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所有的人認同的時候，你做的音樂是很有自信的。那個時候隨便一個想法，說不定大家就會很喜歡。但是你必須要找到自己是誰，事業成功在這件事情面前，什麼都不是”
圖/受訪者提供
立才農場的小兒子
夏天台風來之前，陳楚生和四個同學在揹包裡放好乾糧、自制的攀登工具，爬到山上去。在山頂露營一晚，第二天早上過6點，再等一等，就可以在三亞的山上看到太陽從海平面升起來，一望無際的平靜的海和噴薄的紅日。
然後第二天，父親會來山上喊他們，颱風要來了。
他們一起下山，山下是一個佔地100平方公里的農場，常年吹著溼潤的東南風。陳楚生的父母親是援建知青，上個世紀70年代從廣東到海南，兩人在農場舉辦了婚禮。大兒子出生後的第三年，小兒子陳楚生也到來了，他有一副典型的南方人面孔，偏黑。
到了80年代，海南的崖縣撤縣立市，命名為三亞，4年後海南經濟特區成立。小城市的發展是可以很快的，高樓、橋樑、道路……80年代縣城裡滿地都是露天卡拉OK，一臺電視連著話筒，唱歌的聲音和夜宵攤子上的插科打諢相互應和，傳得老遠，熱鬧，三亞當然也不例外。
港臺和歐美的流行音樂正是在這時候到來的，陳楚生喜歡歌手齊秦和鄭中基，也喜歡涅槃樂隊，他常常去露天卡拉OK唱歌，那些歌裡充斥著反叛與深情。
但他可沒有想過也要成為一名歌手，只知道自己喜歡音樂。初二在朋友那裡接觸到了吉他、16歲收到哥哥送的吉他、寫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姑娘》、在農場附近的小酒館開始駐唱，他都沒有想過。父親希望小兒子好好唸書，最後考上大學，陳家祖上還沒出過大學生。
有時候他們會一起喝點酒，那時候陳楚生念高中，一週回家一兩次，飯桌上父親會問他的近況，講對他未來的想法。父親偏愛小兒子，允許他去玩，只勸告他不要過頭。也和他聊家裡的近況，好的或是壞的，有時候哭，但“從來沒有看到他因為遇到這樣的事情去逃避，把怨氣發洩到別人身上，所以我覺得他很強，真的，一直以來”。
沒讀完高中，陳楚生想離開海南，父親帶他坐三天兩夜的長途巴士去深圳，去朋友開的餐廳打工。在深圳的第一個晚上，父親的朋友帶著他們到最繁華的華強北轉了一圈，“我就覺得我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裡面，很漂亮，那個夜景，超級漂亮，也對未來產生了很多的幻想，我以後要在這邊生活了。我希望我能夠在那個地方立足，我希望我能夠在那邊找到一片自己的天地。那時候腦袋裡面想的東西很多。”
第二天醒來，父親已經回去了。
後來三亞西北部的立才農場的職工談起讓自己揚眉的事有兩件：一件是上世紀80年代，農場的幹膠總產量曾一度高居全省農墾系統第一位；另一件是一個農場職工的小兒子陳楚生奪得“快樂男聲”全國總冠軍。
07快樂男聲（右起）陳楚生、甦醒、王櫟鑫、陸虎、張遠再次組團參加合唱節目 圖/甦醒
快樂男聲
2007年7月20日，選秀節目“快樂男聲”的總決賽在湖南廣播電視臺的1200演播廳舉行，陳楚生和甦醒爭奪冠亞軍，在此之前，他們一起從西安賽區突圍，在兩個月內完成了八場總決賽，最後一場依舊是全程直播，觀眾投票。
三年前的“超級女聲”獲得巨大成功，觀眾第一次可以參與決定選手的去留，這樣的形式使它的熱度不僅限於龐大的粉絲，甚至引發了人們對公共生活參與的討論，成為一檔現象級的節目。
但陳楚生去參加“快樂男聲”，似乎誰也沒有抱很大希望。他的朋友、當時在一起組樂隊的吉他手王棟以為他去十天半個月就回來了，和樂隊的鍵盤手陶華繼續在酒吧演出等他。比賽結果越來越好，進入全國十三強的時候，他們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了，陳楚生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從默默無聞被推到最亮的燈光下。
決賽開始前，9位評委表達了他們的看法，其中伍洲彤說，陳楚生會讓我很沉醉。如果用一天來比喻的話，陳楚生就像是夜晚。
