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三、四世纪（1277—1397年）的元代，是泉州港由极盛而中衰的关键时刻，也是探讨泉州港史者所注目的问题。泉州港何以能盛极而衰，此中必有道理。近读《泉州文史》第一期刊登的《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一文，对兵乱史实颇为详尽，有所启发。因思及当时兵乱的原因及其影响，实有论证之必要。

关于此十年中叛乱问题，过去评价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反元起义”，有的认为是“省宪构兵”。我们认为：起义与叛乱虽仅一词之差，系涉及整个历史的看法。起义为正义事业，对人民历史起推动作用。叛乱则不然，是对人民不利的非正义战争。这次内战虽有某些反元的意义存在，究其性质，则系当时中外统治阶级的内战，并非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起义行动。把这件史事看作“起义”，实难同意。如果这次叛乱，单看成是本省统治阶级的内争，未能道出外族统治阶级对中国人民新造成的危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不大。其次，对外族的称谓，过去称为“色目人”已甚明确，似不必另称之为“夷酋”“ 夷兵”、“岛夷”、“番客”等等，以免误解。

这次战争的时间很长，前后十年（1357—1366年），地点颇广，涉及福、兴、泉三州，人物有蒙古贵族、外族头目，以及汉族官兵。在三种人中的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进行十年内战，当时人民处境是万分痛苦的。

一、外族叛乱的历史背景

泉州港史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开港以前，先秦至北宋，自三国设东安县至北宋的八百余年（3—11世纪），二是开港时期（1087—1474年），历宋、元、明计387年，三是闭港以后（1474—1980年），历明、清、近代、现代，计506年，前后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外族叛乱问题仅系千余年中的一件大事，时间虽短，影响却大。我们认为这件叛乱事关泉州的盛衰，故有评述之必要。

泉州港为我国对外交通的名港，自北宋开港以后，从地方性、全国性发展为世界性的大港。其历史张星烺先生曾予以适当的评价：

“当宋元之世，为世界第一大商埠。刺桐城之名，见之于《马可波罗游记》和《德里游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巴都他游记》，俱言为世界第一商港”。

他提到四个外国旅行家所见的记录，当能令人信服。我们再从《元史》的本纪、地理志、食货志、外夷传中，得知元代泉州曾为全省行政中心，设立“泉州行省”；经济上曾为全国“市舶都转运司”，总领全国市舶事务，交通上曾为中外交通的大港，西运通印度的马八儿、俱兰，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军事上曾为东略日本，南侵爪哇的军事基地；建设上，曾为泉州最大的城池，周三十里；文物上，曾发现中型的远洋帆船，满载南洋货物而归。凡此种种，均为元代泉州港极盛之明证。

元代泉州港何以极盛？非三言两语可毕。要之，宋元明三代虽同属封建社会的法定港口，但其作用有所不同：南宋为偏安小朝廷，通商范围究属有限：元代为蒙古帝国的东方大港，欧亚商品多以此为集散地，回想当年艨艟千艘，聚集港中，尚能推知当年极盛的流风余韵；明当叛乱之后，又行限制政策，自不能追及前代。

泉州港何以能由极盛而中衰？正当极盛之时，风云突变，港内兵起，战云弥漫，十年叛乱，凄风苦雨，泉州港受到致命的打击，无复当年的胜概。此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必须加以深入研究，分析其叛乱的原因。

公元1342年（元至正二年）非洲旅游家伊本·巴都他来泉州时，正当泉州港极盛时期，他曾说过：泉州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港。恭维备至。可惜他未能觉察泉州在极盛之中的衰象，没有看到元朝和色目贵族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只差十五年，泉州色目人爆发极大的叛乱，过了两年，元王朝就在人民烈火中覆亡了。

