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平建|文
1972年1月，一個晴朗的早晨，二中校園裡，第一節課的上課鈴剛落，喧鬧的校園頓時安靜下來，教導處的辦公室裡，老師井然有序地忙著各自的工作，一個孩子走了進來，一張稚嫩的娃娃臉被一身中式的對襟棉襖映襯得很不協調。
孩子靜靜的站在教師辦公桌邊，不敢驚動正在埋頭批改作文的老師，許久，坐在一大堆作文本後面的教導主任童老師抬起頭，問了一句："你是哪個班的同學？今天又怎麼啦？ ”
孩子靦腆地說："童老師，我是來報到的師範生。”
“啊！你是新來的老師，歡迎歡迎。"童老師站起來，熱情地說："你來得太好了，學校正需要人手。你在南通師範學的什麼科？ ”
"我學的是理科，我想到初三教化學。"孩子怯怯地說。
童老師說，’下學期再給你排化學課，這學期還有一個多月了，初一語文組的缺一位老師，你先頂一下吧。"說著遞給我兩本書，一本初一的語文課本，一本教學參考書。
第二天，這個穿著對襟棉襖的孩子站在另外一群孩子面前，開始了一輩子的教師生涯。
這個孩子是我，身上的中裝棉襖是父親為了讓我在學生面前顯得老成一點，請裁縫師傅連夜趕做的。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那年我十八歲。
1982年初，還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在二中廣播室裡最後一次播完了廣播操音樂，關掉了擴音機，揣著團市委的調令，依依不捨地告別了二中。
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裡，我和很多人一樣，經常想象著調往有更大發展空間的單位，儘管如此，當我走出二中校門時，眼淚還是情不自禁湧了出來。
離開二中的時候，我二十八歲了。
十八歲到二十八歲，對一個青年來說，正是讀本科、碩士、博士所需要的時間，然而命運沒有給我這樣的機會。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就會經常想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學到了什麼真正有用的東西？回過頭看，在二中的十年，恰恰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學習時光，我用十年的時間，在二中讀完了我的大學，儘管沒有學位，但是我在二中這所大學學到的東西，影響了一生。
在二中，我學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礎邏輯，那就是：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勤奮是一個普通人唯一可以選擇的生存方式。勤奮地做事，勤奮地學習是二中教給我的價值觀。
我在二中工作的那個十年是一個典型的動盪年代，前五年正處於文革的後期，後五年是撥亂反正、鳳凰涅磐的新起點。以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前後的許多觀念和規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在當時二中的教師隊伍中對學校內外的一些事情也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勤奮地做事"始終是大家對待教學工作的基本態度。
這種基本態度超越了觀點分歧，不管外面有多亂，二中的老師們對學生、對上課、對活動總是充滿了熱情。
正是有這樣一批勤奮做事且年富力強的骨幹教師，二中在三中全會以後很快就建立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因此當時二中的教學質量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後來為了恢復通中的重點高中地位，二中一大批優秀高中生被抽調到通中，後來成為應屆生高考的骨幹力量。
1978年，汪洋書記調到通中，從此拉開二中向全市中學輸送幹部的序幕，1980年前後，市區三分之二的中學領導班子裡都有從二中走出去的幹部，從這個意義上說，勤奮工作的二中教師在特殊的時間節點上為南通的教育事業作出過特殊的貢獻。
正是這樣一種氛圍的薰陶，我一直就確信：唯有勤奮， 才是面對各種機會和挑戰的不二法寶，這些年來，我經歷過專業跨度很大的工作調整，每次遇到這樣的事情，我總是信心滿滿，沒有退縮的考慮，因為，我的職業起點教給了我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勤能補拙”。我相信只要把別人打牌和閒聊的時間用起來，沒有什麼學不會的東西。
當年二中的老師們給我另外一個影響就是作為專業人員面對時代變遷的唯一選擇就是勤奮地學習，不斷地追逐新的知識和技能。
在二中工作的早期，我參與了很多政治色彩頗濃的行政事務，不少人認為我以後就是一個政工幹部的料，但是二中的老師們看未來的眼光更長遠，他們用自己的經歷不斷提醒我，專業才是一名教師的看家本領。他們反覆鞭策我要讀書！要考上真正的大學!正是何廣宇老師、周德民老師、孫鎮老師、孫志翔老師、郭樹堅老師等前輩的諄諄教誨，我一輩子不敢在學習問題上懈怠，正是這樣的進取態度讓我打開了許多未知的專業窗口，得到了更多的實踐機會，職業生涯更加豐富和充實。
從二中出來以後，我先後在團市委、電視臺、上海交大、數字電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過，每個崗位都帶給我新的視野、新的感悟、新的積累。經常有人問我拿著什麼心態去愉快地面對新的職業，我思前想後，我一沒有硬背景、 二沒有高智商，唯有二中教給我的"勤奮”二字。
在二中，我學到了必須忠實遵循的規矩，那就是隻要選擇在體系內生存，必須堅守以"奉獻和服從"為基調的利益準則。
那些年，相比通中和市一中，二中的老教師少一些，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小一些，因此一段時間裡，二中的教師隊伍人才濟濟，大家如何發揮各自的業務特長，汪洋書記以自己模範的行動為大家樹立了一個鮮明的榜樣。汪洋在解放南通時就是黨派來接管教育的幹部，以他的資歷，完全可以在官場獲得更多的名利，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居功自傲的聲音，只是看著他在不同的環境裡默默地操持著學校的運轉。當他到了快要退休的時候，一紙調令又把他調到百廢待興的通中，我清晰地記得汪洋書記赴任通中的堅定腳步，我對基層黨的書記的認識就是通過汪洋書記的胸懷和行動建立的。
在二中，我學到了可被驗證的處事經驗，那就是：不管治理什麼單位，為官要始終善待同事和下屬，把員工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辦是一個基層幹部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這個方面，徐嶽老師是我的真正的職場導師，他對待同事的真誠，對待學生的寬厚，對待存在各種毛病的人的仁慈成為我一生處理人際關係的依據。
當年我們沒有什麼權，也沒有多少錢，在這種環境下， 徐嶽老師的善良讓我形成了非常單純的為人之道，後來需要我去管一些人，管一些事的時候，這種準則就自然地被放大成為吏之道，我受益於這樣的人際關係，逐步形成裡自己“目標具體、過程愉快"的管理風格。
在我後來的崗位上，不僅在職時心情愉快，調離單位多年以後依然與老同事們情同手足，看起來大家都在感謝我對他們的好，其實，大家是在懷念我們共同的創業時光和無拘無束的同事關係。如果每一個單位的領導都能把看自己定位於只是上級派來安排運行的小組長，都能把單位的發展目標和員工的生活目標結合起來，都能把員工的事當成自己家的事來辦，一定會很愉快的。
母校一百年了，記得大約1975年的時候，學校為了辦一個教育成果展，從檔案室找岀來敬孺中學創建時的校訓"篤實耐勞”。歷經歲月磨礪，抹去時代的浮塵，這四個字所體現的教育理念就是我在二中學到的精神品質。
二中，是我真正的人生大學。
領導剛剛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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