陳楚生的哭腔帶來的情緒能感染聽眾，而他在酒吧演唱的七年經歷顯然讓他在舞臺把控上佔據不小的優勢，評委則看重他的創作能力。到總決賽結束那一刻，他的投票數在各個平臺上累計超過331萬。
那天晚上，他走到演播廳臺階的最頂端，身後的屏幕上忽然展開一對白色的翅膀，1200平方米的演播廳像一鍋沸騰的水，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有人在哭，像夢，太像了，也像他一年後在《離開》裡唱的那句：“這一場夢太精彩，為何醒來感到有些悲哀。”
“他已經被所有的榮耀榮譽包裹著，我們擠不進去。”陶華說。
原來那段日子好像一下子被甩開了好遠。那時候陳楚生在餐廳打工，他想唱歌，於是到餐廳對面的琴行找了老師，錢是找餐廳老闆借的。有一個月他找了20家酒吧，但是沒有一家用他。當時深圳酒吧的駐唱歌手收入頗高。上世紀90年代迷笛音樂學校開辦，不少人抱著一種學成後南下跑酒吧賺錢的想法去報名，也確實有一大批人，一畢業便往南邊去了。
外表、嗓音、創作能力的出色很快讓陳楚生成為駐唱“一哥”，2003年他獲得全國PUB歌手大賽的冠軍，簽約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好日子眼看著要到來，但是並沒來。唱片公司並沒有為他製作專輯；2003年的非典使酒吧經營陷入艱難的局面，許多歌手被裁掉——危機感倒是很快來了，“在那個時候就覺得，音樂，在我們想象中很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認為。”
2005年，陳楚生的哥哥因車禍受傷，去海南看望哥哥回來後，他寫了一首歌，叫作《有沒有人告訴你》。時至今日人們談到陳楚生，仍然會說起這首歌，說他如何精準地刻畫了漂泊者的孤獨與想念。
他和王棟、陶華組了樂隊BigBoy，跑更多的演出，賺更多的錢。對於陳楚生而言，組樂隊一直是他的夢想。他甚至花了半年左右的時間來適應作為一個主唱，把吉他放在一邊，只是站在話筒前唱歌。在他作為歌手的近20年裡，前前後後組過三個樂隊，但目前都已解散或擱置。
直到2007年，他抱著嘗試的態度去參加了“快樂男聲”並獲得冠軍，很快，他簽約天娛傳媒，有著跑不完的通告和數不清的粉絲，那兩年他的聲量一下子被放到巨大，沒有人預感到他2008年最後一天的出走。
陳楚生和家人
不快樂男生
陳楚生應該出現在2009年湖南衛視跨年晚會的舞臺上，按照之前的計劃，他要唱三首歌，並且和“超級女聲”的冠軍李宇春一起承擔壓軸演出。但他沒有。
陳楚生說他給工作人員留了一封信。他說自己不善表達，太擰巴，所處位置和自我認知的錯位讓他產生一些直接的生理反應——不舒服。簡單來說，就是通告太多，做音樂的部分太少。
“這也跟我自己只能一心一意這種能力有關，我真的是這樣，有些人可以一心兩用或多用，我真的不行。要做這件事情，我會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這件事情上，再讓我思考別的，我就會焦慮，就會不舒服。”他需要幫助，需要更多音樂的經驗和成長，而不是被消耗。
有能力改變狀況的人不理解他，理解他的人沒有能力幫他。身處解約風波時，有一段時間他怎麼也睡不著，一閉上眼睛，所有事情都會找到他。
天娛要求一筆數量不小的賠償金，官司糾纏。父親會把報紙上不好的消息都剪下來貼在一本大筆記本上，到了覺得事態嚴重的時候就打電話給他，告訴他不要想太多，好好把接下去的工作做好。
就像2007年陳楚生面臨西安賽區十進一比賽的時候，他不斷安慰兒子一定要放鬆心情，他印海報，聯繫親戚朋友，馬不停蹄地為兒子拉票，瘦了10斤。
這一場風波之後，陳楚生離開當時獲得冠軍的舞臺很久。時隔12年，因為另一檔歌唱類綜藝節目《歌手2019》，他重新回到了那裡。表演曲目從《思念一個荒廢的名字》和《好久不見》中選擇，他選了前者。
“多年以後再去唱這首歌、再去聽這首歌的時候，對我自己來講就有不一樣的感受，我也像一個普通的聽眾一樣，去體會那個時候的我的一些感受，這種事蠻有意思的，就像你看到自己以前寫的日記那樣。就是覺得我怎麼會寫這種東西？那時候是有多憂鬱啊。”他回過頭想，站在那裡唱歌的時候，“久別重逢，往事歷歷在目。”
