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人們在讀歷史的時候有個習慣，就是十分注重那些焦點事件，而忽略了很多細節成分，比如宮女是如何選秀、太監是如何進宮；再比如，皇宮建築上的那個小獸究竟是什麼意思等等等等，所以，用“長河”來形容歷史的時候，我們必須拿出滄海一粟的謙卑心態；審視歷史的時候，更要摒棄內心已經存在的成見

前言：現在如果問：明朝滅亡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很多人都會不假思索回答：閹黨亂政！對，表面看確實是這樣，深入探析的話，那就不是一篇文能解決的了，還好這不是咱們討論的重點，咱們要討論的是“閹黨”！

“閹黨”究竟代表誰呢？魏忠賢、太監！是，他們是“閹黨”，但是如果把他們認為是“閹黨”的全部，那我們的認知就太狹隘了。關於“閹黨”，我們還是從《五人墓碑記》說起吧

《五人墓碑記》

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讀過，裡面描述的就是發生在明朝末年的一個故事：魏忠賢把持朝政，迫害東林黨，當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蘇州（當時為吳縣）百姓愛戴的周順昌大人時，憤怒的百姓與魏忠賢的爪牙發生衝突，打死一個小嘍嘍，結果惹怒了魏忠賢，數日後閹黨派兵前來鎮壓。為了讓其他百姓免受迫害，五位百姓站了出來，替大家扛罪赴死。魏忠賢倒臺後，閹黨失敗、周順昌昭雪。為紀念死去的五個人，蘇州百姓把他們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稱為“五人之墓”。

這就是《五人墓碑記》的內容。想都不用想，你一定又在心裡默默問候這些“閹黨”的家人了，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如果仔細梳理當時的政治大環境和作者張溥的背景，就會發現，《五人墓碑記》中的五位市民確是硬漢，但在他們背後其實有隱藏角色。他們背後的勢力叫做“復社”，復社的背後則是東林黨。這篇文的作者張溥是復社的領袖。在蘇州這場市民暴動之中，他實質上並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的人。

“閹黨”的由來

那復社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這要從東林黨的淵源說起。

明朝皇帝為了加強自身皇權，廢除了丞相制度，但廢除後又發現，那麼多政務皇帝一個人又幹不動，只好讓大學士代其處理。這樣，大學士雖然沒有“丞相”的名號，但是卻在行使“丞相”的義務，繞了一圈，又繞回來了。久而久之，皇帝對大學士又開始不放心，於是開始培植太監的勢力，讓司禮監等機構介入到政事處理中來，分擔一部分中樞權力，併成立東、西兩廠之類的特務組織作為太監勢力的虎翼

這些設置，使得明朝政治成為始終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朋黨的溫床就此產生——哪裡有暗箱，哪裡就會有朋黨；哪裡有朋黨，哪裡就有權利的爭鬥。到了明朝萬曆皇帝，老爺子更厲害，索性幾十年不上朝理政，這麼一來，朝中的朋黨失去控制，各方勢力處於混沌爭霸狀態。萬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顧憲成一腳踩空，被革職，告老還鄉。但他並沒有就此沉淪，他在東林書院中與高攀龍等人以講學為名，品評國事，並與北京朝廷同黨者互為犄角，形成了“東林黨”。北宋歐陽修曾謳歌朋黨政治，稱“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有小人之黨”。東林黨正是一個自詡“君子之黨”的派系，究竟是不是，還真不好說

在明末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東林黨的勢力越來越大（自認為是君子的人還是多），儼然成了“鶴立雞群”般的存在，這就迫使朝中小派別如齊黨、楚黨、浙黨等由皇帝牽線聯合起來對抗東林黨。皇帝為什麼這麼做呢？平衡！提到皇帝的政治手段，以“平衡”為出發點去揣摩，絕對百試百靈。皇帝不願看任何一方做大做強，那會威脅到皇權。到魏忠賢時，起初，他也沒把握與東林黨抗衡，於是，太監的勢力就與皇帝培養的這股勢力聯合起來，打擊東林勢力，就此產生“閹黨”！這個稱謂是東林黨人創造的，是對這些人的蔑稱，而“閹黨”們則認為自己是“皇黨”。東林黨人的做法，則是以清議鼓動民意，借講學培植隊伍、借科舉與幕府獲取朝廷的官位。可實權還是被“閹黨”掌控，東林黨不得不暫時隱忍、夾著尾巴做人，

