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以後，貶斥郭沫若，便成為輿論界的一個時髦。因人及言，連帶著他的文章、學問乃至書法上的成就，都被肆意追罵痛詬。時論可謂刀劍風霜，句句催逼。
郭沫若，1892一1978，出生於四川樂山市沙灣鎮
可我不怕觸犯眾怒，我從來都認為，批評可以，可裡面太多責罵是誅心、是信謠、是脫離語境的索垢求疵，未免厚誣。而郭氏的書法，自是一代大手筆，放在整個20世紀，躋身前十，當之無愧，更不應該被“株連”全盤都否定。
當年的陝西“黃帝陵”三字，由他題寫，是事得其人、人適其事、事盡其功、人盡其才的優選。單論水準，他的筆墨，點畫如鐵，渾厚沉雄，其逸躅遺徽，是足與“第一勝絕之境”的黃帝陵，相得益彰的。
的確，我也承認，郭鼎堂其人，論為人操守，是頗有可訾議之處的。尤其是在定鼎新革後槍林刀樹的迷亂年代，他雖譽望攸隆，可要說啥“黃花晚節”，確實多少有點欠缺。 總體上，他前半生乃疏狂浪子，後半生是怯懦詞臣，不是什麼勇士，更說不上啥烈士，難為後人所推戴與崇仰。
郭沫若題寫的黃帝陵
而中國文化傳統，向來是“春秋責備賢者”，褒貶與奪，更有“由書及人”的品鑑觀。以這個標尺去核論他，說幾句不滿，對他的“黃帝陵”題字有些嘟囔，並藉此推尊知識人的良知與氣節，也確實是有正當性的。
可是，我還需指出的是，一切批評得有底線，得實事求是，得回到語境中去。不能拿出一套純道德主義高標，去搬運所謂的“黑歷史”。
具體來說，因郭沫若其人的未能盡善盡美，就一概抹殺他的所有，是不應該的。這不是道德理想主義，而是歷史盲視的誤區。比如，評判他的書法，那些什麼給康某提鞋都不配的謠言，就是莫名其妙的瞎傳。
流傳甚廣的這幅“魯赤水”便箋，早被證實是偽造
實事求是地講，郭氏天縱奇才，學問也好，著述也罷，確實都是大家級的——這是他的論敵胡適、傅斯年都不敢否認的。即便是業餘偶為的書法，人稱“郭體”，也足以佇立於藝林翰苑中稱一方重鎮。前幾年的保利書畫秋拍，他手書的《沁園春·雪》一紙，依然以977.5萬元的天價成交，也說明到了他的字，不是忝竊一時虛名，高端識貨者最懂得其中的價值。
本來，我們之所以要重新審視、評價郭氏其人，本意就是為了反思極左而起的，可是這樣一種一否到底的極端思維，委實還是在悲觀地顯示，那麼多年過去了，極左意識照舊陰魂不散地，掌控著大家的腦子與判斷。
郭沫若書法.題魯迅詩聯
我想起一則軼聞：北宋之際，鉅奸蔡京為人很不堪，可書法卓越，這一點連他的生死政敵，都心悅誠服。狂傲清流如蘇軾、米芾諸人，都曾坦然承認自己不如他。有一次，蔡京半真半假詢問米芾，國之書法以誰最好？米芾如實回覆說，自唐柳公權後，第一要歸你，其次算我米芾。
米癲是何等自負的人物，也並不見得待見蔡京，可是面對真正絕妙的藝術品，即便它是出自奸孽之手，他依然會有就事論事表彰。當時，藝壇紛傳所謂“蘇黃米蔡”，此蔡原就指蔡京。責備其人，同時不隱沒其能其才，這是古人的誠厚與忠恕之道。
蔡京題額的《大聖觀作之碑》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郭沫若其人，倘不人云亦云，細究起來，也沒有自媒體流量文數落的那麼不堪。即便你不喜他的人品，可是有一說一，不搞眾惡集之式的株連，坦率承認他書藝的卓越，難道真有這麼困難嗎？
現存郭氏的書法集冊，以我陋見，可能當以廣東教育社1996年出版的那套《二十世紀書法經典.郭沫若卷》最顯全面，也最適合作為窺測點。
1941年,郭沫若50壽辰，手扶文藝界同仁贈送的如椽巨筆,偕幼子漢英在重慶
