的身影。他们与寂寞相伴，在方寸之间默默耕耘着伟大的事业。
奉献，是科学家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
回望70年，中科院每一项重大科学突破的诞生都被深深印刻上了几代科学家“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烙印。
70年来，处在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奉献精神，浇筑着中国走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坚实基础。
心底无私为强国
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小麦条锈病最严重的一年，一场“空前”的饥荒灾难随时可能来临。
当时年仅25岁的李振声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为经历过灾害的他对饿肚子的感受再了解不过了。
从那时起，改良小麦、为农民培育优质抗病小麦，就成了李振声心中认定的方向。这一做，就是30余年。
最初8年，他为实现偃麦草和小麦的远缘杂交，对上千朵小花进行授粉，也仅仅得到了几粒种子。
也是这8年，他在质疑声中坚持，最终获得了偃麦草和小麦这两个远缘物种的杂交后代。
日复一日筛选材料，最终，李振声带领团队育成抗锈病、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陕西农民用“要吃面，种小偃”的俗语来称颂他。
后来，他发动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改造中低产田、建设“渤海粮仓”，向盐碱地要粮，耄耋之年仍热衷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询问农民小麦生长状况。
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振声这样年龄的研究人员通常被后辈们尊称为“老一辈科学家”。
他们是新中国较早一代科学家，大多经历了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国道路的动荡与变革，“国家强大”是他们从小的梦想和志向。
老一辈科学家们憋着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劲儿，“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忘我、无我，潜心钻研直至生命最后，用一生诠释了“奉献”的真谛。
勇立潮头谋新篇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心中，李振声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90年代，李家洋怀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初心毅然回国投身水稻育种。
历时20多年，他带领团队解锁水稻优质高产的基因奥秘，在水稻优良性状形成机理以及分子设计育种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带领中国水稻科研从跟随到引领，走向国际前沿。
正当大家为之喝彩之时，年过六旬的李家洋组织团队默默开始了利用橡胶草进行天然橡胶合成与生产的研究。尽管该领域难以发表论文，却是国家的重大需求。
世纪之交，像李家洋一样，不少已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的“海归派”科学家放弃国外优越安稳的发展机会，回国重新“创业”，如今他们大多是享誉国际的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就是在李家洋邀请下，放弃美国一帆风顺且前景光明的事业，于2003年全职回国，从一间临时腾出的玉米储藏室开启新的研究方向——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和小分子RNA等调控机理，投身农业研究和国家粮食安全近20年。
“榜样‘老李’‘小李’院士就在楼上。”曹晓风向上指了指。楼上的“老李”是李振声，“小李”是李家洋。
与前辈们一样，曹晓风这一代科学家有着强烈改变现状的冲劲儿，他们勇立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潮头奉献智慧，做出了赶超前人的科研成果。
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却做隐姓埋名人。
热爱实干求创新
青年科学家王秀杰，27岁博士毕业时就被聘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是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十多年来，她带领团队致力于生物信息学研究，在非编码RNA的发现与功能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面对新需求，王秀杰注重学科交叉，不断开拓创新，挑战一个个未知新领域。热爱科研、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她不觉得自己在“奉献”，而是乐在其中。
当下，国家进入高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科学家开始崭露头角。
在更加宽松优越的科研环境下，热爱和兴趣是他们身上的最大特质，他们认真享受着科研带来的乐趣，以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来践行奉献精神。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80后”科学家陈云霁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国际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芯片的研发者之一。
成为科学家是他从小的梦想，2008年，与弟弟陈天石联手开展人工智能和芯片设计的交叉研究。
他们“十年磨一剑”，终于在2016年研发出全球首款可商用的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1A，它模拟了人脑的运算方式，分析更迅速、更精准。
“虚怀千秋功过，笑傲严冬霜雪。”在今天，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需求，中国科学院涌现出越来越多脚踏实地的行动者和埋头苦干的奉献者，为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而奋斗。
科学家精神之求实篇
向着真理之光前行
作者 | 甘晓
追求真理，是科学的先天基因，也是科学家的价值。
中国科学院建院70年以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把热爱科学、探求真理作为毕生追求，始终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坚持理性质疑，不迷信学术权威。秉承求实的精神，科学家们上下求索，孜孜不倦。
“好奇宝宝”永远在线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科学家正像永远在线的“好奇宝宝”，追问有关世界的一切“为什么”。
作为地质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日祥一直致力于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大陆，其中“克拉通”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多年来，地质学家观察到，2亿年前，原本不应发生剧烈活动的位于我国境内的华北克拉通东部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和大地震，丧失了原有的稳定性。
为什么华北克拉通会失去稳定性？朱日祥带领团队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入研究。
最终，他们认为，西太平洋板块俯冲引起华北克拉通地幔不稳定流动与减压熔融，俯冲板块回转与俯冲带后撤导致岩石圈强烈伸展，使华北克拉通丧失了原有的稳定性，于1.25亿年前集中爆发了标志性的岩浆活动。
“地球科学家不倦探索近百年的谜题终于解开。”2018年，朱日祥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深入到微观的分子层面。化学上，碳原子具有sp3、sp2和sp三种杂化态，通过不同杂化态可以形成多种碳的同素异形体。