東林黨的真面目

張溥二十多歲時創立的復社，是東林黨的外圍青年組織，屬於一個分支形式。最開始號稱“文學社團”，但卻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庫。他們最擅長的就是鼓動百姓，形成輿論，繼而對朝政施加影響。崇禎朝建立，小皇帝三下五去二就幹掉了魏忠賢，並借整肅閹黨之名，進行朝廷大換血。這讓東林黨人喜出望外、奔走相慶，也開始對“閹黨”進行打壓報復。但他們卻沒有覺察到，多疑的崇禎將“大換血”當成了一種習慣。在他統治的17年，大學士換了50多個，其中大多數不得善終。

崇禎很快就發現，沒了“閹黨”的制約，東林黨勢力太大、根基太厚，，於是，又開始培植溫體仁這樣的“非東林黨人”和王承恩等太監，對抗東林。這時候張溥已經成為東南士林領袖，朱彝尊《明清綜》說他“一言以為月旦”：某士人歸入君子或小人，仕途如何，只要他一句話就可翻覆。崇禎皇帝如果這時回頭看的話，張溥和魏忠賢又有什麼分別呢？打倒一個魏忠賢，又崛起一個“魏忠賢”而已。所以朝廷很快就開始著力剝奪張溥與復社的話語權，直到崇禎十四年，張溥人都死了，其“結黨”的案子都沒有了結。

復社在新舊兩朝都沒落得好。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復社也好，東林也好，他們的鋒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閹黨，而實質上是皇權的獨裁政治。在東林與閹黨的殊死鬥爭背後，其實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與皇權的獨裁現狀的博弈。

黃宗羲是復社的中堅人物之一，試看他在《明夷待訪錄》中表達的政治理念何其明瞭：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誰說你皇帝是國人惟一的選擇！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為大家打工的“公僕”。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

東林黨人主張：只有限制獨裁者的絕對權力，讓皇帝成為虛君，而把治國之事交給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實現天下的大治。如果太專權的皇帝，不要也罷。這種意識很“前衛”，但在封建社會卻根本站不住腳

蘇州民變的解析

下面看看蘇州百姓暴動的真實起因：

《五人墓碑記》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順昌，是蘇州當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東林黨人，是東林黨在朝中的一員猛將，閹黨炮製的打擊名單《東林點將錄》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賢在天啟四年，即著手從根本上徹底剷除東林黨在朝廷中的幾大支柱性人物：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顧大章。他們都是魏忠賢一黨的首要打擊對象。天啟五年，魏大中路過蘇州，當時請假在家的周順昌與魏“周旋累日”，並把女兒許配給魏的孫子。其間，他切齒痛罵閹黨，被緹騎報告給魏忠賢，立即被削奪官職。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後，與其他幾人一起被害死於冤獄，史稱“前六君子”。

天啟六年，閹黨對東林黨新湧現的重要人物展開第二輪打擊，周起元、繆昌期、黃尊素、周順昌、李應升和周宗六人被捕，並在不久後全部被害死在獄中，這是“後六君子”。在抓捕周順昌的過程中，蘇州百姓反應激烈，形同暴動，打死差官一名，連續10天拒絕使用天啟官錢。事後魏忠賢雖然能夠殺死當日“為首”的五個蘇州百姓，但東廠的辦差官“緹騎”卻就此不敢出京了。閹黨感覺到了東林黨在民眾中的巨大煽動力，在地方官員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頑強的高層反制力。東廠緹騎不敢再出京，並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復社的清議，而是害怕自己內部發生分裂。雖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賢更像是一個被當槍使的老大。

蘇州民變真正的起因，是東林黨為皇權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則是魏忠賢系統出頭鎮壓前後六君子，卻被人把矛盾嫁接到百姓身上，激化了蘇州百姓對朝廷重斂盤剝的不滿情緒，從而形成了騷亂。其實明朝皇室對東南地區的盤剝，不獨天啟一朝，在萬曆年間即已經非常嚴重，後來到崇禎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進皇宮一看，發現了大量的皇銀，與國庫裡的空曠形成對比。皇上的小金庫怎麼起來的？正是派太監、親信到各個富庶的地方（如蘇州），逐年聚斂來的。從士人到市民，對這種非法的“官匪”行為積怨深厚。

