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怎么引起的?

小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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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天宝年间由藩镇发起的叛乱,因叛军首领分别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故称安史之乱,又因发生在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便是唐朝藩镇力量的急剧增长造成的,而唐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


安史之乱

大唐军队外重内轻

强汉盛唐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而唐朝除了繁盛,其军事力量也不可小觑。大唐王朝在对外用兵以及扩张中,其疆域面积逐年扩大。唐玄宗为了便于管理边疆便设立节度使镇守边疆,节度使可以自领军队。

但是边疆军队的数量却远远多过了中央朝廷,开始尾大不掉,渐渐的边疆大有凌驾中央之势。而且北方的藩镇将领是胡人,古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当胡人的力量不可控之时,危机也就爆发了。

唐玄宗晚年消极怠政

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很多皇帝尤其是有作为的皇帝到了晚年,都想着要享受一把生活,这是每个皇帝的通病,唐玄宗也不例外。

唐玄宗剧照

当开元之治走到晚期,唐玄宗开始放纵自己,日日与杨贵妃玩乐。他开始信任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并委以重任。李林甫和杨国忠将朝政搞得混乱不堪,唐玄宗自己也开始变得奢靡,以前的勤俭消失不见,这一切让安禄山瞧在眼里,终于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发动了叛乱。

河北胡人占据了主体

唐朝时随着国力的增强,领土的扩张,朝廷将占领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这些人就在边疆地区聚集,使得河北等地成为了胡人的天下。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安禄山剧照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盛夏一抹清凉


关于安史之乱的起因,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意见。但始终离不开以下五个方面:

一、军事:边境藩镇的兵力太大

唐朝前期,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派遣节度使统领军队,代表皇帝驻守边疆,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到了唐玄宗时期,在全国边境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每个节度使统领2 至 9 万人的军队,平均每个节度使统领的军队在5.5万左右。这个数目看似不大,但其实已经对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要知道,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 57 万。九个节度使统领的军队总数是京师及内地兵力数量的 7倍,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这种外重内轻的兵力分布,虽然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边疆的威胁,但对唐朝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节度使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容易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是这个意思。

二、经济:贫富两极极端分化

唐玄宗时期,经济发展迅猛,他做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他整顿纲纪、废除苛法、重视生产、对外开放。开创了“开元盛世”。史书记载,开元盛世之时,谷物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繁荣富裕可见一斑。其实,在繁华的背后,危机重重。“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有钱人兼并,农民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经济恶性膨胀,唐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承受不了繁重的赋役,背井离乡,四处逃亡。为了生存,聚众造反,进行武力反抗斗争也是在所难难免,这也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

三、内部阶级斗争

“出将入相”导致宰相与寒族、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任宰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故意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因为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所以即使胡人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而安禄山恰恰就好是胡人出身,两人的明争暗斗,促使了安禄山举兵叛乱。

到了杨国忠当宰相后,多次和玄宗说安禄山有叛乱之心,但玄宗不信。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杨国忠杀掉了安禄山的心腹,想以此能激怒安禄山,果然,后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之名起兵叛乱。

其次,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不拜太子,声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引起太子不满。随着玄宗老去,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所以起兵造反。

四、民族矛盾

虽然唐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是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玄宗时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矛盾的是,唐玄宗却十分宠信杂胡安禄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排斥汉人。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国史大纲》中就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五、统治腐朽

盛唐强大,万世无忧,“宴安骄侈”就代替了“励精图治”。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远正士,昵小人”。他罢黜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的背景十分复杂,不单单是某一方面出了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安史之乱是唐前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欢迎评论!


历史时间线


说到安史之乱,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安禄山,今天辽宁朝阳人,父亲去世的早,他从小就跟随母亲在突厥人部族生活。开元初年,其部族破落,于是逃离了突厥,冒名安氏,名禄山,他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最早的建立者,也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唐玄宗开元初期,社会经济达到了空间的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了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阶级的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基本上就不理朝政,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因为其极其宠爱杨贵妃,导致杨氏一族权势倾天下,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光是宫中专为贵妃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好几百人,其脂粉钱每年就得上百万,统治阶级的腐朽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矛盾不断的加剧恶化。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再一个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升级,奸臣当道,骄横跋扈,妒贤嫉能直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杨贵妃你的哥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争权夺利,直接成为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由于唐玄宗的好大喜功,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其他民族的战事,又由于当时的编制由府兵制改为了募兵制,那就更加的造成了节度使与边境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慢慢的安乐山就掌握了重兵,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达到了49万余人,几乎占到了全国总兵力的85%,又是集中在东北和西北的边境,光是安禄山所掌握的范阳等几个重镇就达到了15万人。而相比较的是朝廷的军队则是数量不足,士兵素质又很差,也没有任何的作战准备。随着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也是越来越深,慢慢的地方政权已不甘于中央政府的管理,终于在天宝14年11月,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在听到叛乱之后,唐玄宗吓的逃向成都,在经过马嵬坡时,守护的将士颇有怨言,认为是由于杨国忠的作乱才导致了安禄山的谋反,中将士极力要求杀死杨国忠及杨贵妃等人,唐玄宗迫于众人的压力,刺死了杨贵妃,杨国忠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死,安史之乱进入了最高峰,最终经过了长达8年的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这场战乱给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劳动力大量减少,边疆土地失控,从此唐朝走向了衰败。