1、叛乱的政治原因——蒙古人以少数民族建立欧亚大帝国，对世界交通、文化交流起了作用，但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上不平等。蒙古贵族不能信任汉族绝大部分的统治阶级，引用许多欧亚的“色目人”来帮助统治，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形成政治上极端的不平等。例如用人，优先蒙古人、色目人。《新元史》“太祖本纪”云：至元二年(1265年)，各县以蒙古人充“达鲁花赤”，汉人仅能充“总管”，回人则充同知。又“成宗本纪”云：“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子孙为之，后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泉州当然不能例外。

《晋江县志》云：“泉州路总管府为上路（十万户），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等官。又平海行中书省等官，晋江县为中县（一万户），设达鲁花赤一员（掌县印），以蒙古人为之……”。至正九年，泉州路达鲁花赤为高昌偰玉立。我曾于双门前头七星井中得“泉州路总管府，至正四年官造”的铁权，呈交政府，足证当时泉州路设过“总管府”，蒙古人做“达鲁花赤”（类似知府）。

更甚的是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他们把民族毫无理由地分为几等，蒙古人最高等，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方汉人则列为“南人”，地位最贱。让蒙古人、色目人来歧视汉人、南人，分化各族人民的团结。其他，把人民分为九等，更不合理，这样一来，造成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他们的政治势力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达到乡里。他们推行宋代的“里甲制度”，甲主用蒙古人，二十家为一甲，蒙古人到处与汉人混居，无所不为，所谓“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引起泉州人民极大的不满，至今还流行两句话：“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全”。这种反动的政治压迫，一定会引起人民的反抗。

2、叛乱的军事原因——元朝为了能治全国人民，由官招集蒙古乃颜部及胜纳合儿流浪散户为兵。在军中实行种族歧视，把汉人军队分为“汉军”及“新附军”（南宋降兵），平时解除武装，武器收入武库。当时泉州也不例外。《晋江县志》云：“时调扬州、湖州军戍泉，厥后乃设‘万户府’与土军相参，亦知用客兵为非策也。”当时设立潮州翼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付万户、经历知事、镇抚司、上中下所千户、付千户、上中下百户……等，用外族人来压迫汉人，人民不得私藏武器，藏者处死，还不许田猎，不许习武艺，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祀祷、迎神赛会，不许集市买卖，更不许夜间通行、点灯。特别是“戍军制度”，是叛变的基本部队，戍军是外地驻军，由于不信任汉军，调来外国戍军。这些戍军大多是波斯、阿拉伯人在泉者，他们远离家乡，结党营私，当元朝统治力量下降时，他们就想在泉州搞“独立王国”（想设立“亦思法杭国”），对元朝实行叛乱，危害极大。十年叛乱的起因，直接由当地戍军所引起，戍军矛头不是对汉人，面是对着统治无能的蒙古贵族。

3、叛乱的经济原因——蒙古贵族对色目人等一向是放纵的，给他们很大的特权。例如《文献通考》记泉州色目人大做生意：“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太尉脱脱奏：泉州大商只铁即刺进异木沉檀，可构宫室者，敕江浙行省驿致之。”《福建通志》云“泉州大商马合马丹进珍异及宝带。”可以知道色目人把持对外贸易的情况。他们更可在泉州大放高利贷，称为“斡脱钱”。其中最有名的是蒲寿庚。那兀纳总理泉州市舶，连市舶长官亦由色目人来当，这次直接倡乱的首脑，就是蒲氏子孙与那兀纳。因此，也有人把这次叛乱称为“蒲那之乱”。

有人问道：元朝既然给予色目人特权，色目人为何反面无情，起来反元呢？首先是元朝统治力量削弱，威信下降。而且，色目人欲海难填，稍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不满，因而起来反对元朝，这是统治阶级内江的具体表现。

4、叛乱的文化原因——蒙古贵族利用各种宗教来软化人民，收买人心，他们对宗教极力提倡。各种外来的宗教，竞相传播，泉州当时遂成为黑暗的宗教世界。《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所印的石刻，都是重要的物证。该书分五大类：一是伊斯兰教，二是基督教，三是摩尼教，四是婆罗门教，五是佛教等石刻。其中与叛乱有关的，系以伊斯兰和婆罗门二教为多。在军事叛乱的后期，这两教的教徒参加叛乱，希图乘机夺取元朝的政权。当时泉州历史上有名的蒲寿庚家族和那兀纳家族，他们叛乱后“炮烙州人，杀戮惨酷”，引起泉州人民的极大的愤慨，最后，他们就在泉州人民的反击下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元末泉州外族的十年叛乱

