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早年是密友,为何晚年反目,至死互不原谅?

丁玲与沈从文早年是密友,为何晚年反目,至死互不原谅?

丁玲与沈从文早年是密友,为何晚年反目,至死互不原谅?

文/张秀阳

沈从文和丁玲,都是记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大作家。丁玲是革命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自不用说。1948年郭沫若发表著名檄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被列入了遭受猛烈批判的行列。从此淡出文坛,倾心于古代服饰史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像出土文物一样挖掘出来,重现光芒。

然而,到了1980年,丁玲却向劫后余生的沈从文猛烈开火,从此,这两位早年的密友,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文坛上著名的“丁沈恩怨”事件。

丁玲与沈从文早年是密友,为何晚年反目,至死互不原谅?

(丁玲晚年)

1980年春天,丁玲在3月出版的《诗刊》上,刊发《也频与革命》一文。在纪念胡也频的这篇文章中,丁玲对沈从文将近五十年前创作的《记丁玲》进行严厉批评:“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些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在1981年发表的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丁玲仍不点名地讥讽沈从文是“绅士”、“准绅士”。

丁玲在写给出版过《记丁玲》一书的出版家赵家璧信中,说:“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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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丁玲)

丁玲的开炮,对沈从文打击相当大。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尤让沈从文委屈、也令外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是与丁玲有着历史纠结的那些人,丁玲不去批评他们,为何反而转过身,把矛头对准了年轻时的密友沈从文?

后来,他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

沈从文认为,丁玲之所以这样,因为他在《记丁玲》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冯达(出卖丁玲并与之在南京同居),才招致丁玲的指责。他说道:“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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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沈从文)

两个人的关系自此彻底破裂。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30年代的两位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婉言谢绝,凌叔华只好随后单独前去拜访。

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因同为湖南老乡(丁玲出生在安福县,即现今的临澧,与凤凰共傍一条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对故乡的怀念,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当时,丁玲独自住在通丰公寓,正打算报考艺专。沈从文与之相识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她,丁玲也接受了胡也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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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每当丁玲与胡也频为一点小事争吵,沈从文都是充当和事佬和救火队员的角色。

后来,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待不下去,两人又返回湖南。这期间,胡也频经常将诗稿寄给北京的沈从文,托他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胡也频、丁玲的字体和行文方式与沈从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读者几乎都误认为也频、丁玲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

1928年1月,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两个月后,胡也频和丁玲也出现在沈从文面前。这一次,丁玲狂热地爱上了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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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这场三角恋爱中只是一个配角。由于他与当事人相处日久,又时常同住一个公寓。不久,有关他和丁玲、胡也频之间“三角恋爱”的消息,在上海滩不胫而走见。当时的小报甚至发表(《作家腻事》,说他们三人一起“同居”一室。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不幸被叛徒出卖,与会人员全部被国民党军警抓捕。

沈从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沈从文返回上海,事情没得结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统的陈立夫。无奈胡也频是军统抓的,营救行动搁浅,找律师又遭拒。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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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为营救好友胡也频,不仅两下南京,到处求人。胡也频牺牲后,他又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冒着风险,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职业。其重情重义的侠义之举,令人钦佩。失去教职,沈从文只好留在上海,靠写作为生。

这期间,他应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温了昔日他和胡也频、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游,他写下了缅怀好友胡也频的纪实散文《记胡也频》。

1932年夏,沈从文从青岛去苏州看望张兆和途经上海时,还去看望过丁玲。此时,丁玲已和冯达同居。沈从文认为他们气质不相符,冯达只是个“小白脸”,丁玲不以为然,两人自然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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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丁玲)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

不久,忽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丁玲与沈从文早年是密友,为何晚年反目,至死互不原谅?

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后,昔日亲如兄妹、情似红颜的一对好友,反目成仇。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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