作為在電視時代末尾通過一檔選秀節目走紅的歌手，他以一種奮不顧身又打著趔趄的姿態掙脫出來。此後十年，彌合、改變、試探，能做多久的音樂，陳楚生不知道。
“你想更真實一點，還是想更虛偽一點。我們有時候面對現實，是稍微掩飾一些什麼東西，還是願意完全暴露出來兇猛的那一面。還有就是，很多東西很難一下達到你的理想狀態，理想永遠跟你有一定的距離。其實有時候你又說不清楚那個東西，就是一種感覺。”陳楚生說。
圖/本刊記者 梁辰
“孤星”足球隊
陶華覺得，陳楚生和在深圳那時候不一樣了。
“華仔（陶華）可能就不舒服，因為華仔覺得做什麼東西就是要徹底一點。既然做了樂隊的形式就要堅持下來，不管市場的反應是什麼樣的。楚生可能沒辦法。”王棟說。去年6月底，王棟意識到自己在北京和樂隊都待得太久了，北京變得越來越快，空氣越來越差。於是他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深圳，給他哥哥的餐廳打理樂隊演出的事情。樂隊就此擱置。
他有時候站在陳楚生的角度想，“要照顧這些人（粉絲）的感受，而不是把這些人趕走，如果不是這些人的支持（他走不到今天），他會感恩的。”
他們說的是那個去了一遭娛樂圈、成為了藝人的陳楚生。陳楚生陷入了一種困境，看起來是獨立樂隊樂手和藝人之間的困境，實際是一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
2007年比賽階段，有一次他喝了酒——他酒量不好，一般來說兩到三瓶啤酒就醉——回到住處拍了一下同伴肩膀，說，我老了。他一度將2007年的比賽視為自己最後一次參加選秀。4年前參加酒吧歌手大賽，他是年紀最小的，4年後，環顧四周，同期的參賽選手普遍比他小兩三歲，甚至是七八歲。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穿上統一的服裝，不用把頭髮打理得根根分明，當然也沒有如此大的譽謗加身。
他知道他們愛他，直到“快樂男聲”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你要加入陳楚生的後援會，就會收到一張包括選擇題、填空題、簡答題、實踐題的《全球花生四級考試試卷》，試題包括他的演出服、他哥哥的姓名，甚至到“請寫一篇陳楚生《原來的我》聽後感，字數500字以上，真情實感題材不限”。
王棟知道並且理解陳楚生做出的選擇，不問原因不論對錯。就像2008年那次，如果要站，那就站在陳楚生那一邊，“當時情緒不想幹了，那就不幹了。”
在海南的時候陳楚生喜歡踢足球，但是學校沒有校隊也沒有足球場，他就在學校裡留意踢球好的同學，然後挨個去找，問他們願不願意加入足球隊。訓練是每週一次，有一個同學會在教室裡把報紙上看到的戰術講給大家聽。每次開始訓練，所有人先撿石頭，把場地裡的大小石頭清走，黎族的同學砍幾段樹上的枝條當作球門。
比賽開始，結束，開始。
二十多年過去了，足球隊還在，他們仍沿用原來的隊名，叫作“孤星”，“孤獨的孤，星星的星。”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因為那時候在學校，或者說在我們那邊那個農場，那個球隊其實是一個另類。那個地方沒有別的球隊了，很孤獨啊。”他笑。
熱愛足球的父子
陳楚生承認在經歷解約風波等一系列事情後自己做選擇的時候會變得更保守，有時候他將此理解為一種逐漸成熟後的思考：“一個人的時候很簡單，但是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後，你要下多大賭注？自由不自由是相對的，家庭也是你的一個選擇。可能逐漸地發現跟我父親有點像，當你決定選擇之後，你就要對你的選擇負責任。”
七分之二
在2007年快樂男聲決賽那天晚上，大屏幕上播放了一則陳楚生的短片，他說，不管我能不能拿冠軍，但七年也好，七十年也好，我都會唱歌，因為那是我的生命。“他以前都是自己寫歌為主，他願意嘗試的範圍沒那麼大，對於別的東西的接受程度（也沒那麼高）。七分之二，那就想著可以試一下別的方式。”音樂製作人荒井十一說。
