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華傑
《摯愛與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評論文集》，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主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卞毓麟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科學家、科普作家和科普理論家，先生是我的長輩，是我學習的榜樣。
先生長我23歲，1965年南京大學天文學系畢業。於公於私，我都非常喜歡、尊敬他，不僅因為他的作品生動、靠譜，還因他對我們這一代文理跨界者影響較大，個人感覺卞老師總是和藹可親的。
在大學讀書之時就聽說過先生的一些故事（比如由於家裡太擠，在北京中關村的路燈下翻譯阿西莫夫的作品），後來也有幸在多種場合和先生交談、聽先生演講。我的朋友尹傳紅、潘濤也經常向我介紹卞先生的傑出工作和感人故事。
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有一陣，曾有一些老先生對當時我們一批年輕人的科學觀、科普觀非常不認同；那時，卞毓麟、《科技日報》首任總編林自新、中科院化學所原所長鬍亞東等先生卻非常大度，他們儘可能替年輕人說話，雖然我心裡很清楚他們也不完全同意我們的觀點。
觀點不同，卻允許別人表達，對於我們的傳統文化來說，這就非常了不起。
我之所以願意提及這些，因為關鍵時刻才能看出一個人的品位，才可以檢驗其科學世界觀中是否容納了足夠的人文情懷。
在我國，天文學科普、科學傳播走在各學科的前列，這與卞毓麟、李啟斌、李競、李元等著名學者的推動有直接關係。
在天文學界，這是一個優良的傳統，向前可追溯至張鈺哲、戴文賽、李珩、陳遵媯、席澤宗、王綬琯等。
而在其他學科中，科普似乎做得就沒那麼生氣蓬勃。
有人說這與研究對象有關，可能有部分道理，但也不全是。反過來看，天體那麼遠，摸不到、看不清，反而不容易做科普。
我寧願相信，卞毓麟等一批科學傳播者所做的辛勤工作是第一位的，是他們的努力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天文學科普起得早、幹得好，做出了特色。
2016年12月，上海市科協、中國科普作協、中國科普研究所在上海舉辦了“加強評論，繁榮創作——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討會”，2019年5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以這次會議的報告、發言為基礎出版了《摯愛與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評論文集》一書。
享受這樣榮譽的人還不多見，足以證明卞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普遍承認。
全書用寄語篇、思想篇、風格篇、影響篇、檔案篇五個部分，全方位展示了卞毓麟先生的科普工作。
我用兩天時間仔細閱讀此文集中55位作者的60篇短文，更加深了對卞老師所做工作的理解、認識。
我很同意陳芳烈先生的文章標題“難得的堅守”，卞先生歷時30多年，著譯30餘種圖書、撰寫700篇科普類文章，榮獲多項科普獎勵，實在不容易。在中國科普領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恐怕無人能夠全面超越卞老師。
卞毓麟先生是“第一發球員”和“二傳手”，既是科學家又是科普作家，同時還是科普翻譯家。先生自己活躍在科普前線，提出了許多有特色的科普思想。
首先，卞先生高度重視科學文化、科學文明，先生極為勤奮，創作了大量作品。其科普活動以普及知識、宣揚科學精神為導向，一般不涉及具體經濟、生產、商業活動。
第二，其科普以科學家為主體，站在科學（家）的立場上，圍繞客觀的科研進展、科學知識展開。
第三，卞先生文字優美，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從事科普創造，為科普界樹立了典範。
第四，卞先生提出“元科普”的概念。
按這一理解，愛因斯坦（與菲爾德合著）的《物理學進化》、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芒德勃羅的《大自然的分形幾何學》、拉夫洛克的《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視野》等都是元科普作品。
我贊成這一概念，其實科學前沿與科普構成一個連續譜，有時不必特意區分。沒有思想或者原創思想的科普，也算不上好科普。
第五，卞毓麟提出了“科學宣傳”的科普理念，受到科學共同體的歡迎。卞先生認為科學宣傳比傳統科普更先進，與“科學傳播”相比，在行為的主體和目的上表述“更為鮮明、更含主動性”。
科學宣傳的目的概括起來有兩條：“促進科學當前的發展和培養後繼科學人才”和“建設精神文明和建設物質文明”。
如何具體操作呢？
“利用大眾傳媒，有目的、有系統地向傳播對象注入科學之內容（知識）、方法和意義等信息，使之按有利於科學和社會進步的方向轉變其意識、信念、態度、行為等的過程。”
說得再具體一些，包含四部曲：“首先，有效地宣傳科學知識；其次，爭取人們的理解和同情；然後，取得道義上和輿論上的支持；最後，籌集充分的資金，發展自己的科學事業。”
卞先生還風趣地在這四部曲的兩側加上了樂譜的“反覆記號”，意在表明“科學宣傳”是個反覆過程。
卞先生的說法與學者樊洪業概括的“傳統科普”有一些差別，後者強調為生產服務，而前者強調為科學共同體服務。
樊洪業2004年曾著文這樣描述傳統科普：“第一，科普理念，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衍生出來的。第二，科普對象，定位於工農兵。第三，科普方針，須緊密結合生產實際需要。第四，科普體制，中央集權制之下的一元化組織結構。”
