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鹿1

并非古代的人不懂得钱财的好处，中国自战国时代直至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和人口税收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和我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的。中国近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谓“男耕女织”，就是如此。（李悝剧照，重农抑商的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绝大部分统治时期的都是重农抑商。国家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尾，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低，有钱也不能穿绫罗绸缎，赋税也比较重，汉朝中后期以及后世的王朝都有类似的规定，对商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为何中国古代要“重农抑商”？

一、国家财政主要依赖土地税收和对农民的盘剥。

古代社会由于农业科技发展缓慢，农业产出很少。譬如，古代一亩小麦（或者其他主要农作物）产出一般维持在200斤之间，播种与产出比是10倍，和现在农作物动辄一亩1000-1500斤的产量有天壤之别。当时因农业不发达，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这样的粮食产量还要靠天吃饭，粮食对于古代王朝来说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财政依靠收农业税和人口税来维持，农业至关重要。

二、农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由于古代农业产量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如果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恶劣的气候现象，会导致农业减产或者绝产，国家如果不救济，老百姓的流动就会产生动乱或者农民起义。中国很多王朝大都毁灭于农民起义中，农民起义最大的根源就是百姓没饭吃，没法生存，不如拼死一搏。

因此中国绝大多数王朝都倡导“重农抑商”，鼓励农业，抑制商业活动，这是国家的根本。

三、商业活动获利大与农业争夺从业人口。

古代商业活动的利润是要高于农业的，如果商业发达，必然导致从事农业人口跳槽到商业之中去。农业从业人口流失如果规模不大还没有问题，如果超出一定的规模，自然导致农业产出和国家税收的减少，直接危害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国家的税收，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因此各个王朝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稳定国家的根本。

中国古代历史中夏、商的交替中，粮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夏王朝的粮食供给主要是商通过商业供给的，结果导致夏朝人很多不从事农业，因为他们可以从商得到便宜的粮食，比自己种还好。等商决定对夏朝准备打击时，断绝粮食供给，夏王朝的溃败则就不言而喻了。

四、商业活动发展的弊端。

如果中国古代王朝注重商业活动，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经济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必然摧毁王朝的根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王朝的覆灭。（清朝的商业活动图）

农业是古代国家的根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深知这一点，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采取的形势却各不相同。

秦汉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主张“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宋元时期则是王朝采取“专卖”制度，从国家宏观层面控制商业活动，譬如，宋高宗赵构给岳飞的军费是一些“国家专卖”性质的凭证，岳飞军中有专门的“回易官”，专门从事专卖行业，获得利润，充当军费。明时期，海外贸易对农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为了稳固王朝统治大都采取“海禁政策”，经济实在撑不住了，就开放一段时间，然后再“海禁”。清朝时期直接“海禁”，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打开清王朝的国门。

重农抑商政策，也使得土地成为香饽饽，到每个大的王朝（唐、宋、元、明、清）的中后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现象，接着就是王朝衰落，农民起义不断，王朝灭亡，这个套路在中国历史上频繁上演。

国以民为本，民意食为天。

穿越再现彼岸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不知钱的好吗？

一，要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的问题 ，最早人类 捕猎，打鱼 为生存的基础，随着人类发展人群越来越多，食物链就产生了供给困难，为了更好的适应人类发展，人类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补，为农耕文化开启了人类发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 ，他一定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

二，社会发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粮食供给充足 ，古时候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无法供给大量人群的食用，在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是扶持农业，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围绕着粮食。

三，抑商，还是为围绕着粮食产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开垦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动量，商人是流动最活跃的 ，再加上古代信息不发达，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社会就会更不稳定，经商的人多了又不生产，那粮食产量更不足，所以必须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问题，要以古代，条件，时间，现实，与人类科技发展的进化去看待问题，无不反应 抑商扶农是当时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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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因为古代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文化上是儒家文化。

再来看商人的本质，商人自身不种地，不参与劳动，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凭空赚取收益。

其次商人流动性大，为了利润需要不断去移动，将一个地方常见的东西运送动能赚取差价的地方。

所以经济上商人对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安定因素，政府并不能从他们身上占到什么便宜，如果你说收税，商人流动性那么大，古代又没有什么实名制联网之类的，连人都找不到。

