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5日，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審議通過《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ICD-11）》，首次納入起源於中醫藥的傳統醫學章節。這是中國政府和中醫專家歷經10餘年持續努力取得的寶貴成果。這其中，第九、十、十一屆市政協委員，曾任世界衛生組織ICD-11傳統醫學疾病分類項目中國專家組組長的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朱邦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世衛組織會上力爭話語權
國際疾病分類（ICD）是由世界衛生組織制定頒佈的國際統一的疾病分類標準，它根據疾病的病因、病理、臨床表現及其解剖位置等特性，將疾病分門別類，使其成為一個有序的組合，並以編碼方式來表示的系統。
從2007年起，世衛組織開始籌措將傳統醫學逐步納入ICD家族，以促成其對全人類健康、福祉的衛生事業的更大貢獻。2009年，世衛組織決議敦促各會員國制定國家政策、法規和標準，以促進傳統醫學適當、安全和有效地使用，並酌情將傳統醫學納入國家衛生系統。
在此背景下，2009年3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派出包括朱邦賢在內的團隊，代表中國出席了世衛組織關於傳統醫學納入ICD-11版的專家磋商會議。此前，世衛組織西太區辦事處編制出版了《WHO西太平洋地區傳統醫學名詞術語國際標準》（2009年），日韓兩國擬將其以“東亞傳統醫學（EATM）國際疾病分類”（以下簡稱“西太方案”）的名義直接塞入或作為編制WHO ICD-11的傳統醫學部分的基礎性文件。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渡邊賢治教授出面介紹“西太方案”。我國政府派出中醫專家參會，主要任務就是要打破日韓兩國把持傳統醫學國際疾病分類標準話語權和主導權的局面。
會上，渡邊賢治用PPT介紹“西太方案”的編制及其術語文本，說這是由中日韓三國專家編制的代表東亞地區的國際傳統醫學的術語標準。當PPT停滯在“霍亂”術語樣本上時，朱邦賢當即指出PPT裡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錯誤——該PPT把疾病名術語“霍亂”及其下位詞“乾霍亂”的定義展示了出來，卻缺失了最為典型的“溼霍亂”術語。而“溼霍亂”上吐下瀉等臨床特徵，正是霍亂病的典型表現。在我國國家標準裡，對這個由霍亂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腸道傳染病專門設有“時疫霍亂”的疾病名術語，以便與夏秋季食物中毒等引起的急性胃腸炎出現類似症候的“類霍亂”加以鑑別。“所有納入的疾病名術語，都必須有臨床證據支持和明確定義加以區分，絕不可含糊其辭或混為一談”，朱邦賢義正詞言地說道。
中方嚴正聲明“西太方案”只是一個西太區編制的傳統醫學術語集，既沒有正式實施，更沒有經過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與監測，不能直接納入ICD家族；自從1972年第25屆世界衛生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該組織的合法席位以來，中醫學（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的英譯名即成為WHO官方文件涵蓋中醫學體系的正式稱謂，得到廣泛傳播，並被包括日韓等國在內的WHO成員國所認可，完全沒有必要生造一個所謂“EATM”來替代TCM。
那麼，到底具備什麼樣資質的傳統醫學才能納入ICD家族呢？中醫學作為對疾病有獨到系統的認知，具有獨立的學術理論體系、豐富的診療康復技術方法和顯著的療效；且歷史傳承最為久遠，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傳統醫學，可以首先納入 ICD家族，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所有的傳統醫學，都可以納入該國際疾病分類體系。“有獨立體系和全球影響力的，可以先進來；不成熟、不成體系的不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傳統醫學，文化背景不一樣，來源和理論體系、技術支撐不一樣，是沒辦法放在一起的。”