可以這樣說：閹黨之所以能夠存在，不是因為有魏忠賢，而是因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雖然天啟皇帝只是一個木匠，但他所處的位置，正是這一“小人之黨”的利益寄託所在；魏忠賢個人，則實在沒有什麼精深的算度：天啟駕崩，崇禎即位，從這期間魏忠賢的束手待斃，就能夠看出魏忠賢的手段與資源實在有限。

少年朱由檢進宮，單槍匹馬，魏忠賢不能動他分毫。在天啟喪禮期間，魏忠賢曾經與兵部尚書（閹黨）商量針對朱由檢的對策，可人家說什麼呢？“現在要動手？時機還不成熟，再觀察一下吧，應該不會有事的”！很委婉地表達了一個意思：九千歲，風水輪流轉，你這把老槍該退役了，以後就不要再參與我們的核心操作了。

崇禎的失策

事實上在天啟死後，所謂“閹黨”的幕後大佬們，就已經開始在將自己與魏忠賢的政治聯盟加以切割，只不過沒有通知給老魏。就這樣，崇禎一步步穩固了自己寶座，一層層掃清了魏忠賢的外圍之後，一舉出手，不用一兵一卒，就除掉了魏忠賢和客氏。成全崇禎安全著陸的，其實正是當初與魏忠賢結盟的那些“閹黨”大佬。

就在崇禎要一展身手之際，情況突變，由於對魏忠賢一黨的清算操之過急、打擊面過大，局勢失去了控制——因為東林黨介入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時候的東林黨，已經開始變質。當年的前後“六君子”，確實都是一時之選的精英，但他們在與閹黨的肉搏中玉碎。遭受沉重打擊的東林黨，放低了門檻，一大批以“生存術”和權術見長的職業官僚、傳統政客加入了東林的高層，使東林黨成為一個急於奪權、報復的利益集合體，而不再是理念集合體。

崇禎皇帝生平有三大支柱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權力慾極重，三是急躁。

他剛剛踐祚，政治上到底缺乏歷練，急於求成，現在突然得了東林黨人的無形“鼎力支持”，掌力陡強數倍，便更加不計後果，輕言殺黜，製造“逆案”，羅致“閹黨名單”。把前朝的實權人物一網打盡、前朝政舉一概否定的做法，實際上只對東林黨有利，而損害了崇禎本人皇權的根基，破壞了皇權穩定需要保持的朝局平衡。等到崇禎省悟，再想回頭調和鼎鼐時，鐵案已經鑄成，要津已被佔據，很多嚴格講不是閹黨的“保皇派”也被打擊。

以崇禎的性格，他當時的暴怒與孤獨感可以想見，但根基未穩，又不能立刻就此發作，只好記恨於心，徐圖清算。這也正是促使他後來不信任廷臣，動輒對中樞大加清洗、甚至任用溫體仁與鄢懋卿這樣佞臣的重要因素。

​

結語

張溥不是閹黨，但他曾為了搞掉溫體仁，通過復社動用政治黑金，向崇禎身邊的太監行賄，把公開身份不是東林黨的周延儒運作進了內閣。周搞掉溫體仁以後，投桃報李，重新起用東林黨人。他後來的被殺，就有崇禎帝對他真實後臺有所察覺的緣故。東林黨有意在製造“逆案”和撰寫《明史》的過程中，拔高了魏忠賢，用意是要用魏忠賢這個“大籠子”裝下前朝的權臣們——明亡後，清廷設館修《明史》，延聘前復社大人物們出山。黃宗羲為保持晚節，加以拒絕，卻派了自己的門生全祖望出面，去參加了《明史》的修纂，期間在涉及明末的部分，就對黨爭的情況加以處理，加入了東林立場和褒貶色彩。

由此可見，東林黨與“閹黨”曠日持久的紛爭背後，其實是士大夫和皇帝對於權利的角逐，而“閹黨”只不過是皇帝採取的一種反制措施而已！

清朝人總結明朝亡國原因說：“明朝之亡，始於朋黨，成於閹豎，終於盜賊，南渡繼之。”此言非常確切。比如，南明成立後，黨爭不滅反熾，清議挑起內耗，結果連半壁江山也不能保全。但在《明史》之中，卻看不到這種思考，因為參與編纂《明史》的人，已經不能以置身事外的高度，來處理這段史實與教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