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987期）
对于丁玲，我们远没有萧红、林徽因、张爱玲那么熟悉。她，不及萧红透彻感悟，不及林徽因美貌可爱，不及张爱玲清冽孤傲。但，她始终昂扬地走着，决不回头。
她从湖南出发，来到上海，来到北平，最后落脚延安。她一个人艰难的走着一条女性主义的道路，但她从不放弃，像一个女战士一样。
丁玲和当时所有追求新思想的女性一样，渴望自由，希望女性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她渴望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像娜拉出走一样，赢回一个属于自己的结局。
事实上，她做到了。她成为了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革命作家。但成为革命作家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女作家丁玲的一生：有出走、有被囚禁、也有重获新生、更有生命最后的反思！
一：母亲大力支持的“出走”
丁玲的母亲同样有着独立的意识，想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只是没有生在一个好时代。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丁玲的父亲——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多病，没有半分志气。在丁玲的父亲撒手人寰，原本一个寡妇带着一儿一女会活不下去的时候，丁玲的母亲仿佛重生了。她卖掉家产，偿还了丈夫欠下的债款，带着儿女前往县城生活。
丁玲上小学，自己上师范学校。不在意他人的闲言碎语，丁玲的母亲从学生成为学监，最后成为老师，在青春已逝年华未老的时刻，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也为后来的丁玲做了榜样。
丁玲在不断地学习中，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她不断的跨越步子，想要到更大的天地去。在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丁玲凭借着小时候阅读积累的底子轻轻松松的考取了第一名。同时，在这里也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她不喜欢像其他同学一样摘抄句子，使文章条理好、字句通顺。她喜欢写自己的话，想得多，联想丰富，文章就自然显得拉杂重叠，老师们常常在她的作文后面写长长的批语，鼓励她写作，要多用点心。更甚者，有代课老师夸丁玲是学校的一颗珍珠，有闪光之才。
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丁玲立刻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参与革命中去。她也不甘心只待在小小的县城，她想要真正的了解外面的世界。她主动向母亲提出想要去长沙上中学，在这里她发现自己对文学真正的产生了兴趣。
“五四”之后有一股复旧的逆流，原本丁玲上的周南中学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倡导地，向着新的方向前进。但现在却走着旧的道路，丁玲毅然到岳云中学——一个有着前进思想的学校求学。丁玲的每一次选择，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转学，却难掩她对于新的道路的选择。
远去上海，是丁玲中学时期选择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意味着她要放弃在岳云中学的文凭，还要一个人离家千里。并且当时的丁玲还有婚约在身，在她小时候，她的外祖母将她订给了舅舅家的表哥。
这个时候丁玲的舅舅极力阻止她的远行，丁玲的母亲拿出她的魄力，坚决支持丁玲远去上海，追求新的天空。丁玲也就这样甩掉了婚约，开始了她的自由行。
二：多方好友的支持与帮助
来到自由的天空，丁玲保持着那么面对世界的好奇。她也开始了她的创作道路，从开始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一个人的诞生》、《水》，丁玲开始了文学创作道路方向的改变，这一切也离不开她众多好友的支持与协助。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发表，带着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革命和个性解放的命题，丁玲发出了她对时代的探求与寻找。她曾经这样说起自己写小说的原因：“我那时为什么要去写小说……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
那段时间，丁玲的生活十分艰难，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多亏了翟秋白、沈从文等一些好朋友的帮助让她免于生活困境的打击，可以从事她所追求的写作事业。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气压下，在看不到前途与出路的情况下，丁玲不愿意放弃反抗，带着痛苦的挣扎执着的追求女性的自由。这部成名作也带着自己的爱情缩影，与胡也频的恋爱经历。
在这段感情中，丁玲是幸福的，她也有着小女人对平淡生活的憧憬。在胡也频被国民党抓捕、枪决，丁玲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是极大的，却只能独自坚强。欺骗母亲胡也频去苏联了，将他们唯一的孩子交付给母亲，让母亲帮他们照顾孩子。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丁玲已经穷困到了极致，她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只能将孩子送到生活水平较低的乡下 让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只剩下她独自面对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她不敢懈怠，唯有迎难而上。
在大时代的发展下，丁玲发现自己的女性诉求，只能是一种诉求，她想要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可是，这条道路改怎么走，她迟疑了，她不知道自己可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鲁迅为她指明了方向。在丁玲的《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丁玲这样谈到鲁迅先生对她的影响：