如果大家都眼红商人赚钱轻松去跟风经商，地谁来种，政府找谁收税，也更不利于政府管理。

这就是经济上的原因。

再说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就是坐拥天下土地和百姓，百姓耕种，君主收税，都去经商了势必会造成对管理的冲击。商业讲究平等，公平交换，容易滋生人人平等的意识，而封建专制就是等级压迫，商业容易造成君主专制权威性的降低。

最后说文化上，商人的最终信仰就是唯利是图，追求财富，有了财富之后挥霍享受人生，这是商业的本质。

而儒家文化讲的是忠君爱国，三纲五常，商业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对儒家文化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无论从各个角度来说，封建君主社会都会重农抑商的。

历史旅人

汉武帝重农抑商，想要阻止土地兼并，但土地兼并非但没被治住，反而更严重了。西汉倒数第二任皇帝，也就是汉成帝在位的时候，有一位名叫陈汤的大臣向皇帝上书，说现在关东地区有钱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都大量兼并土地，还驱使老百姓为他们干活。你看，重农抑商反而加剧了土地兼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豪强们经营工商业遇上了障碍，他们也就开始找别的财路。当时的土地税比商业税要低得多，投资土地的风险也远远小于投资工商业。司马迁就曾经用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豪强，叫“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末”就是工商业，“本”就是农业，这八个字的意思是，靠工商业赚钱，再用这钱来投资土地。

豪强们把农民的土地买过来，改建成庄园，还会在庄园里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生产。西汉末年在南阳郡有一个叫樊重的豪强，是当时数得上的大庄园主。樊重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史书上说，樊重的庄园占地三百多顷，里面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种植的农作物包括粮食、水果、桑树，还挖了鱼塘养鱼，甚至还有草场，用来放牧牛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农民把地卖给了豪强，很多就变成了豪强的劳动力。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农民成天被豪强剥削，应该会成为起义的主力吧？历史学家漆侠根据《汉书》中的记载，把两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全部整理了出来，结果发现，汉代的豪强主要分布在长安、洛阳附近地区，但这一地区很少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农民依附豪强，总归有口饭吃。而且这一地区的商业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仍比边远地区要发达。不少农民还可以发展一点副业，或者干脆去城里找点活干，不会活不下去。反倒是很少有豪强活动的河北北部、山东东部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背后的学问可就大了。农民把地卖给豪强以后，并不是全都卖身给了豪强。还有的不愿意听人使唤，就移民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垦新的土地。在汉代，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以南的广阔土地，都还有很多没有开垦，这就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著名历史学家劳干曾经根据《汉书》和《后汉书》里的人口数据指出，汉代人口变化最明显的地区是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

这一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末年只占全国人口的2%左右，到了东汉中期，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5%。这主要是移民带来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南方很可能还有大批移民没有统计进来，因为这些人为了躲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一头躲进了深山老林，也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户口簿上了。

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一个问题，新移民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质量很差，抗风险能力很弱。商业又不发达，农民发展不了什么副业，只能种田。一旦遇上天灾，粮食歉收，农民就有可能活不下去。而且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地方官更容易胡作非为，农民会受到更多的压迫。有一句俗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虽然带有地域歧视的色彩，背后其实也有一定道理：一个地区的人民如果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确实更容易选择反抗。

在移民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移民们选出了自己的领袖。你想，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要面临多少问题。光是购买农具，开垦土地，就需要一大笔钱。一般的农户出不起这笔钱，这时就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几户人家组织起来，这样才能生活下去。俗话说：“鸟无头不飞”，在组织的过程中，就自然会产生领袖。

《三国志》经常出现一个词叫“宗帅”，宗族的宗，元帅的帅。在汉献帝建安三年，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淮南地区的军阀袁术想要讨伐占据江东的孙策，就偷偷联络了孙策地盘上一个名叫祖郎的人，约他一起出兵。这个祖郎就是丹阳地区的宗帅，丹阳就是今天的安徽宣城地区。你看，宗帅的力量之大，已经引起了军阀的重视。那宗帅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就是移民们的领袖。