卞先生也堅信“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支持程度，是建立在相應的大眾科學素養水平上的”。
由此可以猜測，卞先生的科普理念與英國皇家學會倡導的“公眾理解科學”（PUS）運動比較接近，即大致對應於我所說的四模型中的第二模型“欠缺模型”（或譯作缺失模型）。
但是，細分析還不完全如此，卞先生的科普理念比第二模型更豐富一些，還同時包含第一模型和第三模型中的部分內容。
卞先生的獲獎作品《追星——關於天文、歷史、藝術和宗教的傳奇》包含極為豐富的內容，很難用西方學者的模型來套以判斷屬於哪種類型。
2016年12月，我因故未能出席上海的那次盛會，但也關注了那次討論會，文集的“出版說明”中也提到我的名字，對此我非常感謝卞老師和出版社。
我也特別注意到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錢旭紅先生寫在序言中的幾句話：“承辦者都是一再希望能多一點對卞老師作品的客觀評述和直言不諱的批評，少一點客套和表揚的話”“但從研討的內容看，還是沒有完全達到主辦者原本希望的真正意義上的評論會的目標”。
我讀了文集，幾乎沒有找到直接批評的字樣。我想，卞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真心想聽到不同的意見。那麼我就斗膽事後提個問題，請讀者共同思考。
我們身處科學技術的時代，或者用社會學家的新說法，是身處“技科”（technoscience）的時代，同時我們又進入了“人類世”（Anthropocene），科技對自然、社會和人類本身產生了巨大的不可逆的影響。
此時，科學與技術整體而言處於社會的強勢話語地位，科技事業花費了納稅人大把“銀子”，不宜總擺出悲壯的姿態希望別人同情、支持。
雖然在許多方面真科學鬥不過偽科學，但在當下科學無疑已佔盡優勢，這是不爭的事實，不是某些個人努力不努力的事情，它是“現代性”決定的，“現代性”的標誌之一就是自然科學全面取代基督教所扮演的社會功能。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向“無知者”傳播知識、解說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宣傳科學文化，依然十分重要，但坦率地說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隨著我國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們與發達國家一樣，百姓面對科技事務時，註定要考慮更多方面：一是科技本身說了什麼、根據是什麼；二是它們意味著什麼，誰是新科技的最早、最大受益者；三是長遠地看，它們將帶來哪些可能的影響。
卞先生所從事的科普主要針對星空、天體，可能與上述關切稍遠一些。但也不盡然，人類對天空的探索、爭奪早就開始了，科技深深嵌入其中。
探月、登陸火星、搜索星際文明、大量發射軍事和商業衛星、研製超高速火箭等，一直在向前推進著，似乎沒有減緩、停止的跡象，這一領域中科技事務與社會事務分形地交織在一起，天文學科普不可能再如從前那般純粹。
人類如何持久、和平地利用太空，既是個科學問題，也是個科學傳播問題，除知識外，還涉及正義與多主體協商，“無知”公眾的意見必須得以有效考慮。
卞先生在多種場合提到法國政治家克雷蒙梭的名言：“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單由軍人去決定”，以及阿西莫夫的相關造句“科學太重要了，不能單由科學家來操勞”，還有卞先生自己的造句“科學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單由科普作家來擔當”。
我能理解阿西莫夫和卞先生的用意，但是也想表達一絲不同的看法。《左傳》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現代的一些國家中，總統是武裝部隊總司令，但是宣戰權和媾和權在國會，不在總統更不在國防部。
克雷蒙梭畢竟是政治家，他要做綜合權衡，他的話並非單純強調戰爭的重要，他強調的同時也擔心軍人自己應付不了這般大事，或者其他各界可能擔心軍人對於戰爭之事大包大攬而不令人放心。
於是，對阿西莫夫和卞先生的造句，有兩種不同的解讀。
第一種解讀：號召科學家或其他領域更多人進入科學、科普領域，做一定的分內工作。
第二種解讀：科學的社會影響愈來愈大，公民對科學家、傳統科普作家甚至也不大放心，公民需要批判性地瞭解科學、參與對科技事務的決策。特別地，質疑（某項）科學不等於反科學，質疑（某項）科學也是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科普本身不能承諾單純支持科學或者某一類科學。
回望卞先生那一代人辛苦耕耘的科普事業及其取得的豐碩成果，我們年輕一代以及更年輕的幾代都要承擔起責任，將這項重要事業推向前進，確保“蓋婭”可持續，百姓生活更美好。
其實不知不覺，我們自己也已是“年過半百的老人”矣！
但坦率地說，在我所經歷的過去30年中，國內科普創作不景氣（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多練得少），中國科普界的觀念依然不夠解放，也可以說遠落後於這個時代，落後於科技發展本身。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判斷。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19-09-20 第7版 書評 原題《卞毓麟：活躍在科普前線的“第一發球員”和“二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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