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九龍壁"化石

發現"九龍壁"化石

孫國富

行走在這片溝壑縱橫、荒無人煙的丘陵地帶，可能誰都不會對那個長方形、並且呈階梯狀的大土坑產生任何興趣。大坑在一座小山包的西北腳下，西面自南向北蜿蜒著一條幹涸了的季節性河道，南面是白雪皚皚的天山博格達峰。

這是新疆阜康市的大黃山，它位於天山北麓、準噶爾盆地的南緣。

2000年7月，我獨自一人在大黃山徒步攝影時發現了這個大坑，並斷定它絕非天成，一定是有人在這裡找尋、挖掘什麼東西時留下的。我正在猜測的時候，一位老者騎著毛驢趕著一群羊從此路過，他在夏日炫目的夕陽裡眯著眼睛告訴我：“這個坑時間長了，大概是1964年吧，我親眼看見一群北京來的人，從這兒挖走了一大塊岩石，上面還有九條龍……”

也許是長期從事新聞職業的習慣，牧羊老者的話立刻讓我的每一根神經都興奮起來。此前，曾在一些資料和媒體上看到過一些關於“九龍壁”化石的介紹，但都是隻言片語，而且說法不一。沒想到眼前這個看似平常的大坑，竟然就是那個舉世聞名的“九龍壁”化石出土的地方！從那時候起，我就對這個大坑、對當年發現、挖掘、出土“九龍壁”化石的故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年來，我一直都想親眼目睹這塊化石瑰寶的真容。

2010年12月3日，我到北京出差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位於西直門外大街142號的中國古動物館，我夢中的那個“九龍壁”化石就陳列在裡面。

這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創建的國內唯一一家以古生物化石為載體，系統普及古生物學、古生態學、古人類學及進化論知識的自然科學類專題博物館，也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館。

在古動物館大門口，一位散步的老人聽說我是從新疆阜康趕來採訪“九龍壁”化石的，他清瘦的臉龐馬上流露出一種異常的興奮。老人熱情地帶我走進古動物館的前廳，他指著大廳正面牆上鑲嵌的一塊由玻璃密封起來的石壁對我說：“這就是‘九龍壁’化石”。

透過玻璃，我仔細觀賞著這塊出自家鄉卻一直無緣相見的化石。在那面黝黑的石壁上，九條形似恐龍的哺乳爬行動物“副肯氏獸”化石骨架天然地聚集在一起，在滅頂之災來臨的那一刻，它們把億萬年前的姿勢和表情永遠定格在這裡，用生命凝成了這塊“九龍壁”。

我用照相機和攝像機輪番拍攝記錄遠古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這一幕波瀾壯闊的圖景。在此過程中，那位老人一直站在我的身邊。

老人叫黃肇初，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退休職工，廣西桂林人，已經七十六歲。

我問他：“您知道當年發掘這塊‘副肯氏獸’化石的經過嗎?”

老人帶著一種自豪與驕傲的神情不加思索地回答：“我當然知道呀！當年，我作為考察隊隨隊醫生全程參與了這塊化石的發掘工作。”

這一天，北京的天氣格外晴朗，我的採訪也出乎意料地順利。

黃肇初叫來了住在附近的蘇德造和張法奎兩位老人，他們也是當年發掘“副肯氏獸”化石的考察隊成員。在古動物館的一間辦公室裡，我靜靜傾聽著三位古稀老人講述四十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1963年初夏，一支二十多人的科考隊伍出現在大黃山。他們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生物考察隊，任務是在新疆開展大規模、多學科的綜合性古生物科學考察，這也是中國政府首次在新疆獨立進行的古生物科學考察。

早在1926年，瑞典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就來到北京，與當時的北洋政府簽訂協議，發起成立了由中國、瑞典，德國和丹麥人組成的“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1927年5月，考察團從北京出發，乘火車到達包頭，然後搭乘二十八峰駱駝一路向西，向綏遠、內蒙古、寧夏、甘肅和新疆進發。這是中國人參與的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科學考察。考察團成員、中國著名地質學家袁復禮教授率領一個考察分隊在天山博格達峰和天山天池一帶考察地層岩石、冰川、地貌和第四紀地質，挖出了七十二具三迭紀爬行動物化石。1930年， 袁復禮先生在新疆阜康的南泉、南沙溝一帶及大龍口發現了豐富的化石，除了一些零星的骨頭外，還有兩具相當完整的二齒獸類骨架。獸孔類是哺乳動物的祖先類型，其化石的研究在脊椎動物進化上具特別重要的意義，從而引起了國內外有關學術界和文化界的關注。