总之，在新移民地区，生产设施比较差，地方官容易胡作非为，老百姓还拥有自己的领袖，爆发一场农民起义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一旦遇上天灾，这些地区就可能出乱子。前面提到，汉代的农民起义集中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这些地区刚好是前面提到的移民目的地。可见，发动起义的主要就是这些移民。

在西汉末年，爆发了著名的“绿林、赤眉起义”，这其实是两场起义的合称。绿林起义发生在湖北地区，起义军占领了绿林山，所以被称为“绿林军”。后世就把占山为王的英雄豪杰称为“绿林好汉”。绿林起义的起因是当时发生了饥荒，当地有两个姓王的兄弟，老大叫王匡，老二叫王凤。两兄弟在当地本来就很有威望，经常为人调解矛盾，于是被推为领袖。你看，无论是地点、起因，还是领袖，这场起义完全符合前面说的几个特征。

我们再来看赤眉起义。赤眉起义发生在山东沿海地区，起义军把眉毛涂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起义的起因也是饥荒，当时山东地区发生了连年的干旱和蝗灾，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了，只有揭竿而起。赤眉起义的领袖叫樊崇，史书上记载他平时喜欢打抱不平，穷苦百姓都很拥护他。你看，赤眉起义和前面说的几个特征也是吻合的。

其实，不只是汉代，后世很多农民起义也符合这些特征。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起因是旱灾和饥荒，爆发地点是山东地区，起义军领袖黄巢是一个盐商的儿子，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威望。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起因是连年的自然灾害，爆发地点是偏远的广西地区，领导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当地传播拜上帝教，吸引了大批民众。你看，农民起义的剧本，是不是都差不多？

重农抑商加剧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引发大规模移民。新移民地区抗风险能力很弱，官员又容易胡作非为，一旦遇上天灾，就可能爆发起义。

高广银

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

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

古代由于受条件限止，只能重农重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则国家必定削弱至亡。两宋兵魂销尽国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业、儒学是最发达的，但是对外战争是最差劲的。

大秦铁鹰剑士

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原因是：

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人以食为天”，因此，农业受到社会的特别重视，而商业是商人靠从买卖中获利的一个行业，它不是产业，不创造物质财富，所以，商不如农被社会重视也是必然的，从春秋时期对社会阶层的排序就是士丶农丶工丶商。

二，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是最重要的自然经济部门，吃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农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代的兴衰。因此，历朝对农业特别重视。从战国时期的"奖耕战，抑商贾”开始，一直到清朝一直如此。

三，重农抑商思想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

“农为国本”，“农本商未”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贯认识。"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政策，这种思想己经根深于统治者和国民的思想中，封建社会中在农民中流传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生动的写照。话又说回来，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开始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后来也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本昌谈历史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扶农抑商？

“扶农抑商”、“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后，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个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揣浅陋，从“扶农”和“抑商”两个方面分开来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扶农”？归根到底就是“粮食安全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

1、 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无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充足的阳光、喝一口干净的水，外加填饱肚子。

但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基层民众这种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经常得不到满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才铤而走险。

当城头的大王旗一次次地变换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要性，这是历代统治者“扶农”的最基础出发点。

造成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导致土地荒芜、战乱让农民流离失所、赋税过重导致粮食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产能不足……

统治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出台一些“扶农”的措施，比如：免赋税几年……汉初直接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一些科学家还不断通过创造发明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产量。

有些朝代在战乱之后，针对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实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规定女孩必须及时出嫁，超过一定岁数不出嫁的，由官府强行婚配。

正是因为吃饱饭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历代统治者出台“扶农”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每年一号文件必然是农业文件就是这个道理。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频繁战争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战争太频繁了，乱世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经常性地爆发战争。文景之治时有七国之乱，贞观之治时征突厥、征高句丽、征薛延陀等，开元天宝盛世时征契丹、突厥、西域、甚至还有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平三藩、征台湾、征准葛尔、征青海、征大小金川等等。频繁的战争，对粮草的需求非常大，粮草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如官渡之战、诸葛亮北伐之战等，都是粮草决定战争成败。