多年来，科学家对前两种杂化态的金刚石、碳纳米管、富勒烯和石墨烯等材料了解日益深入，但sp杂化态的石墨炔一直是碳材料的一块“处女地”。
2015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玉良带领团队首次在铜表面上合成出石墨炔，从此翻开碳材料研究的新篇章。
不可能？正面刚！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前些时候，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带着湖南口音飙的这句英语上了热搜。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必须敢于挑战权威，更得脚踏实地。
在物理学领域，实现量子霍尔效应需要庞大的外加磁场，成本高昂，无磁场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为科学家的梦想。
由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从理论预言出发，在超过1000个拓扑绝缘体薄膜样品中试验，最终在高质量的Cr掺杂碲化铋拓扑绝缘体磁性薄膜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这项成果2013年在《科学》上在线发表，并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聂广军则致力于用纳米机器人治疗肿瘤。
自2011年来，聂广军一直从事肿瘤微环境研究，希望找到一种具有凝血功能的物质，通过阻断肿瘤血管“饿死肿瘤”的策略治疗肿瘤。
“当时，在临床和基础研究者看来，我们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聂广军表示。体内凝血一旦不能在肿瘤血管内精准进行，便极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现血栓，威胁生命。
为应对这个“不可能”，聂广军与该中心纳米安全性与纳米药物专家赵宇亮、分子机器专家丁宝全开展合作，花了6年时间，用DNA“折纸术”策略设计出DNA纳米机器人，高效完成定点药物输运。
2019年初，该成果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离不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诠释求实精神最好的注脚。
理性质疑：为什么不对？
认识无止境，注定了科学理论的可错性。从理性质疑出发的科学争论，让我们距离真理越来越近。
2018年底，我国大气动力学和气候动力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国雄等4名科学家在《中国科学报》上实名质疑“天河工程”上马仓促，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气象学家们指出，“天河工程”的科学基础不具有创新性，该工程大气水汽输送的目标人工不可控，其所依赖的人工增雨技术尚不成熟，因此，“天河工程”应充分论证后慎重决策。
同样在2018年底，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建议撤回心脏干细胞先驱Piero Anversa的31篇论文，指出其对心脏干细胞的研究涉嫌造假。
事实上，学界一直对心肌是否存在干细胞存在争议。
近年来，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斌小组对c-kit阳性心脏干细胞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心脏的生理稳态还是心脏梗死后，c-kit阳性细胞都极少贡献心肌细胞。
为了验证假设，课题组采用即时谱系示踪的方法，证明了c-kit阳性心脏干细胞在心脏生理稳态和损伤修复中主要贡献的是冠状动脉内皮细胞，而不是心肌细胞。
有理有据的理性质疑不仅完善了科学理论，更回应了科学家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科学求索、对于民生问题的关切关注。
求实，永远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科学靠近真理的不二法则。
科学家精神之创新篇
镌刻在骨子里的字
作者 | 倪思洁
从诞生伊始，与共和国同岁的中国科学院就承担着创新为国的历史重任。改革开放后，中科院更是凭借着创新力量，支撑起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今天，70岁的中科院，仍然将“创新”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创新”二字一直深深地刻在中科院的骨子里。
创新，突出重围！
1949年10月，英国、法国、意大利等7国开始向新生的中国竖起了栅栏。他们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军需物资、原子能物资、工业制品等产品都被列进了禁运名单。
欧美封锁形势严峻，苏联援助力度有限，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能选择自强。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与以往科研机构大不相同的使命——创新为国。
奔着这样的使命，一群漂泊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回到祖国。钱学森、赵忠尧、华罗庚、李四光、沈善炯、罗时钧……他们为新中国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郭沫若在《赠钱学森》一诗中感慨。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技术被列为国家新技术“四大紧急措施”。
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科院负责采取紧急措施，筹建相应的4个学科研究机构。
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先后诞生，为新中国突围。这些研究所成为新中国突破国际封锁，实现自主创新的平台。
十多年努力让新中国的创新力量一鸣惊人。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无人区，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3年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氢弹。
又过了3年，1970年4月24日，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在困顿中坚守，兴国家之实力。“两弹一星”精神由此成为中国创新精神的典范。
创新，服务为民！
当时光走向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计算所里，一位40岁上下的科研人员每天闷头做计算机样机，为的是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他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告诉他，中科院鼓励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
于是，他与同事一起，创办了一家后来闻名世界的企业——联想，这位科研人员的名字也为众人所知——柳传志。
1985年，中共中央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中科院站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潮头。
“科学院改革要成为全面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将“接力棒”交给周光召时，老院长卢嘉锡嘱咐。
风口浪尖之上，周光召为中科院的发展谋划了“一院两制”的路，其中的“一制”是做基础研究，另“一制”是鼓励科技人员走出象牙塔，把手中的技术成果变成生产力。联想成为中科院把技术变成生产力的典型样本。
这场改革释放了中科院积蓄已久的创新活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到2007年，中科院向国家交税超过180亿元，提供了76600多个就业岗位。
创新，引领发展！