1956年，中蘇兩國擬定了共同進行中亞地區古生物學研究的長遠計劃。1959年春季，中國政府與前蘇聯政府派出第一支“中蘇古生物考察隊”，考察地區包括我國寧夏、內蒙古中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鄰接地區，除中科院派出的科學和行政工作人員外，前蘇聯科學院方面有十七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參加，其中大部分野外裝備由前蘇聯方面提供。到1962年，由於兩國關係緊張，蘇聯科學家撤回國內，中蘇科考被迫中斷。

1963年5月，中科院將原中蘇考察隊中方人員重新組合編隊，由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骨幹力量組成古生物科考隊進入新疆繼續進行科考工作。

科考隊沿著袁復禮教授當年的考察線路，踏遍吐魯番盆地和準噶爾盆地的千山萬壑、戈壁大漠，他們在西北荒原極為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工作和生活，發現並採集到了古生代的魚類化石，中生代的恐龍、翼龍化石，以及新生代的哺乳動物化石。

科考隊副隊長孫艾玲是全隊唯一的女性，當時只有三十三歲。她祖籍江蘇無錫，在上海長大，於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進入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後，師從著名科學家、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人楊鍾健教授，1961年研究生畢業後，她就參加了中蘇考察隊。她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二疊、三疊紀脊椎動物化石及哺乳動物化石。

科考隊帶著蘇聯人留下來的幾輛蘇制嘎斯、吉爾130汽車、一臺蘇制C-80型挖掘機等設備，駐紮在阜康大黃山的一條河邊。這裡是阜康重要的產煤區，地下埋藏著中國最優質的配焦煤。1958年5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六師在大黃山礦區組建鍊鐵大隊和鋼鐵廠，開始在這裡採煤鍊鐵。

孫艾玲和她的隊員們每天早晨天剛亮就從帳篷裡爬出來，喝點開水，啃幾口乾糧就徒步出發開始一天的野外考察作業。當時正值國家極度困難時期，隊員們每天的伙食標準都是定量的，他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勒緊褲腰帶進行著艱苦的考察工作。有時候要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找化石，他們就坐在卡車車廂裡，崎嶇的山野根本沒有路，卡車顛簸得讓每個人骨頭都疼。

新疆的七月，烈日像火烤一樣熾熱難忍，所有隊員都被曬脫了一層皮。那年夏天，西溝河與黃山河同時爆發了山洪，科考隊在前往西溝鍋底坑和大黃山二宮河流域考察時不得不翻山越嶺繞道前行，每天回到宿營地都是深更半夜。

1963年深秋，野外工作季節即將結束時，科考隊在大黃山煤礦西面三公里處的三疊紀地層中，發現了化石線索。這對幾個月來一直無所收穫且身心極度疲憊的科考隊員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當時大家發現地表有很多骨化石碎塊, 這些暴露在地表的骨化石是隨著岩石一同風化剝落的。隊員們順著線索追溯到化石的原生地，繼續向下探尋。人們首先看到一個骨架的薦部和尾部, 骨架趴臥在呈50°傾斜的岩層之上，接著又露出完整的身體和頭部。為了下一步的挖掘工作，隊員們從地面開挖了一條深而長的壕溝。此後的挖掘工作是在大家小心翼翼和無比興奮的狀態下進行的。每出現一個獸類幼體骨架的時候，就伴隨著隊員們一次次的歡呼和跳躍。

當這塊長 7 米寬 2米化石塊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時,共有 9個骨架陸續呈現出來。其中有幾個骨架排列在一起,頭頭相對，尾尾相連，親密地依偎在一起。最左側的兩個骨架頭對頭地躺在一起，好像一對雙胞胎在幸福地安睡。

距今約2．25億年前的阜康一帶是一片水澤和草原。一天，9個全身滾瓜溜圓、口中伸出兩個碩大的長牙、大小如家狗、外表酷似美洲河馬的獸類動物在草原上覓食、玩耍，其中兩個正在交配。突然，地殼運動使草原陷落，這9個未成年的動物一下子陷入泥塘中，它們有的頭尾顛倒，有的腹背翻轉，越陷越深，沉入塘底，在瞬間成為永恆。億萬年過去了，9個小動物的屍骨凝聚在一起，成為化石瑰寶。

科考隊員的腦海裡不斷閃現出這些2億多年前的四足動物興盛和衰亡的情景。他們突然想起北京故宮和山西大同那凝聚著中華民族龍文化精髓的九龍壁浮雕，於是，大家就給這塊化石臨時起了一個名字：“九龍壁”。

在瑟瑟寒風中，科考隊無法完成化石的最終發掘，只得用石膏敷在化石表面，用碎石將巖塊重新掩埋，大家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結束了這個科考季節。