战争频繁并不完全是统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动应战，比如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或起义。要应付战争，必须贮备粮草。古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利，很难从境外购置粮草。再说即使购置进来，长途运输，安全也是问题。这就需要统治者平时就要居安思危，重农、扶农！通过发展农业，在各地战略贮备点贮备粮食，以备不时的战争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灾需要足够的粮食贮备。

古代的天灾比较多，非常难以防范。象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一大批灾民。这些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会激起民变。安置灾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粮食。

粮食从哪里来？一是官府贮备，二是从富户那里购买！富户的余粮也是平时贮备的。所以加大力度“扶农”，就能多贮备一些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皇帝就是这么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解决流民问题。

历代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生变，而民众生变大多数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动乱的苗头，做到防范于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出台“扶农”政策，鼓励流民安居乐业，是统治者乐见的事情。如果鼓励不行，就会用法律强制，商鞅变法就是这个出发点。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很少发生平民暴动，甚至连私斗都没有，商鞅的“奖耕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的任何统治者来说，粮食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粮食安全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这个国情决定，必须“扶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抑商”？我们要明白，“抑商”不仅仅和“扶农”有关联，“抑商”还与统治根基有关：

1、 防止商业与“国家”争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像衣服、鞋帽这些小商品的利润并不高。真正高利润的是资源类商品，比如食盐、铜铁等金属制品，还有一些紧俏商品如酒、茶、瓷器、丝绸等。

古代统治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产出的资源类商品和紧俏商品，理应归统治者所有，说好听点，归国家所有！虽然商人经营这些商品可以课以重税，但还是不如国家直接经营为好……

所以从管仲开始，盐、铁就实行国家专营，后来发展到盐、铁、铜、金、银、锡、硫磺、明矾、烟、酒、茶、丝绸、瓷器等都国家专营。国家专营以后，暴利就源源不断流入统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国库。

统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与统治者争利的商业，抑制的结果是资源商品与紧俏商品国家垄断经营，而管理这些商品经营的政府官员如盐运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

“重农”、“扶农”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国策！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不能实行机械化耕作，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种。

但农业又是附加值极低的行业，而商业是附加值高的行业！如果商业太繁荣，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力从事商业活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当大量劳动力从事商业活动时，又危害到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商业被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

3、 防止商业冲击封建等级秩序。

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贵族以外，就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农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因为“士”是皇帝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而“士”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功，二是科举！而科举考试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能中进士，又需要皇帝点头同意，并发皇榜公布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统治者通过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同时，通过确定“士农工商”等级，营造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富”的成名与致富通道，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只有“升官”了才能“发财”！

如果不打压商业，那么普通人通过贸易就能发财，谁还十年寒窗苦读啊？不升官就能发财，谁还记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说：皇帝的恩典谁还在乎啊？

所以，对商业这种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挑战皇帝恩典的行为，能不打压吗？

4、 防止商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助力。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钱多了也善舞！统治者是非常忌惮有钱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两大特点让统治者非常忌惮：一是有钱，二是流动性！有钱你用于置地、盖屋、娶小妾都没关系，怕的是你去买装备，资助敌对势力！

流动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动串联，结党谋事。

所以，统治者殚精竭虑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财富被敌对势力利用。

5、 防止商业助长奢糜之风。

勤俭持家、骄奢败国！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俭治国。那些有作为的中兴之主也懂这个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俭治国。

与勤俭对应的就是奢糜之风！商人财富的快速积累，必然会带来奢糜之风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败或亡国的征兆！有作为的君主必然防范这一点，打击商人，压制商业，可以抑制奢糜之风，营造温良恭俭让的纯朴氛围！

而永褒艰苦奋斗才是国运长久的根本保证！即使今天商业高度发达，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综上，“扶农”和“抑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以上浅见，未必能窥斑知豹，欢迎拍砖指正！

一叶碧云

首先声明一点:中国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抑商扶农的，只是到了商鞅变法后 才有这种现象，把社会的主要经济结构给与固化了，就是农，工，商，虞，虞是騶虞，就是养牲口，打猎等等，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畜牧业，以前这些行业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应该从国家层面来解释，学识浅薄，只能点到为止。

中国人的内在是儒家精神，而儒家精神骨头里是看不起商贾的，认为商贾是一个剥削者，是赚取农工虞的利润而不劳而获，所以儒家提倡社会架构就两种: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况且民以食为天，你一个商贾竟然与天争利，自然就会被这个社会所不齿！