趣说五千年


1.安史之乱的发生原因有多个方面,它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等等。

(1)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均田制被破坏,均田农民失去上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2)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直接原因。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3)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4)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爆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2.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北方的经济衰落了,而江淮地区未直接受到安史兵祸。所以,从此之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日益超过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了。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

第四,安史之乱也使唐王朝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3.总而言之,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乱后,统一、繁荣、强盛的统治局面成为过去,唐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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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于唐玄宗天宝年间(755)年发生的一件叛乱夺权事件。整个事件长达八年之久,唐朝至此由盛而衰,直至灭亡。

凡事有因,安史之乱是统治者的昏庸无道,给一天一天慢慢培育起来的。

一·根源——唐玄宗

1.晚年倦怠朝政,只图享乐和安逸,一心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成为弥漫开源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随着这些人权势越来越大,个人的私欲越发膨胀,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什么国家安危、黎民百姓、江山社稷,皆抛在脑后,置于九霄云外。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

2.重用奸臣李林浦,一切事物均交由李林浦处理,基本不理朝政。纵容奸臣李林甫把持朝政、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或比自己有才华的人。

3.昏庸无道,继李林浦后,唐玄宗继续重用另一大奸臣杨国忠。杨国忠较李林浦,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一错再错,步步错。

二.催化剂——一系列隐患滋生

1.政治懈怠:

因为奸臣当道,朝廷没有治国之能臣,导致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致使藩镇崛起,与朝廷形成割据态势。如安禄山一个人就控制着三个节度使,达15万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隐患无穷。

2.风气污浊:声色犬马、荒淫无度,致使权贵阶层的贪婪权欲膨胀到极致,循私误国之人比比皆是,导致居心叵测之人,有了可曾之机。安禄山的欲望就是这么培育生长起来的。

3.朝廷腐败:

均田制的破坏,加速了土地兼并。因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皆流入权贵之手。社会生产,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耕者无田,劳者无地,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矛盾重重。整个社会一片散沙,各势力集团却不断壮大。

三.导火索——杨国忠

在李林浦去世之后,杨国忠执掌大权。他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甚至告发安禄山有谋反叛乱之心。直致演变到杀死安禄山的心腹,不分个你死我活事不干休。终于,安禄山在天宝年(755年)举兵反了。

安史之乱告诫人们,盛世的到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俱伤!


HISTORY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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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民族问题

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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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涂爱历史east


唐朝天宝年间,已由盛转衰。唐玄宗对内重用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专决朝政。对外,重用胡人安禄山,让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人。安禄山刑赏已出,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兵五万,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洛阳,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在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安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封其子安庆绪为王。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郭子仪与李光弼会合,共有十余万人,进击叛军史思明部。双方大战于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城南,史思明大败。史思明收集余众,退走博陵。李光弼进军围博陵,攻城不下,又还军常山。史思明率军尾随而来,安禄山又调洛阳、范阳五万余人增援史思明。嘉山(河北正定东)一战,史思明大败,被歼四万余人,史思明徒步逃往博陵。真源县令张巡率军坚守雍丘,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

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向长安逼近。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中逃去。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太子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八月,肃宗将郭子仪、李光弼调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大规模的平叛战争。

安禄山进入长安,搜捕长安百官、宫女、宦官等数百人送至洛阳,又大肆杀戮王、侯、将、相家属,杨国忠及高力士的党羽全部被杀。安禄山以为大功告成,专以享乐为事,不再有什么长远打算。由于安禄山欲以段氏所生的安庆恩取代长子安庆绪为继承人,引起安庆绪的愤怒。安庆绪与宦者李猪儿密谋,杀了安禄山。同年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进攻长安。叛军十万人与唐军相持于长安西南,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东进,追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占领华阴、弘农。安庆绪放弃洛阳,北渡黄河,退保邺城,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肃宗调动各路人马进攻安庆绪。参加作战的有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但肃宗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郭子仪等唐军进围邺城,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受水灾之苦,而且城中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品。这正是破城的好时机,但因众兵无主,无人统一指挥,以致坐失良机。此时,史思明援救邺城,截劫唐军粮草,又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断袭击唐军。次年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开展激战。正当激战之时,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混战中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唐军向南,叛军向北,相背溃退。