泉州为福建省沿海之一大城，当时印度、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常至该港，多桑曾云：马可·波罗名此战为“ Zaitoun”，刺失德书，瓦撒夫书，名称也同。当时泉州的外人，总名为“色目人”，他们趁元末政局的动荡，起来夺取政权。元朝自忽必烈世祖死后，锐意大减，诸帝坐享其成，争夺帝位，不顾大局，削弱统治。如成宗（十三年）、武宗（四年）、仁宗（九年）、英宗（三年）、泰定帝（五年）、幼帝（不及一年），文宗（五年）、宁宗（不及一年），不到四十年中，换了八个皇帝，平均统治五年。在频繁的更换中，中央政权大大削弱，地方政府形成制据局面，泉州港也陷入纷乱之中

泉州外族版乱是从“戍军”开始的，而后期则以“市舶”的叛乱失败而告终。外族叛乱前后十年，可分为前后两期。两期叛乱的发动者，都是外族，故称为“外族叛乱”，前期以戍军为主，后期以“市舶”为主。前期以赛甫丁及阿迷里丁二人为首，亦称“赛阿之乱”。后期以蒲寿庚家族及那兀纳为首，亦称为“蒲那之乱”。前期五年（1357—1361年），后期五年（1362—1366年）。后为元将陈友定所平，不久陈又为明王朝所败。故《泉南杂志》称：“泉南号文章之薮，而载籍甚少，何也？……”何祚庵（乔远）先生曰：“蒲氏之变，泉郡概遭兵火，无复遗者。”《晋江县志》说是“先经回寇涂炭，继为陈友定荼毒”。十年之中，泉州港沉沦在刀山火海之中，从此不能自拔了。（见后附“外族叛乱年表”）

1、前期五年戍军之乱——泉州戍军之乱是蒙古贵族自己惹来的祸根。《元史》兵志云：“至元十九年（1282）谕鄂、扬州、隆兴、泉州等四省，设有兵戍列城。四月，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可知泉州港元初就已经有了扬州戍车；元末，更调来了湖州戍军。他们在泉州前后已有七十五年，熟悉地方情况，外族势力十分雄厚，更加专横，就目无蒙古帝国了。

扬湖戍军大都是波斯人，而住在泉州的商人、教士也大都是波斯人。张星烺说：“元顺帝至正七年左右，有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尝至泉州，其游记中有开才龙人（Kazerun）白儿罕乌丁（Burhan— udgin）及塔伯利赀人（Tabriz）夏立甫乌丁（Sharif— uddin），皆为当时居留泉州之回教商人领袖。还有阿达比尔为教长，伊斯巴罕为阿訇”。这四名都曾记在“清净寺碑记”中，真是泉州历史上的佳话，泉州外族多为波斯人，更得到有力的助证。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一种外族的宗教势力，这便是他们叛乱的社会基础。他们有了这种势力，就敢为非作恶。

外族首先发难的是万户府的“义兵”，《元史》本纪说：“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义兵万户赛甫丁（Seif— uddin）及阿迷里丁（Amif－edin）据泉州叛”，《晋江县志》云：“十七年，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反，据泉州，民大被荼毒”，记录十分简单。《古今图书集成》及《福建通志》记载较详。赛甫丁及阿迷里丁皆波斯德黑兰城南294公里的“亦思法杭城”( Ispahan)人，他们善于经商，足迹遍及印度、中国，当时他们打算割据泉州港，建立一个所谓“亦思法杭”的独立王国。赛甫丁以舶商来泉州，以镇压起义升义兵万户，就和同类阿迷里丁合据泉州。这一年（1357）就是外族叛乱的开始。