顺便说一下，商贾这个词是两种状态，走商坐贾，沿街叫卖的是商，有固定场所的称贾

并不是过去人民不想逐利，而是在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禁令呢，因为这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

战国时的四大公子，各养门客千人，极尽奢靡，夺王权而自用，这其中要大量的财物来支撑，其主要来源就是就是商贾所提供的，为了维持这种奢侈，商贾们又极尽搜刮人民的利益，以为权贵和自己所享受，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民不聊生，又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有限，于是便觊觎别国的利益，导致战争频仍！

还有就是，当官商相结合，就滋生出腐败，商贾以财求权，官员以权易财，是官员丧失廉耻心，这更加重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基于这些严重的后果，当汉高祖承大统后，就严重打压商贾，并颁发诏书，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而王夫之则感叹“生民者农，戕民者贾”而对于执政者则发出这样的警告“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

时间温柔如初静谧如月

事实上，重农抑商是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变法之前并无重农抑商之说，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商朝，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最繁荣的王朝之一，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为商朝，商人之所以是商人，就是因为商业。

要想了解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就得从商鞅变法开始了解。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比如郡县制，比如军功爵位制，再比如重农抑商，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让秦国变成强国，强国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武力强，二是经济好。

而抑商重农就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秦国的强大成在商鞅，其实也败在商鞅，商鞅的变法对于秦国成为强国有着莫大直接而粗暴的作用，同时也有大量的副作用，比如说重农抑商。

商鞅所谓重农抑商的做法就是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奖励耕地和织布，可以免除农民的赋税，而对商人征收重税，大力打压。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大力生产粮食和衣物，因为：民以食为天，民以衣为地。

军功爵位制极大的激发了秦军打仗的积极性，这是软实力；奖励耕地和织布极大的保证了战争的后勤供应，这是硬实力；打仗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衣物，没有粮食和衣食就不能进行战争，商鞅就靠这把秦国打造成一部残酷的战争机器，甚至所有变法内容都是围绕着如何把秦国这部战争机器延续下去。

在商鞅那个时代，生产力极度低下，为了让农民能够安心种地，商鞅规定了百姓不能随意迁移，为了让农民除了种地不干别的，商鞅大力打击商人，为了农民增收粮食产量，商鞅规定百姓成家后必须分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粮食。

在商鞅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阶层只有四个阶层，分别是：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社会低层的，士是统治阶层，包括各类诸侯王、卿大夫、士，农就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比如铁匠，工匠，商就是商人。

四个阶层中，商人是不产生任何价值的，商人也是不生产任何产品的，他们只是利用产品的差价而赚取大量的金钱，相对于农民来说，商人所从事的工作要轻松得多，如果政府不人为控制和打压商业的话，那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就没有人来干，没人种地和织布，就不会有粮食和衣物供应，战争就无法进行。

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抑商重农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大多都继承了商鞅变法中关于重农抑商的思想，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任何商品都是极度短缺的，尤其是粮食和衣物，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钱的作用是远远不如实物重要。

钱只有在流通才能产生价值，钱（货币）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实物价值，充当以物易物的媒介，但是在政府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钱的流通是不容易的，或者是钱的流通是受压的。

钱一旦受到打压，就比较难流通，没有流通就买不到实物，甚至大多数时候，尤其是粮食短缺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为粮食是生产出来的，而且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产量极其不稳定，而钱的生产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只要有金属就能生产。

学过经济学就会知道，物以稀为贵，如果把钱购买粮食当成一种交易，就能发现，粮食产量会时高时低，而且还会颗粒无收，但钱不会，钱永远都比生产粮食稳定，而且也不会短缺，这样的话，粮食就会以稀少而珍贵，反之，钱的价值甚至不如实物。

说的简单点，意思就是有钱也难买到粮食。

钱是个好东西，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必须得强制一部分从事生产，生产出各种东西和实物，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物资极其丰富之后，钱的作用就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不过那已经是重农不抑商的社会了，比如说唐朝和宋朝。