2004年，年轻的科学家梁天骄加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那时的散裂中子源，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
直到2017年8月28日10点56分18秒，中国散裂中子源成功打靶并输出了第一束中子，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散裂中子源。
在此之前，靶站设计在国内几乎是“零经验”。从加入队伍到最终建成，十多年里，梁天骄亲历了靶站设计方案的4次大调整。
2010年，靶站方案确定——采用扁平包钽钨片靶，提高有效中子的产生效率。
2018年8月23日，中国散裂中子源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为我国材料科学技术、生命科学、资源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
散裂中子源是新时期中科院创新突破的一隅。中国“天眼”、量子通信、铁基超导、深渊科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科院重大创新成果频出，连续七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成为新时代赋予中科院的重要使命。以“四个率先”为目标，70年来一直以创新为己任的中科院，迸发出更强劲的创新活力。
在试错中成长，向无人区挺进。中科院正带领中国科技冲向国际前沿，奔向下一个辉煌。
科学家精神之协同篇
在多元交互中积淀
作者 | 胡珉琦
现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注定了“单打独斗”式的自由研究变得越来越小众，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密切协作来完成，“抱团打天下”是大势所趋。
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正是中国科学不断打破国别与学科边界、学术与产业界限生长壮大的体现。瞄准产业目标、强化跨界思维、坚持全球视野，在多元协作中贡献中国智慧，既是中科院的时代积淀，也是发展的唯一选择。
科研与产业无缝对接
中科院成立初期，许多研究所都是从“科学救国”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诞生在特殊年代的重大科研成果背后，无不对应一项项经济、国防重大需求。
而要完成这些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命脉的科研攻关，必须依靠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建国之时，我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发现，石油的严重贫乏是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重点组织和发展了我国人造石油的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等研究。
1953年，在研究所的提议下，中科院和燃料工业部共同领导的液体燃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一年后，中科院主办液体燃料研究工作报告会，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石油学院、各个厂矿都派领导、专家、科技人员参加。这为今后科研与生产部门的高效协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直到今天，科研不脱离企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仍是中科院倡导的文化所在。
为此，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国内外诸多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孵化出了3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神华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等企业以委托开发、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与该所深入合作，通过共享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链条，实现了甲醇制烯烃、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中科院就是这样在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找到了无缝对接路径。
交叉、融合、集成
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显示，有影响的重大发现大多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学科交叉、融合、集成已经逐步成为未来应对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源头。
青藏高原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问题错综复杂，中国几代科学家已在那里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如今，跨学科的联合与协作攻关团队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
2012年，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B类）“青藏高原多圈层相互作用及其资源环境效应”就集合了20多家研究所、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力量。
2014年，中科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成立，更是吸收了国内外6个圈层研究的顶尖科学家。在那片广袤的荒原，只有最宏阔的学科思维和学术视野，才可能带领科学家真正登上科学研究的“高地”。
纳米科学汇聚了现代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学科领域在纳米尺度的焦点科学问题，中科院的科学家也正是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为自己创造出了原始创新和科技突破的机会。
从被动跟随到支撑引领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合作日益增多，科学研究的图景也变得越来越多极化。
在我国空间科学领域，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和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均有国外研究者参与其中；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和30米望远镜（TMT），也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遥远的青藏高原，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国际合作正在酝酿……
2012年，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领衔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成果被《科学》评选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并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该实验由中、美、俄、捷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也是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
近十年来，以中科院院士周琪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不仅在干细胞国际前沿领域获得了一批颇受瞩目的成果，还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了高质量的对话与交流，扭转了国际上对中国干细胞管理和研究的负面评价，使中国真正成为未来国际干细胞研究与转化的引领者。