陝西橋山“黃帝陵”三字碑題，也被收錄在這裡。而綜觀本冊郭鼎堂墨跡，我自個的結論：郭鼎堂的書法，既能深承前人，又能不泥舊法，是古學今貌、南帖北碑，溶成一家，是氣貫筆滲、形神兼備，淋漓大氣，被譽為“郭體”，是實至名歸。同為文學大家，魯迅的字，也一直為世稱美，可內行人看，定能看出不小差距來。
行草
書法，是民元以前中國讀書人的基本素養。從郭夫人於立群的回憶文字看，郭是自幼就勤習書法的。他四川樂山老家，本是販賣過鴉片的有錢人家，小時延請的塾師名叫沈煥章，是當地書法名宿，對他要求極嚴格，是以各體書帖都費了大量臨習功夫。加之蜀人向來崇拜鄉親蘇東坡，學蘇字的特多,郭的大哥就寫得一手好蘇字,淵源所自，他很自然也是從這起步的。
郭題故宮博物館
還有，從其流傳的一些墨跡，比如早年的《金文叢考》題頁（1932年）、甚至晚至1965年的《蘭亭序》臨本加以臆測，他年輕時代對於二王書風定是花了極多精力的，而於顏體又當耗功最巨。還有上述他蜀中前輩蘇軾的行書，他必然也參學良多。
所以，郭體字那種卓立寬博的韻味、振翮搏雲之筆法，很明顯可以看到，二王、顏體、蘇字，是他的童子功與書風底色。即我們所爭議的“黃帝陵”三字，我以為，那線條的敦厚朴茂，那結構的立體寬博，那筆力的爽勁灑脫，那寵萬端於石上的“文氣”，都是顯而易見的。
少見的楷書作品
尤其可以看出由二王父子、顏魯公與東坡居士混雜而來，又能崛出自我的精神氣質。郭字有古、能新、大氣、不俗！
中年以後，郭鼎堂由浪漫文人而粹然學者，全副身心用功在史學、甲骨及金文等實學上，窮源溯流，斂華就實，書法上的增上緣也當是極大的。
中年郭沫若與其創辦的《救亡日報》——深入古學，同時最著力於提筆救亡的時期
我們可以看到，他此際信筆揮毫的一些書信、筆墨，在體勢、行款、結構、布白、韻趣及氣勢等諸層面，都有了顯在的金石格調，既極蒼莽渾厚，又能爽勁流麗，已颯然大家證境。前年，我本人過成都杜甫草堂，遊覽中看他留下的那副著名對聯，據落款為1953年61歲所書，曾駐足觀察良久。當時就很明晰地感受到，郭鼎堂書法，在洗盡鉛華的中年之後，幾乎已是得心應手狀態了。特別是用筆的逆入平出、回鋒轉向之法，平易與險絕的運轉變通之術，真有一股人書俱老的神采。
行書
可以說，解放後也即他屆在中年以後的時光，是他書藝的最成熟期，也是他終於在文名之外，連閒情偶寄的書法都足以自立稱家的階段。1956年，郭鼎堂62歲，漸入晚景。那年，陝西“黃帝陵”再次得到大規模的修繕，蔣中正原題碑被推倒。時黃陵縣主管部門上呈報告，懇望換置毛先生的墨寶以為光寵。
黃帝陵原碑
毛先生不知何意，接此呈報，雖洋洋灑灑親自寫了祭文，可是對於題寫“黃帝陵”三大字的這樁重任，卻卑己自牧，不敢落墨，讓賢點名“郭老”。其實，不僅毛先生，當時文化界幾乎有共識，都認為此碑非郭莫屬，中華民族始祖的博大氣魄，與人文風範，唯借郭之筆，透過線條，使之真龍隱現。
郭沫若所題“中國銀行”四字
於是，時至今日，我們還是看到郭鼎堂那灑脫豪闊、力透石塊的大字榜書，雄邁地挺屹在蒼松古道邊。慣看風雨，沉默無言，是非任人評說。
再扯的遠些，要我說，當日毛先生此舉，固有禮賢重文的用意，可是他的眼光在那，書法專業素養在那，考慮一定是慎重的，並且是瞧對了的。
實際上，不怕再一次開罪諸位，不止是“黃帝陵”題碑，包括“故宮博物院”題匾、“中國銀行”題額、中華書局那套“二十四史”的題封，我都時常感慨，這些恰如其分的大手筆，在當時，真的很難找到比郭鼎堂更合適的人選了。
壓抑沉痛的晚年郭沫若
總之呢，郭鼎堂的人品，並沒有眾口所賤的那般糟糕；其字，是真的大家手筆。我不是有意與各位唱反調、立異為高，我真就是這麼想的。請您原諒我的誠實，只批判我的無知，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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