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版」宋代大教育家胡瑗，文

在人們的印象中，溝壑縱橫的陝北歷代多出將軍和武士，而祖籍陝北安定堡（今子長縣）的胡瑗卻是宋代大儒、名垂千古的大教育家。

安定胡姓出過不少人物，自西晉後的兩百多年中，在安定胡氏中，位至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者多達10餘人。不僅如此，還出了一位皇后、一位皇太后。唐宋以後，安定胡氏開始衰落，一部分胡姓人遷到河南新蔡；另有一部分前往泰州如皋縣。胡瑗這一支去了泰州，其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參軍；父親胡訥，曾任寧海軍節度推官，當時屬於下等官吏，因俸祿較少，胡家竟步入“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胡瑗生於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自幼聰敏好學，據黃宗羲《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記載，他7歲善著文，13歲通五經，鄉鄰視其為奇才。因家貧，年幼的胡瑗未受到良好教育。直到20多年後，他才與孫復、石介等同學去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由於他讀書勤奮，志向遠大，且以聖賢自任。為了不讓心志受到干擾，胡瑗十年不歸。每當接到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如此潛心學業，在中國教育史上一直被傳為佳話。

胸有鴻鵠之志的胡瑗當然希望能通過科舉一舉成名，遺憾的是，他七次應考，總是名落孫山。也許是十年面壁，參透了人生，看淡了功名，年近不惑的胡瑗沒有繼續在科舉的路上走下去，而是回到了泰州城內華佗廟旁的經武祠（今江蘇省泰州中學民營初中部內）當起了私塾先生。因懷念祖籍安定，胡瑗將教書的地方稱為安定書院，學生們則稱他為“安定先生”。這其中當然有不忘祖宗的意思在內，但更包含了他安貧樂道、寧靜致遠、一心執教的志向。

景祐元年（1034），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授徒，講授儒家經術，這是他走出家門、從事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始。真是無巧不成書，也就是在1033年年底，范仲淹因反對廢后的事而被貶謫到蘇州任蘇州知事。范仲淹向來重視文教，剛到任一年有餘，就在蘇州南園設立郡學，並聘胡瑗為首任郡學教席。有范仲淹的慧眼識珠，胡瑗終於找到了一片施展才學的天地。為了辦好學校，胡瑗定下嚴密的學規。為了支持胡瑗，范仲淹將自己的兒子範純佑送入郡學讀書，並拜胡瑗為師。範純佑嚴格遵守學規、認真讀書，為他人做了個好榜樣，使其他學生也不敢任意違反校規。在范仲淹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努力，胡瑗終於把郡學辦成了當時各地學校的樣板。

1036年，經范仲淹引薦，已過不惑之年的胡瑗以布衣的身份，受到了宋仁宗的召見。隨後，胡瑗和杭州的音樂家阮逸一起為皇宮參定聲律，製作鐘磬，忙活了一陣子。參定後的聲律雖然不能算是十全十美，但比原來柔和悅耳了許多。看到胡瑗舉止文雅，很合古禮，宋仁宗便破例任命他為校書郎。

1940年（康定元年）8月，胡瑗隨鎮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回到陝西，被舉薦為家鄉丹州軍事推官。此間，他撰寫了《武學規矩》一書。慶曆二年（1042年）之後，他以保寧（今屬四川理縣）節度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浙江吳縣）教授學生。湖州太守滕宗諒與范仲淹是同年進士，為人豪爽，淡泊名利，擔任太守之後，與當地人士共同捐款興辦學校，朝廷批准，賜名為“州學”。1042年，滕宗諒聘請胡瑗前去主持，“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從受聘到離開，胡瑗主持湖州“州學”前後長達十二年。

1052年，胡瑗離開湖州州學，升任光祿壽丞、太學直講，成為京師太學的主講教師。胡瑗學識淵博，教學得法，深受學生歡迎。由於學子眾多，致使學舍根本容納不下。1056年，胡瑗升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做太子的老師，同時仍在太學任教，協助太學博士考教訓導，並專掌學規的執行。他名重天下，四方士子慕名而至者達千人。胡瑗所教學子，另有一種氣度，人們一看便知，其中有宋室儲君和理學家程頤。禮部歲考，在所有考中者中，他的弟子就佔了四五成。故而宋神宗稱他為真先生；王安石譽他為“天下豪傑魁”；范仲淹尊他為“孔孟衣缽，蘇湖領袖”；蘇東坡則撰有詩句讚頌他：“所以蘇湖士，至今懷令古……”胡瑗雖然有很高的地位，卻極善於用平等友善謙虛的態度教學，他常常與學生相互切磋。程頤是他非常喜歡的學生，他曾表示，有些方面還應向程頤學習。

胡瑗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與同窗孫復、石介成為一代宗師，並稱為“宋初三先生”。其中，以胡瑗所授學生最盛，受教育者1700多人；其教育方法最為完備，形成了“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執教期間，胡瑗親手製定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而且自己常常“以身先之”。胡瑗反對閉戶讀書，主張了解社會和參加社會實踐，經常組織學生開展遊歷考察活動。他曾經親率諸弟子自湖州遊關中，並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

胡瑗不僅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傑出的思想家。古人稱他為“理學先驅”。他大膽創新，以“明體達用”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率先舉起了“不信漢唐儒者註疏，大膽質疑，自立新解”的大旗。據統計，僅在《周易口義》一書中，胡瑗提出質疑的地方就有十餘處之多；在《洪範口義》中，也改正了多處舊有的不合理的註解。他吸收了佛道哲學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倡導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對傳統儒學經典進行了新的註解。胡瑗注重道德修養和性理之學的研究，注重宇宙本體和人性本質的探討，將傳統儒學上升到了新的哲學高度。他主張“通經學古”“救時行道”、知行合一，使學派林立的北宋出現了一個新儒學學派——“宋學”。在《武學規矩》一書中，胡瑗提倡國家大興武學，以抵禦外部侵略。《五朝名臣言行錄》記載：“君在丹州，建議更兵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訪邊備利害，得以資其帥府”。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認為，胡瑗不僅是理學先驅，更是整個“宋學”先驅。

1059年，胡瑗病逝於杭州，後移葬湖州。

胡瑗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不僅示範於當時，而且垂法於後世，在中國教育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他的名字和“蘇湖教法”為人們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聲譽。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聖賢名流的“嘉言善行”彙集起來，編成《小學》一書，作為兒童讀本，其中就詳細記錄了胡瑗一生的教學活動和事蹟，認為可作“百世之法”；宋寶慶二年，泰州在胡瑗講學之處，亦創辦了“安定講堂”；明代學士程敏政斷言：“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明嘉靖九年，世宗正式以胡瑗從祀，尊稱為“先儒鬍子”；泰州亦在“安定講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紀念胡瑗先賢，清乾隆五年改稱“胡公書院”；1989年12月12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佈“宋胡文昭公之墓”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當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國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也紛紛涉足此領域。為紀念這位先賢，子長縣正在瓦窯堡鎮興建文昌閣和胡瑗紀念館，子長人民浸潤在胡瑗的教育恩澤中，定會湧現出更多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