朱邦賢說，“所以，我們打算設立一些入圍的門檻。”所謂“門檻”，即任何一種傳統醫學要納入ICD家族，首先必須要以有國家標準的頒佈與實施為前提，該傳統醫學還必須具備有兩大洲及其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廣泛應用為基礎。日本沒有制定和頒佈該國傳統醫學的國家標準，韓國當時剛剛頒佈韓醫的國家標準，還沒有國家層面的實施與監管經驗；中國在1995年和1997年分別頒佈了2箇中醫國家標準，並設有全國中醫院醫療質量監測中心，對各級中醫醫療機構的診斷與醫療質量連續採樣監測了10多年，積累了400多萬份中西醫雙重診斷的病歷首頁診斷記錄，可以提供中西醫疾病名診斷及其相關數據。就目前態勢而言，唯有中國的或源於中國的傳統醫學才具備入圍資質。
在與日本等國專家據理力爭的同時，朱邦賢等還向與會專家介紹了自1995年以來中醫國家標準及其術語集編制和應用、監測的情況，以及基於對“方證相對”原理的闡釋，自2005年起，朱邦賢團隊採用採用數據庫、Web技術、本體方法、人工智能等，構建的“中醫方證研究與新藥開發決策服務平臺”，實現了對歷代中醫文獻按照方劑、病症、病機、治則、藥物、醫案諸要素及其層次關係的結構化存儲，進行要素軸間的關聯、聚類與深度挖掘，通過知識規則的發現，為用戶在中醫藥科研、教學和臨床工作中提供諮詢和科學決策。
世衛組織國際疾病分類處的主管，來自土耳其的醫學專家烏斯坦教授是傳統醫學能否納入ICD-11的關鍵性人物之一。此前，他對傳統醫學是否納入ICD家族持有異議，當他聽到中國採用計算機信息技術，尤其是本體等方法整合生物醫學知識，構建中醫藥信息化、標準化服務平臺的情況介紹後，上網查證發現所言不虛，非常吃驚！他告訴朱邦賢：“這次ICD-11版的修訂，想要用本體技術方法來進行醫學知識的整合和信息的處理，你們能採用本體技術來處理古老的中醫藥學，這真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探索和實踐。”這或許就是烏斯坦教授改變看法並提出這一積極建議的“觸發點”。
烏斯坦教授還饒有興趣地問道：“你能否用最簡單、最明瞭的一句話，告訴我中醫和西醫最大的差異是什麼？”朱邦賢想了一下，告訴烏斯坦，中醫是看生病的“人”，西醫是看人生的“病”。烏斯坦聽明白了後說：“哦，很神奇！中醫是符合人類醫學發展方向的。”
此後，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中醫藥發展辦公室的支持下，上海中醫藥大學原校長、上海市第十屆政協委員嚴世芸和朱邦賢等，在原國家標準修訂組的基礎上搭建包括全國專家在內的專家團隊，由嚴世芸任顧問組組長，朱邦賢任專家組組長，堅持了長達10年的艱辛努力和探索。
為了推進WHO ICTM的實施，首先要做好中國政府的TCM推薦方案。基於2009年日內瓦、香港會議所取得的共識，朱邦賢和同事們以1995年和1997年頒佈的兩個中醫國家標準修訂稿為基礎，參考國內行業、學會標準及西太方案、韓醫標準等，多次提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的專家意見論證會、審評會，完成了“WHO ICD-11 TCM中國政府推薦方案”的編制，2010年7月，中國政府推薦的傳統醫學模板正式提交WHO。
2010年12月，WHO國際疾病分類傳統醫學部分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中國提出的在中醫學理論框架基礎上包含日、韓兩國傳統醫學有關內容的“病證結合診斷模板”得到了與會各國專家的一致認可，成為編制WHO ICTM的工作基礎，從而為中醫藥在國際傳統醫學領域中發揮主導和引領作用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在這10年裡，朱邦賢和中方專家團隊的同事們完成了“WHO ICD-11 TCM中國政府推薦方案”的編制、國家標準的英文翻譯後，根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立足於行業發展需求、捍衛國際化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的要求”，承接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下達的《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等4項國家標準重修訂的任務，構建了一個按照中醫學術本體、臨床實踐發展而更新，跟蹤國際醫學術語標準發展趨勢，充分滿足醫學信息的統計和交流，醫療質量監測和評估需求的國家標準體系。2019年1月，《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等4項國家標準通過了全國中醫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的審核，目前正在全國相關中醫醫院進行試點和培訓工作。