史思明至沙河整顿军队,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感到自己势穷力竭,已到末路,遂对史思明上表称臣。史思明将安庆绪诱至其营中,然后突然袭击,杀死安庆绪,又进入邺城,兼并其众。史思明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兵分四路,南渡黄河,会于汴州(今河南开封),继又西进郑州,直逼洛阳。李光弼将洛阳守军移至河阳(今河南盖县),洛阳为史思明占据。史思明进攻河阳,遭李光弼迎头痛击。史思明也曾派兵西进陕州,南进淮西,均无甚进展。

史思明残忍好杀,手下稍不如意,常遭族诛,故人人自危。史思明爱其少子史朝清,常想杀长子史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史朝义为了先发制人,遂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在鹿桥驿(在今河南洛宁西)杀死史思明,回到洛阳,做了皇帝。接着,史朝义派人到范阳,杀了史朝清母子,引起范阳内部相互攻杀,数月之间,死数千人,大大削弱了叛军的力量。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史朝义退击洛阳。在唐军的节节进逼下,史朝义于十二月在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东北的温泉栅自缢于林中。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罗欣333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和唐肃宗父子时边镇守将安禄山、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乱,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场叛乱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才平息,前后持续了八年。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唐朝最初原本实行的是均田制,可后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从而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二,随着均田制的失败,府兵制也跟着破产,军人的地位发生了断崖式的下跌,唐朝于是用募兵制全面替代府兵制。这些招募的士兵为了利益,与边镇将帅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另外,李隆基不得不放权于地方,在全国设立多位节度使,还给予这些节度使军、政、财大权,造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无法压制地方。例如叛乱的主角安禄山就是在造反前兼任三镇节度使,手下精兵十几万,而唐玄宗却没有做好防备措施。

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李隆基一直对太子不放心,所以扶植奸相李林甫对抗东宫,在外又故意扶植安禄山等胡将,随后又扶植外戚杨国忠,让他们相互争斗,以维持自己的皇权稳固。安史之乱爆发的导火索,就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争权夺利引起的。





趣斋文史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口水杂谈


安史之乱引起的原因,表面上来看是由唐朝将领安禄山、史思明背叛唐朝发动战争,其深层原因是多重因素厚积薄发而成:

一、军事:

唐玄宗事情,大唐有两个明显相反的用兵方向:

向西对抗突厥,吐蕃以及西域诸国。

向东对抗契丹,靺鞨,奚人等部落。

两个完全相反,相距甚远的用兵方向,势必会造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军政资源聚集中心,这是很危险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而唐朝是一个没有无线电,铁路,汽车的年代,皇帝控制地方实力派的主要途径就是就是军事威慑。关中,河朔两个军事行动方向,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内战的种子。

同时,不受朝廷控制的庞大的准军阀集团正在逐步形成,玄宗时期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让节度使在边地征兵,边境军队高达49万人。但由于忌惮中央政府的“强大”,朝廷又控制了河朔集团主要的经济来源,这些准军阀一时不敢动作,等到唐朝中央政府略显衰弱,这帮人就活跃起来了,安史之乱只是将这种割据形势摆在了明面上。

二、民族:

自南北朝以来,大量契丹人、奚人迁入河北北部,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骨干。史载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大量少数民族投靠叛军。

三:经济: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也愈加剧烈,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不仅仅普通百姓受到影响,唐朝的府兵制也受到严重冲击,兵户破产逃亡严重。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冲折府以无兵可交,府兵制终于废止。此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员,既没有兵,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其种种结果导致武备迟废。

四:政治:

不谈政治制度(节度使制度)和权力制衡(杨国忠乱权和唐玄宗懒政),唐王朝基本盘关陇地区本身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衰落也是核心的关键。

虽说秦汉隋唐皆起于关陇,但初唐时期关陇的衰败已经有了征兆,典型案例就是就食于西京洛阳。

中央集权政权必须在其核心直隶地区拥有足以压制其他板块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唐玄宗时代的关陇表面看富足繁荣,实则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关陇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来补充兵员只能依赖西北各大节度使的募兵(节度使的募兵有为数不少的番兵胡兵)甚至要用金帛来雇佣回鹘,另外关陇没有足够的粮食赋税来满足朝廷和平叛军队的基本需求,如果不是张巡守住了江淮的财赋之地,唐王朝必然会灭亡于安史之乱,五代乱世会提前爆发(虽然也没好到哪里去)。关陇已经难堪直隶重任,这才是唐王朝衰败的核心,哪怕没有安史之乱,新的龙兴之地河北也必将挑战关陇为首的朝廷。

以上种种,安史之乱发生基本可以说是必然,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别的人反。

我是老歪,趟河观史,以史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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