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是积极寻求外国调停的，希望中日实现议和。清廷甚至希望列强各国特别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帮助出面调停，但是所有的斡旋活动都没有成功。面对日益严峻的京畿威胁，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本来是想抗战到底的。可是，进入1895年，战事的全面恶化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主战的态度。
当时，日本拒绝西方各国的调停，并拒绝接见李鸿章派出的谈判代表，在谈判的价码上也不肯开口。因为日本的目的是要清廷彻底屈服，日本陆军部希望夺取辽东半岛；海军部要并吞台湾、澎湖；财政部提出索要白银十亿两的庞大赔款数字；改进和革新党叫嚷：必须有瓜分中国四百州的决心，将广东、山东、江苏、福建都纳入日本的版图；自由党声言，应迫使清廷割让辽东以及台湾，并要求缔结中日通商条约，特权应在欧洲诸国之上。一片蝉噪蛙鸣声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贪婪野心，正如陆奥宗光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1]
1894年7月，在仁川登陆的日本军队
要实现贪欲，日本知道必须借助于扩大战争成果和狡狯的外交两种手段。在外交方针上，日本政府认为只有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的胜利，外交上才能使清廷更屈从。因此，对于停战与媾和的条件，陆奥宗光又说：“我国绝不泄露要求的条件，将问题严格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的余地”，“媾和条约方案也深藏未露，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决不轻易示人”[2]。
日本人拒绝外国调停，这使李鸿章感到只有朝廷派出代表直接向日本议和一途了。1895年1月，李鸿章奏请朝廷派张荫桓、邵友濂东行，前往日本协商议和之事。
在前往日本之前，二人在奕䜣带引下先后觐见了光绪和慈禧太后。此刻，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压力下，也同意派人到日本了解日本的真实口气。1月1日的觐见中，光绪帝特降谕旨说：“张荫桓、邵友濂现已派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设各节，凡日本所请，均著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许。懔之！慎之！”[3]
光绪帝的这道谕旨，说明他对日本方面的态度并不了解。奉命前往日本的张荫桓也是如此，他在离京前给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惟此行原无把握，为时久暂，自难预定。如能仰托皇上福威，敌人就范，则臣归期可速，经费可节，随使各员亦有劳可录。俟到差后，察看情形再行具奏，以慰宸廑。”[4]
对敌情的不了解，决定了张荫桓等人前往东京议和的必然流产。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故意刁难，说什么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级别太低，所给予的权限不够，不能和谈，并指名道姓要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亲自出面参加谈判。日本政府认定了这两个妥协派的大头目，既然不愿与张、邵议和，还不允许二人在日本停留。
2月12日晚上，日本外务省派人来向张、邵二人发出了照会，实际上是一个通牒，要求二人立即返回中国。这样的待客之道，让二人很无颜面。张、邵等于被驱逐了，这与清廷来说也是一件颜面尽失的外交事件。
在张荫桓、邵友濂被驱逐之前，李鸿章在1月9日得到日本计划侵犯山东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英国驻华公使电告李鸿章的。电文说，日本不愿停战，已计划从山东登陆，李鸿章将这个消息告知清廷，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便于13日电令李鸿章悉心筹措，做好防范。当天，李鸿章即电告丁汝昌称：“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以凭核奏。”[5]
威海卫降约》签订后，解除武装的清军官兵和居民在日军的监视下候船离开
1895年1月20日，日军2.5万人由大山岩指挥，在25艘军舰的掩护下，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清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分散防守，“零星屯戍，不足成军”，且装备很差，大都是老旧的土枪和少量的前膛来复枪。日军登陆后，未遇到有力地抵抗，便占领了荣成，分路向威海卫进扑。威海卫是北洋海军营筑多年的军港，北洋舰队的大本营。黄海大战后幸存下来的舰船全在这里停泊，1895年2月初，日军攻取了威海卫陆上的北帮炮台和南帮炮台，把北洋舰队合围在军港内。最终北洋海军船舰被日舰各个击破，北洋海军覆灭。这使清廷在外交上更处于被动局面。
2月11日，清廷被迫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谈判。由于此前日方旁敲侧击地提出要奕䜣、李鸿章出面和谈，以“郑重其事”，所以清廷接受了这个要求。光绪帝在谕旨中说：“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6]。
光绪帝解除对李鸿章的所有处分，固然有情非得已的成分，但慈禧太后为其开脱，甚至让他迅速到京“请训”，实际上是为李鸿章前往日本交涉议和铺平道路。请训本是朝廷派出官员到国外或者地方行使某项重要使命的一种惯例，李鸿章的这次赴京请训可以视为赴日外交交涉的交待谈话。但是，慈禧太后让李鸿章到京“请训”，却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一方面是继续笼络李鸿章，让其成为唯自己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是让其尽心实施妥协外交。为使李鸿章专心于此任，慈禧太后还让光绪帝颁发谕令让云贵总督王文韶代理李鸿章留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空缺。
慈禧太后让李鸿章走上议和的前台，自己却称病躲了起来，他对外宣称：“今日强起，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筋起作块”[7]。其实，这是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合谋算计光绪帝的一种政治手段，企图以此来通迫光绪帝投入由她设下的陷阱，让光绪帝亲自给李鸿章下达训令，以便日后把卖国的罪名加在光绪帝身上。
