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晴佳教授對《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書所撰書評，英文版載2015年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今年鳳凰出版社出版了《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書的簡體中文版，經授權，澎湃新聞發表該書評的中文譯本，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潘光哲著，鳳凰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構思大膽、研究紮實，此書對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士人被迫對外開放時不斷變化的知識體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誠然，這一話題此前在學術界已經受到關注。潘光哲在本書當中所考察的一些對象在中英文學界都有了不少的研究專著，比如郭嵩燾、康有為、唐才常等人物。但是，潘光哲的取徑是與前人不同的。他嘗試重建晚清整整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閱讀生活，描述他們的讀物，研究他們如何獲得這些閱讀材料，以及他們閱讀之後的思考。換言之，正如副標題所顯示的，潘光哲受到了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等人的啟發，在這項研究中實驗“閱讀史”（第12-25頁）。他特別關注中國的士人是如何為西學所吸引，並將西方的譯著融入他們的閱讀生活的。
更具體地說，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潘光哲試圖全面地挖掘外國書籍在塑造中國士人生活中的作用與意義。在導論之後，他在第二章中介紹了由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創造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一詞，並認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傳教士所翻譯的外國書籍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某些思想開放的中國人的知識結構，為發展新的世界觀做好了準備（第49-120頁）。在接下來的章節中，作者以康有為的朋友朱一新（1846－94）為例，詳細討論了朱氏如何通過閱讀關於中國以外世界的文本來拓寬與更新他們的世界觀。因此，他們發展了潘所說的“地理想象”。也就是說，即使中國的士人很少走出國門，但至少他們自認為通過閱讀認識到了更為廣闊的世界（pp.121-162）。我認為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論述《時務報》及其影響的第四章。《時務報》出版於清朝甲午戰敗之後，可以說是當時銷量最大的報紙。《時務報》也是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陣地（第170-171頁）。然而，潘光哲對《時務報》的關注點不僅在於其對維新變法的宣傳（已有不少相關研究）。相反，他試圖分析其讀者群，並通過描述其編輯與讀者之間的互動，來深入考察新知識在思想界的普及程度。根據潘光哲的研究，《時務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在官府和社會之間建立了很重要的聯繫——最初得力於封疆大吏所提供的資源，之後日益風靡，逐漸吸引了讀者的個人捐款（第172-180頁）。
在第五章中，作者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西學知識對中國士人的影響。由於當時科舉制度依然存在，那麼這些西學新知對應試的士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潘光哲以湖南的應試者為例進行了探究。他的發現相當有趣：這些應試士子不僅具備傳統經籍的修養，而對於域外新知也是信手拈來。這表明，西學對希望通過傳統的科舉考試獲得官職的人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用潘光哲的話說，就是“舊瓶裝新酒”（第241-248頁）。更有意思的是，潘光哲通過有關西方譯書流通、傳播的史料證明了自己的觀點，而其中不少書籍被納入了當時應試必讀書目之列。在第六章（全書的最後一章）中，作者進一步研究中國士人在現實生活中運用新知識的各種方式。他指出，對徐仁鑄（1863-1900）等思想開放的學者型官僚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智識階層已經出現了重塑“讀書秩序”和“知識結構”的強烈需求。換言之，他們達成了一種共識——對於教育和培養中國未來的年輕人來說，西學（亦即關於不斷擴大與變化的外部世界的知識）是必不可少的（第297-322頁）。
任何認識潘光哲的人（確實有不少，因為在過去幾十年裡，潘光哲在中英文的學術界交了很多朋友）都會知道，潘光哲是一位用功的學者，有著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此書便是一個顯例。在這本將近500頁的“令人生畏”的書中，尾註幾乎佔據了200頁！尾註以較小的字體排印在每一章之後，讀者可以看到潘光哲的註釋中幾乎與正文寫得差不多長。在這裡，我指出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不僅因為想提醒大家注意作者寫作此書時所進行的深入探究，還因為我隱約感覺到，作者可能在做更為雄心勃勃的嘗試。作為中文學界第一本介紹閱讀之藝的書，潘光哲可能希望讀者能從他的書中獲得一種新的閱讀方式。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簡單地閱讀他在正文中告訴你的內容，而應該試著從每一章的尾註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正如潘光哲在本書中的研究對象在他們發現外部世界的旅程中那樣。這種閱讀方式本質上並不是試圖“在字裡行間閱讀”，而是要理解文本中隱含的，甚至是沒有說的內容，並在註釋中給出可能的線索。
話雖如此，我必須說，潘光哲在結論中對他所取得的成果與希望用這本書來說明的問題作了簡短而相當清楚的解釋。例如，通過引入“知識倉庫”的比喻，他想在讀者的腦海中勾勒出這樣一個形象：當一位中國士人步入書架之間，他是如何被“倉庫”中驟然增多、應接不暇的西方譯書所迷住的（第49-64頁；第371頁以下）。他還希望質疑一個以往被廣泛接受的認知，也就是變法派與所謂保守派之間的對立。因為他的研究表明，兩個群體似乎同樣渴望吸收新知識，儘管他們對待新知識的態度最終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第378-380頁）。此外，潘光哲還將歐洲歷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與中國的情況作比較，希望讀者能更好地認識到知識結構的轉變在為辛亥革命與清王朝的終結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換言之，他表示，閱讀習慣和閱讀領域的改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士人對清政權的態度轉變，其中一些人可能因此最終決定放棄對清王朝的支持，從而導致清政權的垮臺。
總而言之，潘光哲的這本書大體上達到了他研究的目的，即對晚清士人的思想進行細讀。因此，他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晚清思想界的認識。他不僅對中國人如何閱讀與思考他們的書，而且對他們如何獲得並傳播這些書進行了豐富的描述。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思想史和社會文化史的實踐。雖然有些人可能對他的抽樣方法以及樣本的代表性持有疑問，但我們必須感謝他提供了這樣一個大膽和創新的案例，在中國史領域進行了“閱讀史”的實驗。事實上，如果我們認同潘光哲的觀點，即西書的增加為晚清士人帶來了一種“新的閱讀形式”（第381頁），那麼我可以說，他的書也幫助我們看到了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時採取一種新的閱讀方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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