至正十八年（1358），如果蒙古贵族没有弱点，赛、阿他们也搞不成气候，当时福建省的蒙古贵族和兴化汉族地主，正在那边争权夺利，外族叛军有机可乘，才打了五年内战。原来福州蒙古贵族普化贴木儿和般若贴木儿两派不和，普化勾结兴化的三旦八和安童二人，和泉州的赛甫丁、阿迷里丁二人，遂使叛乱扩大。

至正十九年(1359)，三旦八自称平章，率兴化外军数千人到福州，参加普化的内战；当时泉州赛、阿二人也进兵兴化；三八旦赶快回到兴化，为阿迷所拘，带回泉州。

至正二十年(1360)，兴化路林德隆，也和柳伯祥二人不和，林赶走柳，柳的亲戚陈从仁却把林打死，从此林、陈二军，成为仇敌。

最后，至正廿一年(1365)，林子林珙要为父报仇，到泉州带赛、阿义军至惠安，设计把陈从仁杀死，陈子陈同也要为父报仇，到漳州向罗管良借兵到惠安。林陈两军混战，陈、柳合力击败林家军。林珙也到泉州找阿迷部下扶信求援，去战胜陈、柳军，林珙自为“总管”，扶信自为“元帅”，林氏为要搜捕柳军，到处搜索，兴化人民受害不浅。这样一来，在泉波斯人赛、阿势力就发展到兴化去了

2、后期五年市舶之乱——泉州市舶之乱是从那兀纳开始的。《古今图书集成》说：“那兀纳以总诸番互市而至泉”。原来泉州市舶自早是蒲寿庚派掌握的，蒲为阿拉伯人任宋市舶，后降元，仍为市舶。他对元代海外交通颇有贡献。那氏，印度人，为蒲亲属，故蒲氏家族实为元末叛乱的祸首。原来蒲寿庚是降元的宋官，元帝虽给他高官厚禄，但对市舶的权利毫不放松，蒲氏要求与各国通商，元朝不答应，就引起他的不满。在元朝统治巩固时，他也不会产生取而代之的野心。泉州赛、阿作乱以后，元政府不能消灭叛军，蒲氏家族看破元政府的弱点，就勾结其亲属印度人那兀纳。那兀纳在泉州南门乔平章家改建“番佛寺”，作为叛乱的大本营，经常用珠宝撒在寺里，称为“撒殿”，这是印度人的风俗。最近泉州发现《金氏族谱》，族谱中附抄一篇历史小说，篇名“丽史”，描写蒲、那叛乱。作者“南安察黯”，不知是谁，他为金吉说话。金吉上都人（今内蒙古多伦县人），为翼万户府上千户，镇守泉州路。蒲死，那兀纳独立，由于那氏占有乔宅为“番佛寺”，引起金氏的不满，起来反对那兀纳。

《丽史》说：“至是，元政衰，四方兵起，（蒲氏）其婿西域那兀纳袭作乱，（乔氏有子）伊楚玉反那氏，遇害。那兀纳既据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子充其室，为金豆撒下命女子捧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贮积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半城……”这便是泉州新发现的元代史料。番佛寺的历史就是依靠这部“族谱”整理出来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蒲氏不是蒲寿庚而是他的子孙。

至正廿二年（1362），那兀纳和阿迷里丁内讧，那氏代为叛乱领袖，《晋江县志》云：“廿二年，回寇那兀纳叛据泉州，官军至，千户金吉开门纳之，遂执兀纳。”太过于简单。新发现的材料《丽史》也有记载。《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较详。《集成》加以补充云。泉州那兀纳杀阿迷里丁，而夺其军。当时福州燕只不花攻赛甫丁，遂复省治。赛走兴化，令林珙攻陈、柳。金阿里也自泉至兴，请参政郑畋为二家解仇，未成。

至正廿三年(1363)，泉州那兀纳怨郑畋亲陈、柳，派部下白牌至兴攻陈同，伊守礼杀柳氏。福州燕只派德安到泉喻那氏退兵。至正廿四年（1364），福州观孙行省兴泉，命任立往泉封市舶，那氏在莆抗命，省另派师德峰代观孙，那氏始退回泉州。