但是，李鸿章不管这些，他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他一手打造的北洋舰队，花去了几十年的心血，投入的银两更是不计其数。现在面对蕞尔小国的日本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大清国的失败，他有很大责任。北洋舰队覆灭后，李鸿章更是臭名远扬，屡受全国人民的谩骂，在朝廷中更是饱受指责。当然，他一贯坚持妥协政策，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而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现在，慈禧太后带有笼络性质的委于他谈判重任，也使他感到只有亲自出面签订和约，终止战争，才有可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是，李鸿章也是一个老奸巨猾之徒，他知道此去日本责任重大，日本人要求大清割地赔款是必然的，这些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势必落下千古骂名。他认为议和之事必须事前得到慈禧、光绪的授权，王公大臣们的赞同，列强的支持，才能进行谈判，签订包括割地在内的丧权条约。因此，他接到任命后积极活动，竭力排除各种障碍。2月22日是李鸿章应召请训的日子，他先拜见了恭亲王奕䜣，然后二人一同来到乾清宫觐见光绪帝。当时帝师翁同龢、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庆亲王奕劻等人也都在场。在养心殿，李鸿章先说了对皇上“逾格之恩”的感恩戴德，然后转入前往日本议和这个话题。
日本人可能要求割地，李鸿章故意借外界所传“中国须割地”之说：“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占地索银，亦属难措，户部恐无此款”[8]，但恐日本占据中国土地索取巨额赔偿。李鸿章所言实际上是日本政府于2月17日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已向清廷承认议和先决条件，不但要清廷确认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并要求割让土地。
清廷要李鸿章出面与日本议和，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能够出面干涉上，为此积极到英、美、法、德、俄各国使馆活动，希望各国能够干预，但各国均“无切实相助语”。李鸿章还电驻外大使龚照瑗、许景澄等人与英、法、俄、德四国联络，寻求外交帮助。
图为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旅顺口
在拜访英国公使欧格讷时，李鸿章提出了一个“中英同盟密约”草案。草案有四条，一是中英建立联盟，英国保证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应在英国与另一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二是中国军队的改革征询英国的意见；三是中国准备给予英国开设矿务、铁路以及通商口岸的特权；四是考虑新增口岸，对英通商。[9]
对李鸿章这一卖国方案，欧格讷未敢表态。英国当时的政策是笼络日本，制衡俄国，不可能因为中国而将日本推到俄国人的怀抱，所以“中英同盟密约”没有获得英国人的认同。在李鸿章拜访各国公使的活动中，美、俄、法等国仍然持观望态度。这样，寻求外交支援无果的李鸿章于2月25日与恭亲王一起又觐见光绪帝，作了汇报。光绪帝听后，感慨地说，看来割地是很难避免了，奕也连连颔首称是，以表示对李鸿章的支持。3月3日，奕联合军机处上奏光绪帝：“请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10]，光绪帝只好拟定谕旨，大意是，地虽可割，但要权衡利害轻重，根据情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判断。
光绪帝的这番表态，让李鸿章给利用了。他把这句话当尚方宝剑，为自己以后的谈判留下回旋余地。3月6日，李鸿章又拜访了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向他说明了日本要求割地赔款的谈判内容。
德国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希望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作为基地，深恐日本的割地要求引起各国首先是英俄瓜分中国的秘密安排，而把自己排斥在外。所以，绅珂在李鸿章拜访的当天，向日本发出了语气相当温赫德照会，算是对日本的“劝告”：“中国要求欧洲列强干涉，列强中某些国家已决定干涉并为此联合起来，它们要求中国作为它们干涉代价的愈多，留下给日本的便愈少；因此为日本计，相较之下，直接合理的解决最为有利。根据我们（指德国）今所获的报告，日本对割让中国大陆上领土的要求尤其易于惹起干涉。”[11]这种不疼不痒的“劝告”，令日本政府很不以为然，继续执行其既定的方针。
李鸿章再次希望各国调停，但俄国也不愿得罪日本，甚至各国都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在李鸿章拜访各国公使希望得到外交帮助的同时，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希望得到各国的谅解。同英、俄的心态一样，日本也害怕英俄合作，因而在此期间陆奥宗光多次向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保证，日本尊重俄国在朝鲜的权利，希望俄国不要涉足中日战争：对于英国，日本也保证说，不必担心中国被瓦解，在开放全中国通商的问题上，日本将给予英国更优越的条件。这一保证使英国偏袒日本的态度更为露骨，英国报纸甚至赤裸裸地说：“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我们便没有理由同它争吵”，“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日本不会对我们有害，我们无需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的，它会威胁和震惊俄国，但这不关我们的事。倘若高兴地话，让日本和俄国去一争胜负吧。”[12]
外国调停不成，各国都作壁上观，李鸿章只好率团前往日本议和。最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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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第116页。
[2][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第117页。
[3]《张荫桓致翁同和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
[4]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383页。
[5]《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25页。
[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九，第46页。
[7]孙孝恩、丁琪：《光绪传》，第240页。
[8]孙克复编：《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第151页。
[9]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第348页。
[10]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第5064页。
[11]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13页。
[12][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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