1964年夏天，科考隊重返新疆阜康大黃山，開始進行“九龍壁”化石的挖掘工作。他們首先在化石巖塊周圍放炮爆破，清理出一條二至三米寬、三米多深的溝。由於化石體積龐大，在當時機械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他們從巖壁中間一處沒有骨化石的地方將化石鑿成兩半，分兩部分裝進木箱。由於化石體積重量很大，科考隊費了很多周折才把這塊重達九噸的化石巖壁裝上卡車，運到烏魯木齊，後又裝上火車運回北京。

“九龍壁”化石的發現，讓考察隊員對中國西北這塊陌生的土地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他們繼續在這裡進行著艱苦的考察工作。當時誰都不知道孫艾玲懷著四個月的身孕。有一天，在野外考察中孫艾玲不小心摔倒在一塊石頭上，當大家把她扶起來時，隨隊醫生黃肇初才發現她流產了。孫艾玲在營地的帳篷裡休息了一週之後，又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西北科考的征程。

1978年，孫艾玲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甲種專刊第十三號發表文章《準噶爾盆地南緣二疊、三疊紀脊椎動物化石及吐魯番盆地第三紀地層和哺乳動物化石》，正式將“九龍壁”化石上的動物命名為“短吻副肯氏獸”。200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劉俊和李錦玲將其更名為“短吻西域肯氏獸”。

短吻西域肯氏獸在學術界被歸類為“似哺乳爬行動物”（指某些特徵與哺乳動物相似的爬行動物）。它是由生活在二疊紀和三疊紀的盤龍類動物進化而來，它們是哺乳動物的祖先。距今大約三億至兩億年的二疊紀和三疊紀是脊椎動物進化歷史上十分重要的時期。兩棲動物在這一時期經歷了一度繁盛之後走向衰落，而爬行動物在二疊紀和三疊紀時得到蓬勃發展。幾乎所有的爬行類高級類元（包括恐龍，翼龍，龜鱉類，鱷類和蜥蜴等）都在這一時期開始步入生命的長河。似哺乳爬行動物在這一時期實現了從盤龍類到獸孔類再到哺乳動物的完美演化過程。

古生物化石是人類史前地質歷史時期形成並埋藏於地層中的生物遺體和活動遺蹟，包括植物、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等化石及其遺蹟。它是地球歷史的鑑證，是研究生物起源和進化的科學依據，是寶貴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遺產。

新疆準噶爾盆地集中了大量的海相和陸相地層古生物化石，被中外考古學家們稱為“史前博物館”。這裡是研究二疊紀---三疊紀地層和脊椎動物化石得天獨厚的寶地，為了找到這些2億年前動物的蹤跡,把它們挖掘出來,探尋它們的形態特徵、系統發育關係和生存環境,中國幾代古生物學家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當年參與“九龍壁”化石發掘的考察隊員董枝明後來成為中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和國際著名恐龍學家。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學系的董枝明在參與“九龍壁”化石發掘之後又參與了對中國自貢和祿豐等地恐龍化石的發掘和研究，取得了轟動世界的發掘研究成果。他曾為35種恐龍命名，是世界上命名恐龍最多的人。1973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彭希齡、新疆大學地質系師生先後在新疆阜康縣三工河侏羅紀地層中採集到若干甲龍骨片。1997年，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上映後，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請董枝明為片中的６條恐龍“演員”起名字，董枝明就把其中一條甲龍命名為“明星天池甲龍”。

“九龍壁”化石的發現，具有重要科學價值，引起了國內外許多學者的關注。1990年，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將“九龍壁”化石製成巨型高浮雕在美國展出，再現了副肯氏獸群屬性的生活方式，展示了它的巨大價值和藝術魅力，得到國外古生物學家的高度評價。1994年10月18日，中國古動物館開館，館內展出的“九龍壁”化石被當時的新華社和西班牙通訊社埃菲社等各大媒體稱為“最吸引人的化石塊”。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將“九龍壁”化石作為鎮館之寶永久珍藏。

1978年，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完成的《新疆脊椎動物化石及有關陸相地層研究》成果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同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國大地科學的春天。就在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上，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此項研究成果受到隆重表彰獎勵。

北京的採訪結束了。當我走出中國古動物館的時候，猛然發現大門口那條“將軍戈壁單棘龍”正高昂著修長的脖子在衝我微笑。這是2006年8月26日出土於新疆奇台恐龍溝的蜥腳類食草恐龍化石模型，是迄今世界上脖子最長的恐龍，被稱為“亞洲第一龍”。 它和“九龍壁”化石上的那九隻“短吻西域肯氏獸”都是遠古時期新疆準噶爾原野的精靈，它們都是我的同鄉。

這個時候，遠在幾千公里之外那個曾經出土了“九龍壁”化石的大坑已被初冬的白雪覆蓋，茫茫雪原，一片死寂。

我們應該在那裡立一塊碑，碑的正面是九個短吻西域肯氏獸栩栩如生的浮雕，我要親自為這塊碑撰寫碑文，告訴人們：這裡是龍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