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华杰
《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卞毓麟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科普理论家，先生是我的长辈，是我学习的榜样。
先生长我23岁，1965年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于公于私，我都非常喜欢、尊敬他，不仅因为他的作品生动、靠谱，还因他对我们这一代文理跨界者影响较大，个人感觉卞老师总是和蔼可亲的。
在大学读书之时就听说过先生的一些故事（比如由于家里太挤，在北京中关村的路灯下翻译阿西莫夫的作品），后来也有幸在多种场合和先生交谈、听先生演讲。我的朋友尹传红、潘涛也经常向我介绍卞先生的杰出工作和感人故事。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有一阵，曾有一些老先生对当时我们一批年轻人的科学观、科普观非常不认同；那时，卞毓麟、《科技日报》首任总编林自新、中科院化学所原所长胡亚东等先生却非常大度，他们尽可能替年轻人说话，虽然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也不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
观点不同，却允许别人表达，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这就非常了不起。
我之所以愿意提及这些，因为关键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位，才可以检验其科学世界观中是否容纳了足够的人文情怀。
在我国，天文学科普、科学传播走在各学科的前列，这与卞毓麟、李启斌、李竞、李元等著名学者的推动有直接关系。
在天文学界，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向前可追溯至张钰哲、戴文赛、李珩、陈遵妫、席泽宗、王绶琯等。
而在其他学科中，科普似乎做得就没那么生气蓬勃。
有人说这与研究对象有关，可能有部分道理，但也不全是。反过来看，天体那么远，摸不到、看不清，反而不容易做科普。
我宁愿相信，卞毓麟等一批科学传播者所做的辛勤工作是第一位的，是他们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天文学科普起得早、干得好，做出了特色。
2016年12月，上海市科协、中国科普作协、中国科普研究所在上海举办了“加强评论，繁荣创作——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2019年5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以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言为基础出版了《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一书。
享受这样荣誉的人还不多见，足以证明卞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普遍承认。
全书用寄语篇、思想篇、风格篇、影响篇、档案篇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示了卞毓麟先生的科普工作。
我用两天时间仔细阅读此文集中55位作者的60篇短文，更加深了对卞老师所做工作的理解、认识。
我很同意陈芳烈先生的文章标题“难得的坚守”，卞先生历时30多年，著译30余种图书、撰写700篇科普类文章，荣获多项科普奖励，实在不容易。在中国科普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无人能够全面超越卞老师。
卞毓麟先生是“第一发球员”和“二传手”，既是科学家又是科普作家，同时还是科普翻译家。先生自己活跃在科普前线，提出了许多有特色的科普思想。
首先，卞先生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科学文明，先生极为勤奋，创作了大量作品。其科普活动以普及知识、宣扬科学精神为导向，一般不涉及具体经济、生产、商业活动。
第二，其科普以科学家为主体，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围绕客观的科研进展、科学知识展开。
第三，卞先生文字优美，以高超的写作技巧从事科普创造，为科普界树立了典范。
第四，卞先生提出“元科普”的概念。
按这一理解，爱因斯坦（与菲尔德合著）的《物理学进化》、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芒德勃罗的《大自然的分形几何学》、拉夫洛克的《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等都是元科普作品。
我赞成这一概念，其实科学前沿与科普构成一个连续谱，有时不必特意区分。没有思想或者原创思想的科普，也算不上好科普。
第五，卞毓麟提出了“科学宣传”的科普理念，受到科学共同体的欢迎。卞先生认为科学宣传比传统科普更先进，与“科学传播”相比，在行为的主体和目的上表述“更为鲜明、更含主动性”。
科学宣传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两条：“促进科学当前的发展和培养后继科学人才”和“建设精神文明和建设物质文明”。
如何具体操作呢？
“利用大众传媒，有目的、有系统地向传播对象注入科学之内容（知识）、方法和意义等信息，使之按有利于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转变其意识、信念、态度、行为等的过程。”
说得再具体一些，包含四部曲：“首先，有效地宣传科学知识；其次，争取人们的理解和同情；然后，取得道义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最后，筹集充分的资金，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
卞先生还风趣地在这四部曲的两侧加上了乐谱的“反复记号”，意在表明“科学宣传”是个反复过程。
卞先生的说法与学者樊洪业概括的“传统科普”有一些差别，后者强调为生产服务，而前者强调为科学共同体服务。
樊洪业2004年曾著文这样描述传统科普：“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