除此之外，中科院还依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等多边平台合作，参与全球性问题国际战略研究，从而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正是这种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科技计划、科学工程和专业学术交流的态度和行动，催生了一系列配套的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对于科研实力日渐强盛的中国而言，如何在国际化浪潮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实现从被动跟随到支撑引领的身份转化，中科院一直走在实践的前列。
科学家精神之育人篇
让科学在祖国生根
作者 | 陈欢欢
“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又初春。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
这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1987年3月2日参加物理学会纪念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讯等前辈时，有感而发手写的一首词。
如今它挂在彭桓武的后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的办公室里。
对于“为什么回国”，彭桓武曾说“回国不需要理由”。这首词却透露出他的初心：为了中华物理生根。
如今，科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求真、务实的精神，并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雕刻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
“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
赵忠贤探索高温超导体40年。在学习和实践中，他不断理解自己接触过的前辈名家的治学精髓。他说，“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
1959年，赵忠贤考上大师云集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学后不久，赵忠贤听“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作报告，讲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让年轻的赵忠贤对科学不仅产生了兴趣，更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张宗燧上数理统计课时，直言某著名学者的观点他不同意。让学生们认识到，科学是在交流和争论中前行的。
华罗庚《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学习》的文章影响和激励了一代人。
洪朝生回国后服从国家安排，义无反顾投入低温研究，建立起低温条件，这才有了后来的超导、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举世瞩目，不仅取得一系列成绩，还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和世界最大的科研队伍。爱国、奉献、治学、修身的精神代代相传。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党课上，赵忠贤向年轻人“喊话”：现在全国科研力量这么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
历经70年风雨，中国科学家在“潮流”中搏击，在“冷板凳”上扎根，坚持不懈、厚积薄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
小众学科扎根西部
在我国的大西北，有这么一支团队——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扎根兰州60载，在固体润滑学科奠基人陈绍澧、中科院院士党鸿辛、中国工程院院士薛群基、中科院院士刘维民及一批青年科学家等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之下，持续为我国的润滑领域提供科技支撑。
1958年，在“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中科院石油研究所润滑等3个研究室的“108将”由大连西迁至兰州。
1967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研发关键阶段，卫星天线的导电润滑材料技术成为难题。党鸿辛带领团队历经艰辛，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固体润滑膜，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
1987年，经中科院批准，兰州化物所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成立，陈绍澧的学生薛群基任实验室主任。刚筹建时，实验室只有12人、7间房、50台设备。
1992年，不到30岁的刘维民被老师薛群基任命为实验室副主任。如今，他的学生周峰研究员接棒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们实验室的传统是敢于用人，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培养人才。”刘维民说。
60年来，实验室人才辈出，在时代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旗帜式的科学家，带领队伍攻坚克难、再攀高峰。
几代人60载的默默奉献，言传身教地告诉年轻人，什么是忠诚、什么是使命。
少年强则中国强
2018年1月，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登上《细胞》，成了举世瞩目的大明星。这是世界首例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
这样重大的科研成果，是靠一支“精锐小团队”攻关出来的。
团队核心成员刘真是一名土生土长由中科院培养的青年科学家，被导师孙强誉为细胞“去核”“注核”技术的“世界冠军”。2018年9月，30岁的刘真“破格”成为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表示，中国科学研究要想从“渐进式”创新到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世界科学的领跑者，本土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在合肥西郊的科学岛上，有一群“逐日”的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团队。
40多年来，在一代又一代“聚变”人的接力传承下，中国建成了世界首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核心技术领跑。如今，这群“追太阳”的人平均年龄只有38岁。
2014年10月，以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为主体建设的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正式成立。改革后，该院对人才队伍进行了“推倒重来”式的建设。
到2015年12月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时，负责这颗卫星总体研发的科研人员中，75%是“80后”。
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
在这群年轻人心中，主席的“点赞”更像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在筑梦航天的路上，他们将继续挥洒汗水、贡献智慧，“承国家之志，铸时代新星”。
《中国科学报》 (2019-11-01 第1版 要闻)
閱讀更多 中國科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