一国之君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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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做这个决定的人是谁？当然是皇帝，古代是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制度，既然皇帝他做了样的决定，你觉得是为了维护谁的利益？

“抑商扶农”谁受益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抑商扶农”是对皇帝有益处的决定，也就是说商人多了，对皇帝是有害的。

皇帝最在乎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皇位，统治的稳定性。如果有一个机会能让国家发展进步，但是风险很大，可能会造成统治的不稳定，你是皇帝你会尝试吗？当然不会，好好的做皇帝不好吗？这就“抑商扶农”的最根本原因。

分析古代“抑商扶农”的问题，一定要从皇权角度出发，而不能从民生角度出发。或许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但是最终还是皇帝从自己的统治去考虑的。

“抑商扶农”解决不了温饱

据我了解，有一种说法很主流，那就是古代生产力跟不上，所以为了保证食物供给，这才开始了“抑商扶农”。

“抑商扶农”从很早就开始了，商人的称为也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从早期到后来的大清朝，这几千年年间，几乎所有的盛世，都是“饥饿的盛世”，就目前来看，远的盛世大唐时期，人们是吃不饱的，近的盛世，文景之治，当时也是吃不饱的，一天两顿饭。到了明朝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到了清朝的时候，康乾盛世，还是吃不饱。那么“抑商扶农”的意义何在呢？根本还是保证不了人们的吃饭问题，可以这么说，和今天的盛世相比，古代的所谓盛世都是“苦难”的，只不过相对于“易子相食”、“人相食”来说，是“盛世”罢了。

既然“抑商扶农”也不能解决温饱，为啥朝廷还是不愿意试试发展商业，然后发展经济，或许可以曲线解决温饱问题呢？

为啥要“抑商”

在之前我也说了，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大的隐患。那就是商人的流动性和小农经济的农民们大不相同。

商人属于南货北卖，赚取差价，他们负责的是流通，而不是生产。这样的人有一个对于皇帝统治来说最不好的特性，那就是极大的流动性。

商人从A出发，带货去B卖，在B买了新的货物，又去C地发展赚钱，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人放弃耕种去经商，流通起来的不仅仅是商人，还有大量的信息，让这些足不出户的小农们不再为了朝廷去耕作，地主也不好剥削了，他们四处行走，了解了天下的情形，原来这世界是这样的，有那么多人苦苦的干活，却食不果腹，有那么多的皇族啥也不干，却作威作福。

原来地主搜集的粮食在外面能卖那么多钱，却只给我们那么一点口粮。这样的见识和传播，是皇帝最担心的，这才是动摇统治的根本所在，而不是口粮，口粮根本也没有因为“抑商扶农”而真正解决过。

这样的信息流通，会导致古代封建统治者“愚民”的政策失去效果，他们的统治会受到挑战。例如朱元璋，当年就是行乞了三年，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对当时的国情有了切身处地的了解，这才有了更来成为帝王的可能。

“扶农”扶谁？

其实所谓的“抑商扶农”是真的扶持农业吗？当然不是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农民，他靠自己的努力赚钱，不断的买地，最后他拥有了几千亩地，成为了农场主，一个大型的新兴农民，他的粮食产量即使比原来高，会受到皇帝朝廷的扶持吗？

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样一来，和商业又挂上了钩子，他多余的粮食就会拿去卖掉，成为富人，走出底层，提升社会地位，底层人手里有余粮，这不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皇帝最希望的是那些人有粮食吃，但是不能有粮食卖，如果你有多余的粮食要出去卖，还是会受到打压，此时的农业，就不会受到扶持了。

皇帝之所以“抑商扶农”，因为不“扶农”，那农民就都饿死了，这些老实的农民，一辈子的活动范围超不过三里地。只要有口饭吃，饿不死，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干活，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创造的价值都成为了皇帝桌前的美味了。

“抑商扶农”的本质

西方没有出现“抑商扶农”的情况为什么？有人说是沿海经济，我不认同，咱们中国也有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要海禁而不发展商业呢？

也可以沿海发展商业，内地“抑商扶农”保证粮食供给啊。所以朝廷不是不知道钱好所以“抑商扶农”，而是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统治稳定。

“抑商扶农”不是为了钱粮，而是为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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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古代 抑商 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