卞先生也坚信“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支持程度，是建立在相应的大众科学素养水平上的”。
由此可以猜测，卞先生的科普理念与英国皇家学会倡导的“公众理解科学”（PUS）运动比较接近，即大致对应于我所说的四模型中的第二模型“欠缺模型”（或译作缺失模型）。
但是，细分析还不完全如此，卞先生的科普理念比第二模型更丰富一些，还同时包含第一模型和第三模型中的部分内容。
卞先生的获奖作品《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和宗教的传奇》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很难用西方学者的模型来套以判断属于哪种类型。
2016年12月，我因故未能出席上海的那次盛会，但也关注了那次讨论会，文集的“出版说明”中也提到我的名字，对此我非常感谢卞老师和出版社。
我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钱旭红先生写在序言中的几句话：“承办者都是一再希望能多一点对卞老师作品的客观评述和直言不讳的批评，少一点客套和表扬的话”“但从研讨的内容看，还是没有完全达到主办者原本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评论会的目标”。
我读了文集，几乎没有找到直接批评的字样。我想，卞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心想听到不同的意见。那么我就斗胆事后提个问题，请读者共同思考。
我们身处科学技术的时代，或者用社会学家的新说法，是身处“技科”（technoscience）的时代，同时我们又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科技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产生了巨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此时，科学与技术整体而言处于社会的强势话语地位，科技事业花费了纳税人大把“银子”，不宜总摆出悲壮的姿态希望别人同情、支持。
虽然在许多方面真科学斗不过伪科学，但在当下科学无疑已占尽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不是某些个人努力不努力的事情，它是“现代性”决定的，“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科学全面取代基督教所扮演的社会功能。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向“无知者”传播知识、解说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文化，依然十分重要，但坦率地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随着我国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们与发达国家一样，百姓面对科技事务时，注定要考虑更多方面：一是科技本身说了什么、根据是什么；二是它们意味着什么，谁是新科技的最早、最大受益者；三是长远地看，它们将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
卞先生所从事的科普主要针对星空、天体，可能与上述关切稍远一些。但也不尽然，人类对天空的探索、争夺早就开始了，科技深深嵌入其中。
探月、登陆火星、搜索星际文明、大量发射军事和商业卫星、研制超高速火箭等，一直在向前推进着，似乎没有减缓、停止的迹象，这一领域中科技事务与社会事务分形地交织在一起，天文学科普不可能再如从前那般纯粹。
人类如何持久、和平地利用太空，既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科学传播问题，除知识外，还涉及正义与多主体协商，“无知”公众的意见必须得以有效考虑。
卞先生在多种场合提到法国政治家克雷蒙梭的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以及阿西莫夫的相关造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还有卞先生自己的造句“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我能理解阿西莫夫和卞先生的用意，但是也想表达一丝不同的看法。《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现代的一些国家中，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但是宣战权和媾和权在国会，不在总统更不在国防部。
克雷蒙梭毕竟是政治家，他要做综合权衡，他的话并非单纯强调战争的重要，他强调的同时也担心军人自己应付不了这般大事，或者其他各界可能担心军人对于战争之事大包大揽而不令人放心。
于是，对阿西莫夫和卞先生的造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号召科学家或其他领域更多人进入科学、科普领域，做一定的分内工作。
第二种解读：科学的社会影响愈来愈大，公民对科学家、传统科普作家甚至也不大放心，公民需要批判性地了解科学、参与对科技事务的决策。特别地，质疑（某项）科学不等于反科学，质疑（某项）科学也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科普本身不能承诺单纯支持科学或者某一类科学。
回望卞先生那一代人辛苦耕耘的科普事业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年轻一代以及更年轻的几代都要承担起责任，将这项重要事业推向前进，确保“盖娅”可持续，百姓生活更美好。
其实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矣！
但坦率地说，在我所经历的过去30年中，国内科普创作不景气（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练得少），中国科普界的观念依然不够解放，也可以说远落后于这个时代，落后于科技发展本身。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9-09-20 第7版 书评 原题《卞毓麟：活跃在科普前线的“第一发球员”和“二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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