陳楚生調侃說自己的皮囊可能有些皺褶了，“跟過去膠原蛋白的量不一樣”，但在內心和音樂給他的感覺裡，他還是年輕的。
“他就是一個很要強的性格的人。”2007年快樂男聲的評委之一音樂人包小柏在《選秀紀》中說，“陳楚生永遠都在往高處，在努力在爬，他的個性也不大會去只消費他是07年快樂男聲的冠軍，他不會，他要證明給自己，我越往高處，我會拿出我該有的高處的能力，去面對我該面對的高處的陳楚生。這是我理解的陳楚生，很強的一個性格。”
荒井十一和陳楚生合作多年，他從小接受古典音樂教育，獲得過臺灣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從2014年“一見如故”巡演開始，荒井十一多次給陳楚生擔任演出和專輯的製作人。
陳楚生喜歡和這樣的人相處，隨和、聰明也負責，不會把自己負面的東西傳遞給對方，更多時候他們不去談論別人，而是在解決問題，“乾淨”。荒井十一則看中陳楚生音樂中的真誠和舒服。
在今年6月發佈的新專輯《趨光》中，有一半的歌曲來自其他音樂人的創作，陳楚生負責演唱。原來他擅長寫小調，而在和音樂人Ari合作的幾首歌曲中，有了更強的節奏、新的律動。
“透過這個過程來找到舒適圈以外的範圍。找到一個他覺得悅耳的方式了之後，他就會真正打開那塊。但這個過程是必須得一直在審視自己、不斷審視自己。”荒井十一和陳楚生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不甘於在原來的框裡面。“我不能夠切身地理解，但我能夠想象，被所有的人認同的時候，你做的音樂是很有自信的。那個時候隨便一個想法，說不定大家就會很喜歡。但是你必須要找到自己是誰，事業成功在這件事情面前，什麼都不是。你能夠認同你自己，能夠找到你自己是誰，比什麼都重要。”
採訪到後半程，陳楚生忽然出神，這當中有一段沉默。
“你剛才在想什麼？”我問。
“在胡思亂想。”陳楚生解釋，“其實我覺得我也是一個能表達的人，善於表達的人。但我這個人太正經，會顯得沒意思。很多人喜歡放鬆地在一起，生活本來已經很那個啥，你還（憋著）那股勁幹嘛？我喝點酒也會放鬆，扯七扯八的，但那種東西我覺得沒有營養。我不太喜歡錶面的、嘻嘻哈哈那種。就是沒意思。”
“以前我覺得我是有很多想去表達，現在心裡面好像有點無話可說了。也不是說完了，我可能沒那麼智慧吧，有些東西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喜歡王小波，喜歡王朔，喜歡他們用不嚴肅的話說明白問題，但是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尚不至此，於是把這個階段理解為“沉澱，醞釀”。
他碰碰這裡，碰碰那裡。他會不斷地想起小時候爬山去看日出的場景，“如果以前沒有去做過這些事情，我不知道過去有哪些是精彩的。”他還想保持一種年輕的狀態，保留一點理想的氣味，如果完全變得現實，那他早就不會做音樂了吧。
5年前陳楚生成立獨立工作室時，製作專輯的經費全部由他自己承擔。王棟說：“人生就是這樣的，反反覆覆，就像《35》寫的歌詞。《35》這張專輯可以看得出來還是不服還是倔強，還是有韌性的，我們就把這個韌性做大，我還OK，我還沒有消失掉，我只是在說自己想說的話。”
有一年過年，陳楚生一個人去了深圳的西衝，他在那裡過了一個禮拜，跑步、看電影、到海邊散步、每天去客棧老闆那裡吃一頓飯。好安靜啊，他想：人的慾望永無止境，別人有了你也想有，你的努力其實為了這些東西的話，好像不算太高級吧。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孟依依 實習記者 肖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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