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画舫、亭台楼榭、一曲琵琶以及一把油纸伞，这些江南风物曾被外界看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但这里，既中国，更世界。

江南，是中国大陆面向东南大洋的突出部，近代以来，它即是东西碰撞的要冲，天生就面向世界。地理的特殊性，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懂得开放和包容，更加具备对这个世界的适应力。

在历史更替的洪流之中，江南的精英不断走向全球，传播着中国人的智慧和美德。和犹太人一样，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是江南文化作为一种中国“优势文化”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们不忘故土，更折射了中华民族对家与国情怀的执着。

江南人的“扩张性”

认知江南，与其他区域一样，总是从本土化开始的—是杏花村雨的江南，烟雨惆怅的江南，温柔多情的江南，物质充足的江南，经济繁荣的江南。

人们习惯赞美歌唱江南，认为这是一个柔性、内敛的文化，但时常被忽略的是，江南的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江南人关注社会现实、敢于融入世界的生动写照，这副对联后也成为天下学子座右铭，超出了江南狭隘的地域性，被赋予了全球化的内涵。

江南人杰地灵，就像一个引力极强的聚宝盆，吸入其中，经鼓铸，定会蒙上江南的气息。在中国大陆之外，全球顶级华商之中，江南人士首屈一指。香港最为典型。江南家族从江南崛起，后相会于千里之外的香港，或富甲一方，或权倾一时，百年来叱咤风云。

1937年，上海徐汇区一幢两层高的洋房里，董浩云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虽然正值日军侵华、公司破产的黑暗时期，但董浩云却难掩家中添丁的兴奋，在儿子的黑白照片上写下清新有劲的八个字：“笑迎着大时代来临。”

属于董浩云的时代很快来临了。作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宁波商人，董浩云善于经营，经过30年，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商船联合体、“海上学府”教学模式，成为了“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如果按其当时独资所拥有船队的吨位数来说，《纽约时报》的表述更具体，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董浩云在经商办企业的同时，不忘培养教育下一代，其长子董建华在1997年7月，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任职期间，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

在香港发展壮大的江南家族，与董氏齐名的，还有纺织世家的唐氏与荣氏。

唐宋以后，江南繁盛富庶，像松江等地自元朝以来就是中国的纺织基地，有从事纺织生产的优良技艺、专门人员和成熟市场。晚清道光年间，唐懋勋在无锡北塘街经营的“恒升布庄”初见规模，到民国时期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

19世纪后半叶，为躲避战乱，唐氏家人各奔东西，唐君远选择了留在内地，唐君远的堂兄唐炳源选择了离开，各自书写传奇。其中创业于香港的唐翔千，在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香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所创立的南联实业公司，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纺织巨头。

唐翔千的长子唐英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学业后，受董建华之邀，进入政界，先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等职。

唐英年与太太郭妤浅育有三女一子

与唐氏家族相比，江南另一纺织巨头荣氏家族的发迹历史较短。但并不妨碍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从中国民族企业发展角度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算得上是民族企业的先驱人物。在解放前，他们就被誉为“面粉大王”。解放后，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支持新中国建设，1965年将自家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商业帝国悉数交给国家，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

改革开放后，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南下香港闯世界，成为香港中信的总经理、中信泰富集团主席，2002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首富。虽然荣智健曾一天之内就亏损了近一百五十亿的产值，但荣氏家族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仍不可忽视。

近一百年来，江南人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香港的各行各业，实业家安子介、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一代裤王”田元灏……事实上，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有大批江南人因战迁徙，由黄浦江畔辗转南下到狮子山。他们年富力强，在香港办厂、置业，积累财富，成为了各界精英，有商界俊杰，更有政坛猛将。

影视大亨邵逸夫与妻子黄美珍（右）及女儿

随这批江南人一同到香港的，除了资本和专业技术，还有江南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意识、行为准则等，江南文化的基因由此注入香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李德麟就曾评价道，如果没有上海、江浙一带南下的这批人，可能也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世界性，由来已久

在江南大家族南下香港前，江南文化的世界性可以追溯到明代。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看来，明朝万历年间江南人徐光启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1600年，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会面，是江南文化的“世界主义”发端。利玛窦作为西方文化使者，具有文化交流代表的双重责任，不仅把欧洲文化带到了中国，也把中国文化传递到了欧洲。

明末江南风气已开，“西学”流行起来。不少人都取了英文名，比如杭州进士、工部主事李之藻的英文名叫Leo，翻译成中文叫凉庵。江南人还热衷研究欧洲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农业、水利、造炮、练兵、艺术等，著述颇丰，最著名的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反观当时中国，只有江南地区的人士在翻译、研究和出版欧洲人著作，虽然算是个案，但风气蔚然。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启光的插图