至正廿五年（1365），福州派帖木儿不花分管兴化，后改派观孙。当时那兀纳派百家奴，哈撒、马合谋、白牌等人至兴攻林，双方发生混战，扰乱下游诸县。时元将陈友定忠于元室，闽乱道阻，他一面海运北上登莱，一面拒明杀使者胡深。

至正廿六年（1366），元朝下令陈友定讨伐叛军。四月，友定及子宗海，擒那将博拜，并抚集军民，林、陈、柳诸军，皆受约束，兴化遂平。友定又命陈、柳、陆军，及林珙水兵会攻泉州，五月擒那兀纳等，兴，泉二郡皆定。八月，友定进升福建省平章政事，胜兵数万，威福赫然。十年战乱，至此结束。

三、外族叛乱对泉州港的影响

元末外族叛乱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促使泉州港的衰落。许多港口有的因自然变迁而改道，有的海滩淤塞，而影响城市的衰落：泉州港的衰落，最基本的一点，固然是十五世纪以后，世界交通形势的变化，西亚阿剌伯人不能作为东亚与欧非的中介，西欧人东来，直接与东方交通贸易，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但就泉州港本身而论，则因战乱而成废墟，当时破坏的程度，严重到使该港难以恢复。

1、叛乱造成人民生活的痛苦——外族叛乱破坏了泉州港的生产力，遂致中衰。元末开元寺和尚诗人释大圭留下一部《梦观集》，这部书是描写元末叛乱的写实作品，文字的流利，叙事的通达，不下于宋元大家。如《吾郡》一诗云：

“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

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

市近衹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

诸公肉食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

在外族叛乱期间，泉州已变成人吃人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已不容许坐下来做生意。当时外族自相残杀之后，劫后余生的人们也不得不跑回家乡去。泉州商人死的已死，去的已去，来的不来。据《年代纪》云：“元末泉州的阿拉伯人占泉州市，但为期短促，即为中国官吏所服，严其取缔，故彼等之多数来航泉州者暂止，可想见也。”可见战乱促使泉州港衰落。

2、叛乱引起泉州人民的反抗——元代泉州港社会主要矛盾，是蒙古、色目等统治阶级与中外人民的矛盾。在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之下，中国人民只有拿起武器起来反抗。这个反抗从元初到元末未尝间断。“至元十八年（1281）闰八月，阿塔海以戍三海口军，击福建贼陈吊眼。”“至元廿五年（1288）安溪湖头张治囝掠泉州，是年甲寅，循州贼万人寇泉州。”“至元廿七年（1290）南安县贼陈七师反。”都是元初人民的反抗。

元末惠宗即位（1333年），泉州地区人民起义已成为不可抑制的洪流。至正三年（1343）同安、仙游、安溪各地人民起义，已成为帝国内部的最严重问题。但反抗到了至正十七年（1337）外族叛乱时更加突出。叛乱受到泉州人民的抵制，如“泉州人郑寿，讨叛，机泄遭害，一门死者数人”。叛乱最后是由泉州人民共同制服他们。如金吉等设计擒得那氏，扑灭叛军，取得胜利。

3、明朝部队入泉建立新的统治——《晋江县志》说：“至正廿六年五月，泉州赛甫丁据福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余众航海，遂据泉州。”“五月燕只不花用陈计执那巫纳（即那兀纳），八月陈友定领福、泉，时陈败泉参军胡深……发兵攻泉州、漳州，陷之。泉民先经回寇涂炭，继为友定荼毒，至洪武八年（1375）大兵（明兵）南下，始出盗贼渊薮云。”叛乱结束，明王朝的统治基本建立，泉州虽平定，但元气大伤。

这十年叛乱，是带根本性的大事。十四世纪发生这场叛乱，使泉州港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过去的繁华再也无法恢复，历史上极盛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了十五世纪以后，泉州港进入一个私商活动和华侨出国的新时期，泉州港的官商从此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