長年為傳統醫學鼓與呼
多年來，朱邦賢從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及糖尿病、肝病等中醫藥臨床研究，是滬上知名的中醫之一。他常說：“我個人的經歷和起伏，與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我也趕上了國家支持發展中醫的好時光，我能不為中醫藥事業、為中醫藥學術發展盡點綿薄之力嗎？”
可他坦言，小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學醫。1969年3月，朱邦賢到了黑龍江省七星泡農場務農，戰天鬥地。1973年，他在牡丹江衛生學校學習中醫，畢業後留校教學，還兼任牡丹江地區醫院中醫科住院醫生。
1978年，他考上了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北京中醫學院聯合招生的首屆中醫研究生班，在北京的學習經歷，讓他體會到了中醫的精髓，體味到國醫高手與地方中醫思路上的差異，也讓他喜歡上了中醫。
1981年，朱邦賢分配到上海中醫學院中醫文獻研究所工作，其後一直從事中醫文獻研究、中醫老年病研究、中醫方證研究、中醫標準化研究等工作。
自1998年至2013年，朱邦賢先後擔任第九、十、十一屆市政協委員。15年的委員生涯，他用好政協委員話語權，積極為傳統醫學的發展建言獻策。他的提案和建議，曾直接推動了上海中醫藥大學的整體搬遷張江、《醫師法》地方法規的完善、中醫藥全行業管理體制的改革、中醫多點執業的規範、中藥安全性的評價與監管、公立醫院的改革等重大事務的落地。
然而，他作為政協委員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及大會發言——“關於實施中藥現代化、產業化開發的幾點建議”，其中“加快中醫藥立法、建立中藥專賣制度”建議卻仍然未能完全落實，至今仍是他的心頭之憾。
談起20多年前那件提案的由來，朱邦賢介紹說，由於中草藥在我國迄今仍作為一般農副產品對待，沒有實施國家藥品專賣制度進行管理，在其採集、種植、收購、質控、倉儲、批發、加工出口等整個流通過程，缺乏有效運作和全面監管機制，這就形成了中藥材交易，不僅存在著藥材基原不清、品系混淆、農藥汙染、重金屬超標等問題，更成為因利益驅動而以次充好、以假亂真、哄抬價格等瘋狂博弈的一個龐大的自由市場。
這樣的現象不僅造成藥效參差不齊，開的方子很多時候會被認為“開錯了方子”，而且對我國拓展國際中藥市場的份額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朱邦賢介紹說，20世紀90年代，全球中成藥的國際市場，總額大概有150億至220億美元不等，日本佔了75%至85%，而我國始終徘徊在3%至5%，他們憑藉的就是200多個來自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及後世經典名方的方劑。
日本漢方製劑實行目錄管理，以《一般用漢方製劑承認基準》為準。他們通過產業扶持的政策，把這些方劑用現代藥業管理和生產方式做成中藥顆粒劑、片劑等製劑。日本著名醫家大冢敬節在20世紀末告誡其弟子，現在是日本向中國學習中醫藥，未來就要輪到中國來向日本學習了！
面對這樣的情景，朱邦賢感到中醫藥立法迫在眉睫。他提出，中醫藥立法涉及中醫藥教育、醫療、科研、生產及其市場準入、監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定。中藥產業發展必須正本清源，從源頭上把好、把緊藥材質量關。自從擔任政協委員以來，他多次呼籲立法保證國家對中藥材的種植、收購、加工生產及其流通環節的強力管理，建立中藥國家專賣制度。可惜，這項建言至今未見落實。不過朱邦賢堅信，這一遺憾將在不遠的將來終能了卻。
如今，作為政協之友社社員，朱邦賢在積極參加之友社活動的同時，依然積極思考、勤於建言，繼續為中醫藥事業、為中醫藥走向世界貢獻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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