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就指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过了一个月，这17条扩充成了40条，就是1956年1月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9月、10月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武汉市安静街72岁的老太太蔡月英，3年如一日“除四害”，消灭了330多只老鼠、240万只苍蝇……她先后5次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此外，贵州有“捕鼠大王”于校章，北京龙潭还有85岁的“麻雀常”常老太太。真是“模范”争相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四害”近乎遭遇灭顶之灾。据《羊城晚报》报道:全市共消灭麻雀31万只，捣毁麻雀窝3.1万个。连不杀生的法师也加入这场杀生行动。时势造英雄，全国“除四害”的“英雄”不断涌现。
安徽巢湖市评为“一等卫生先进工作者”的工人顾友昌，从1952年开始6年如一日“除四害”，战果惊人，仅1957年，他就消灭老鼠2660多只，麻雀4728多只，苍蝇90斤，挖蛹25斤10两(当时每斤16两)，蛆31斤;平均每天消灭7只老鼠，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
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后面增加了“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任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不断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
当时有人为此壮举作了诗歌，如《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时人还编成顺口溜:“鼠雀蚊蝇，害人妖精。除尽四害，下定决心。人人动手，个个出阵。打早打小，斩草除根。要叫四害，断子绝孙。”
在这“四害”中，麻雀目标最大，最容易被发现，且比老鼠、苍蝇和蚊子要好对付，于是，麻雀就成了人们重点清除的对象。白天大人们用枪打、网捕、毁窝等办法对麻雀进行围截追堵，晚上，大人拿着火把、电筒，小孩子们则敲着铁桶、搪瓷脸盆，“咣、咣、咣”地把麻雀轰出窝。
这招实在是厉害，那麻雀有个毛病，个个都是盲眼，所以，在黑暗里，一旦麻雀在惊吓中离了雀窝，由于无法辨认目标最后只能摔死在地上。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不识时务”的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图为1958年除四害运动，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学生投入到万寿山区的捕雀战斗。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次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于是麻雀被平反了！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