利玛窦在此期间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17世纪的欧洲十分流行，是继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描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300年后，近代西方人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第一本著作。札记中，利玛窦称赞南京的城墙宏伟壮丽，足以和罗马相媲美。他还使用长寿之乡、冬暖夏凉、衣被天下、折色交税等特有词汇刻画江南，足见江南在他眼中的地位。

利玛窦如此程度的赞美，并不多见于用在别的区域。让喜欢江南的人十分欣慰，甚至以“江南特殊论”奉为圭臬。客观来看，利玛窦的观察与描述也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江南的普遍认知，并带动了欧美人士对江南文化的欣赏和赞美，诸如“鱼米之乡”“物产丰富”“文士众多”这样的赞誉之辞一时间充斥期间。

江南为何特殊？江南的特殊性其实不止被西方人看在眼里。要知道，尽管江南一直富甲天下，但在中国古代，像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在物质文化上并不输于江南；尽管江南自古崇文好礼，但孕育了儒家学派的齐鲁地区更有代表性。

江南的特殊性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认为，既不是财富，也不是礼乐，而是代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江南文化，才是古代江南人民对中国、对世界独特和伟大的创造。

进一步讲，无论是明代的徐光启，还是近代南下香港的江南家族，江南人士身上共同具有着一种现代全球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形成和培养，离不开天时、地利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也离不开江南先民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据史料记载，四千多年前，中国东部气温偏高，江南并不适合人居，甚至到了西汉后期，仍然有人要求把自己在无锡的封邑调换到北方去。直到大自然渐渐青睐江南这片土地，并把降水量、湿润度、气温等都调和到了宜居的程度，这时候江南才进入到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好的阶段。

江南先民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开展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奋斗史，大量吸附城市移民，吸纳异质文化，培育了江南人开放包容的群体心态。

人口的迁移，主要是北方的移民，杰出人物的集中，不仅给江南带来劳力，还给江南注入了中华文明优秀的成分，奠定了江南的人力要素禀赋。

翻阅科举中举率，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江南进士数量居全国之首，比例高达近15%。而且科试名次极为显赫，单是状元，明代25%和清代50%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就更不在少数，甚至三鼎甲往往被江南人囊括。

人口素质提高必然带动经济发展。从南宋初到明朝中期，从“苏常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的转变，表明全国商品粮的基地已经转移，也表明江南的经济已经脱离农耕文明，向着商业文明发展，领先全国。

明末清初时期江南淳朴祥和的民风，图上描绘一名江南的织布工在操作纺织机器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商业文明的出现，是商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转型的一个开始。19世纪中期以后，江南地区从农商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彻底转型，特别是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崛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迅速加入世界市场体系。

上海，这个由国内外移民构成的国际性大都市，就像一个空前未有的通道，为江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空间和想象力。

上海因地理因素与江南其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江南人起初就是靠家门口或者后门河道的船，直接通过密布的水网，由苏州河达上海，再由上海跨过东海越过太平洋，到达地球另一端。

上海朱家角

大批江南知识分子穿梭其间，由此带动了知识、思想、文化和信仰的交流。清朝废除科举以后，在早期日本的留学生中，大多数都是从江南出发的。他们回国之后，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到江南，传播到全国。其中有许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共的早期领导人。

执着的家国情怀

不忘家国、回馈故土是江南人的一种情怀。

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氏家族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培养高级人才约1200多人。

1973年，唐氏家族中，身为半岛针织及南联实业董事的唐翔千组织了代表团访问内地，主要是商讨进口内地棉花，以及计划回内地投资。翌年，他打破美国棉对香港市场的垄断，成为首位使用内地棉的香港厂商，被誉为“爱国商人”。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唐翔千先后在深圳、新疆、上海和东莞等地设厂，建立内地第一批合资企业。

唐翔千家庭合影

这些华商的创举，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尤为重要。他们在海外打拼，将竞争、创新、风险和契约等基本的商业伦理准则，逐渐内化为了他们的文化系统。而回到故土之后，他们得以直接将内地的制造业带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在文化界，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这是四位江南人士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在长老会美国籍牧师费启鸿的帮助下在上海创立的。

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以来，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成功之道在于不断创新。它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一方面通过整理国故，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西学，译介反映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学术著作，引领国人放眼看世界，力图以现代学科体系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

在金融领域，江南人也非常突出。作为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江苏镇江人陈光甫的金融之旅，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他的自我创新与更新。

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的江苏镇江人陈光甫

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回国，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注重吸收不为其他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江南商业文明的本质是以自由经济为本位的全球化文明，这种文明为今天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势态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江南奠定了基础，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共同纽带。作为在经济上、文化上结合紧密的区域共同体，昔日的吴文明、越文明、徽州文明、海派文明等地方文明，虽然各具历史脉息、文明特质和地域特色，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以被吸纳到江南文明里面，一以贯之地引领、支撑和激励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各个历史时期超越自我、开辟新境。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子维

排版 |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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