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活着。
第二个层次：体面地活着。
第三个层次：明白地活着。
世人皆醉我独醒，醒的那个人往往是最难的，陈道明算是其中一位。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在喧嚣混沌的名利场，陈道明有他自己的“非常之明”，什么是“非常之明”？
陈道明说：“我觉得节制是人生最大的享受，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但是难的是节制。”
所以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
知世故而不世故，处江湖而远江湖。
节制二字，早已贯穿陈道明的人生哲学。
节制，是一种风骨
在现在的演艺圈，陈道明是一位公认的有风骨的人。但少有人知道他曾经的境遇并不允许他“任性”。
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是一定要“上山下乡”的。
但陈道明阴差阳错地考入了天津人艺，不仅逃过了上山下乡，还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成名前，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在天津人艺的7年时间里，他这一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最后演八路，总之上一句台词都没有。
在这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那些人有的改行、有的下海、有的破罐子破摔。
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
后来回忆这段时光，他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能站在舞台前面说话，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存在。”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主角，也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光鲜亮丽。
即便如此，控制自己的欲望、一生只做这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高级，哪怕是跑龙套，演员就是陈道明认定的这件事情。
1978年，陈道明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这一考，命运出现了转机。
他不仅演技有了质的飞跃，也终于凭借《末代皇帝》中青年溥仪一角一炮而红。
之后他又演了钱钟书《围城》，连钱老本人都写信告诉他：“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凭借这个角色，他成功地获得了 “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 “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成了家喻户晓男演员。
来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但他却一一拒绝了。
“剧本不行，给再多钱我也不拍。”
如果没有合适的剧本，陈道明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一但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这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
在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唐山大地震》时，陈道明主动找上了他：“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
别人不理解陈道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不买飞机大炮，也不买航空母舰，我保证基本的生活质量，没那么多奢望。”
为什么说陈道明有风骨？
懂节制，才有风骨。
演艺33年，他一直恪守着自己的个性和底线，这风骨，就是克制了一个个欲望塑造的。
所以冯小刚说：“陈道明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
众所周知，陈道明是个淡泊且低调的人。
但三十出头时，迅速走红给他带来的除了名利，也曾带来心态上的浮躁和轻狂。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这就是狂。”
幸好在拍《围城》时，他结交了钱钟书。
从繁闹的片场去钱老家做客，老人家里没有录像机、电视机，也没有电话，唯一的电器是煎药的药锅子。
钱老待客，杨绛先生在看书，除了药锅子偶尔的“噗噗”声，几乎没别的声音。
陈道明在那种书香的氛围中，突然发觉自己贫乏、可怜乃至丑陋。
“在文化的面前，学问面前，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连屁都不是！”
回家路上，陈道明回想起自己这段时间过的生活，在外界的追捧和赞誉之下，如果再这样心浮气躁下去，会彻底成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
所以在他最火的时候，他躲起来了。
后来在杨澜的采访里，陈道明说：“我一上酒桌应酬就是煎熬，尤其是一个人当一个人喝醉了，一句话跟你说了四五遍，一张名片递给你八次时，你就会感到一种窝火，一种愤怒，特别烦。”
那平时的时候在干嘛呢？
他说：“独处，现在社会在强调竞争，往往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
其实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越发认识到快乐与否与外界无关，有一个洁净、从容、真我的精神世界，才能让一个人活得百毒不侵。
陈道明的哥哥陈道凯说在天津老家时，陈道明从不看电视，“他北京的家中连有线电视都没装，书房里的床堆满了书，自己就睡在一堆书中。”
他爱读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所以季羡林曾说：“陈道明的文学水平，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
年纪再大了一点之后，在家拿着毛笔抄写《道德经》，或凭记忆画拍戏过去的地方。
陈道明说：“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凭经验在演戏。说实话，现在真有些黔驴技穷了。”
只有玩命读书，因为你知道的太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读书。
用尽心机不如静心做事，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不必谁都去讨好，顺其自然就好，节制的人生是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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