“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么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也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于是当丁玲了解到鲁迅参加并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时，她决然地改变了她的写作航向，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在这个时期，丁玲在《北斗》期刊上发表了她的《水》，被视为左翼所倡导的“新小说”的萌芽与重要收获，丁玲真正的成为了革命文人。
女性的革命文人，是少有的，自然也是瞩目的。丁玲自然而然的就被国民党盯上，成为绑架的对象，随之产生了很多关于丁玲变节、自首的谣言。对于这些谣言，鲁迅先生始终没有理会，而是联合各方群众力量去解救她，让丁玲重获自由，并且可以顺利的去往陕北，为丁玲以后的文学发展开辟道路。
三：被囚禁。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特务秘密绑架。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大美晚报》等报刊都刊登了丁玲被特务绑架的信息，之后文化界为了营救丁玲，还专门成立了丁玲营救会。文化界的名人纷纷出面呼吁，比如鲁迅先生以为丁玲遇害，还专门写了一篇《悼丁君》的文章。
不过因丁玲之名声，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吁，丁玲并未遇害，此次经历犹如从虎口脱险。不过丁玲没有被吓倒，反而愈加勇敢坚强。
四：在延安重获新生。
丁玲逃脱了被囚禁和追捕，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但命运待她是公正的，在这里，她汲取了不一样的养料，重新焕发了生机，她在她所热爱的革命事业上重获新生。
丁玲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传奇，她就像一本史诗书，每一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故事。在延安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她最安心的时候。不用担心在上海时期的无端迫害和囚狱之灾，在这里她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埋头搞创作。也是这样，她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文风，没有再采用以前的自传体形式，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个性意识——强烈的叛逆意识，她始终将自己的个性色彩与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她始终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在延安这片土地的影响下，在与革命群众的接触下，丁玲开始慢慢地成长。她开始关注革命群众的生活，同时也关注着农村女性的命运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下，丁玲写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是丁玲第一次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她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人民群众也走到了她心中去了。丁玲抒写着他们的故事，也是抒写着大部分中国人的故事。她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关注时代的变迁，又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关注着反封建意义，丁玲与他们一起生活，汲取了他们身上的一切故事，他们或许不是走在革命最前面的人，但他们始终是往革命道路上走的人，就像丁玲自己一样，始终为革命战斗着。
在这个期间，唯一让丁玲备受争议的就是她与陈明的姐弟恋。严肃的环境下，周围人议论纷纷，没有人看好他们之间的感情。流言没有击碎丁玲，她始终坚持做着自己，没有在意他人的看法。她也这样鼓励着陈明，正视自己的感情，“自我”是最重要的。她与陈明的相互鼓励和激励，伴他们走过了丁玲最后一段感情道路，也是丁玲所有感情中最长久的一段。
五：生命最后的反思。
经历了漫长的特殊历史时期之后，75岁的丁玲恢复身份，重新出现在了文艺界。她仍然像以前一样关心政治、关注文坛，强烈的忧国忧民，抑制不住地要歌唱，要怀念，要指点批评。她笔下的文学依旧是色彩浓烈、激情似火。
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遭遇，丁玲的身上没有痛苦笼罩的影子。当所有人以为她要继续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时，她却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定位在怎样使我们的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使我们的社会进步繁荣。她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写作的《韦护精神》就是倡导大家要效仿韦陀菩萨，不要只是发泄个人郁积的怨恨，图一时之快，而是要有更多的韦陀菩萨，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大胆的干预生活，帮助他人。这便是丁玲的独特魅力，她不埋怨过去，她总是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丁玲就这样活出了个性、活出了精彩、活出了不一样的女性人生。总有一种精神值得你去坚持，对于丁玲来说想必就是那种革命的精神，永不放弃。
“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是翟秋白曾经对丁玲的评价，也概括了丁玲飞蛾扑火的一生。即使自己烧伤殆尽，也不改其心。向着革命而生，向着革命而死——1986年3月4日，82岁的被低估和误解的女作家丁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文/说历史的女人·李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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