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自我，亦是他我。
艺术有其真、善、美之最高境地，然此全从真实之现有世界而来。故不通世务、不明人情物理者，不能踏入其堂奥。
一作家应有一作家之特点。八大有八大之特点，决不与石涛相同；石涛有石涛之特点，决不与石谿相同。若有模仿石涛、八大丝毫不爽，甚至于精神气韵足以乱真者，亦不过是一部照相机或印刷机而已，决不能成为一个有贡献地位的大画家。若有中国之西画家，能模仿西欧大画家马蒂西司，其作品能与马氏之作乱真，亦不过是一部翻印机之价值。
艺术以真率为本色，故不可以为伪，入伪即非艺术。
有真情至性，而后有真风格。
《登高观波图》140.5×34.8cm 1944年作
吾人作画天地万物入吾炉冶，锻炼而出之，但应知其中有取舍由人、取舍不由人的道理。取舍由人者法也，取舍不由人者理也，法由我变，理则不易。
为人、处事、治学、作画，均须以整体之气象意致为上。故作画，须始终着眼于大处，运筹于全局，方不落细小繁屑、局促散漫诸病。为造成画面之总体精神气势，往往须舍弃局部之细小变化，此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也。如求面面俱到，巨细不遗，则反易削弱全幅力量气势之表达。
《松阴夜话》100×43cm 1945年作
画事难于用繁，尤难于用简。简之可贵，在于纯炼。须老辣缜密、迹简意远，方为上品。
写生求准确，对学习者讲，只是为了过技术关而已，真正的绘画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绘画，要求以加强或减弱的效果去突出对象本质。晋顾恺之为裴楷画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就是个好例子。过于细刻客观形象不行，脱离客观形象太远也不行，最后的要求还是中国绘画中常提到的神形皆备、以形写神，神似是最重要的。
用笔不可太尖刻，那样会伤格伤韵。作画如做人，尚厚朴，忌尖刻。做人要实实在在，但画画要虚虚实实。
彩陶、青铜、汉魏碑碣，极具壮健朴茂之光彩。后世之作，古意渐失。
《夏山图》136.5×52cm 1934年作
西画主眼见身临之实境，故重感觉，须热情。中画主空阔流动之意境，故重感悟，须静观。受之于眼，游之于心，澄怀忘虑，物我冥会，此境惟于静穆中方能得之。
静中有动，动而益静。静之，深之，远之，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其为至美也。
画人胸中生生郁勃之精神灵感，融汇自然之形神，激发流（行）于运思挥毫之间者，气韵是也。
《东海归帆》64×49cm 1964年作
画贵能空虚，亦贵能见识。沉郁雄健，出于气骨。
文人而兼画家，画家而兼文人，是中国绘画史上一大特点。中国绘画以此而进入超逸之境地。画家而兼文人者，读书较多，识见较广，诗文书法之修养亦较高。学问一多，即容易贯通，一旦透脱，自不肯拘之于形似，做造化奴仆。于是求理想之寄托，性情之抒发，神游物外，笔参造化，以尽自由挥洒之雅兴。原艺术为人类精神产物，人类对艺术之理解，由简单粗浅而至复杂高深，由描摹自然到精神表现，由就画论画，到寻求种种画外意趣，诚为进化发展之必然。文人画之兴盛，即为此一过程之突出现象。
《江洲夜泊》83.3×40.3cm 1945年作
画须神骨清旷，观之如临秋风皓月，高朗之气沁人肺腑。若混浊靡俗，令人徒生燥热。
苦瓜和尚云：“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物境与心境合，便可由实境入化境，空灵奇变，无所挂碍，意参造化，左右逢源。
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
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
转自：中国画家杂志社，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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