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An Exhibition”，1957年
当下中国策展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是否真的发挥作用仍存疑；与此同时，艺术家逐渐以策展人的身份出现。面对策展人缺位与艺术家的亲力亲为，人们不禁要问，艺术家还需要策展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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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策展人泛化」
“teamLab: 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展览现场，上海油罐艺术中心，2019年
teamLab《水晶宇宙》，互动装置，2015年
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丰富复杂，很多展览趋于媚俗、流于摆设。如今，策展人与展览几乎是配套出现的，但很多策展人只挂名而不实际地参与展览流程，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写一篇意义空泛的介绍文字和参加噱头噱脑的开幕式，较少有严肃真诚的艺术探讨。这些不良行为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弊病，也是大众批评策展人泛滥的主要原因。
“彩色工厂”展览现场，纽约，2017年
此现象似乎在直白地告诉大众，张王李赵，士农工商，人人皆为策展人。但并非如此，策展作为一门学科有专业性要求，在实践中也有其严格的行业规范：独立的学术判断力、高水平的写作能力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因此策展人的准入门槛是特别高的，不是随便什么人挂一个头衔就能胜任这一工作。
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ruangrupa
卡塞尔文献展是最为著名的艺术展览之一，从其对艺术总监的严格选拔可窥视出，与策展人较大话语权相对应的是，策展人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首先要成立一个监事会，专门为下一届文献展公平挑选最佳艺术总监，以期寻求最有话题和最具挑战的全新展览理念。
丽贝卡·贝尔莫（Rebecca Belmore）《Biinjiya'iing Onji（From inside）》，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2017年
奈丽·巴格拉米恩（Nairy Baghramian）《铁桌（向简·鲍尔斯的致敬）》（The IronTable，Homage to Jane Bowles），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2017年
监事会要先推荐各自中意的策展人人选，然后再从中选出六位候选人，候选人被要求在两个月内拿出完整的策展方案及预算方案。监事会经过讨论再选择出三位策展人，面见文献展委员会。经过委员会的面试和答辩，最终选出艺术总监。
巴努·钦内图（Banu Cennetoğlu）《Gurbet's Diary》，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2017年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策展人越来越多，而且其身份和知识构成也非常复杂，他们不但包括批评家、美术馆及艺术机构从业者，也包括艺术家、画商、经纪人、企业家、明星，不一而足。策展人变成名誉或头衔，作为一种流行在展览中出现。就像展览必须有研讨会才显学术一样，似乎没有策展人就难显高大上。
第三届CAFAM双年展，展览现场
策展人泛化引发了中国艺术家的观察与批评。2016年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试图提供一种全新的展览实验模式。美术馆大门外搭建的脚手架应和了“空间生长”的主题概念，观众可以扫描脚手架上的二维码在线体验这项颇具实验性的展览。
第三届CAFAM双年展，布展现场
展览对于双年展体制本身进行反思，探讨展览民主化的方式，因此撤销了传统双年展核心的“策展人”角色，改由“空间协商”的方式，工作组仅以协调员的名义来组织展览、协调事宜。该双年展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力图在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上进行新的实验和尝试，体现其作为大学美术馆应具有的“思想实验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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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当艺术家成为策展人」
马塞尔·杜尚《行李箱的盒子》(La Boite-en-Valise)，皮革手提箱，包含微型复制品，40.7×38.1×10.2cm，1935-1941年
艺术家策展并不罕见，身兼数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他们的身份往往是流动的，乐于做任何新尝试。艺术家担任策展人的优势在于其勇于冒险、突破窠臼的品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常常带来最珍贵的创意。
伊夫·克莱因《空》（Le Vide）展览现场，巴黎Iris Clert画廊，1958年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便有艺术家独立策展成功的案例。1988年，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在伦敦港口区（Docklands）一栋闲置的港口管理局大楼策划了一场名为“冻结”（Freeze）的展览且备受赞誉，参展艺术家是他和15位同学。赫斯特的参展作品是一堆家用乳胶上色的纸箱。
“冻结”展览开幕式派对，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Patterson）（左）和达明安·赫斯特（右），
1988年“冻结”展由赫斯特一手打造：亲手挑选展品、参与图录制作、策划开幕酒会。他向当时正在开发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商业区的加拿大奥林匹亚&约克开发有限公司（Olympia & York Development Ltd.）争取赞助。虽然这次尝试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但该展览却为“艺术家策展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后来这16位艺术家中的很多人也都成为了当代艺术的弄潮儿。
“冻结”展览现场，198 8年
此外，设计展览似乎一直是艺术家灵感的一个来源，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理念和艺术的手段。“诡异”（The Uncanny）起初是艺术家麦克·凯利（Mike Kelley）为荷兰的公共艺术项目“松斯比克 93”（Sonsbeek 93）策划的小型展览，在2004年重新改造之后，展于英国利物浦泰特美术馆和奥地利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
罗伯特·戈贝尔（Robert Gober）《Untitled Leg》，蜂蜡、棉花、木头、皮革和人发，28.9×19.7×50.8cm，1989-1990年，“诡异”展览现场
展览主题来自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诡异”一词，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最终引起不安心情的情景或物品。凯利以此概念作为引子组织了这次展览，展出的是一些与人体模型有关的艺术品：医疗用人偶、动物标本、解剖蜡像、宗教雕像等。因此，除了感到介入他人的隐私之外，观众同时还会觉得震惊和恶心。
基思·埃德米尔（Keith Edmier）《Beverly Edmier 1967》，树脂、织物、硅树脂、橡胶和金属，129×80×67cm，1998年，“诡异”展览现场
发展到如今，艺术家已成为策划人、艺术创作者和媒体制造者，是各种功能的综合体。策划是他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一部分，作品往往是大型项目，而项目管理、资金寻求、组织实施等行为其实很像策展人的工作，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界线早已模糊了。
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Valley Curtain》，1970-1972年
蔡国强《花开花落：爆破计划》（Fallen Blossoms: Explosion Project），2009年，费城艺术博物馆
蔡国强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威尼斯收租院》打破了艺术家与策展人之界线。这件作品是对上世纪60年代“文革”题材的雕塑《收租院》的行为主义式的复制。蔡国强本身几乎没有介入作品创作，雕塑是由他雇佣来的11位雕塑家制作的、走马灯是买来的、灯里转动的草图是由他人绘制的……艺术家似乎只扮演了编剧和制作人的角色。
蔡国强《威尼斯收租院》，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1999年
蔡国强常常担任策展人的工作。2005年，其成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落成之后正式成行的首届策展人，他将主题命名为“处女花园：浮现”，呈现和打造具有强烈时代性和丰富性的开放的中国。他主打“中国牌”，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使艺术文化形态“浮现”在中国馆，试图做成中国展馆应有的样子。
刘韡《闪亮》，闪光灯、移动探测器，尺寸可变，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王其亨《风水计划》，DVD、LED屏幕和小册子，尺寸可变，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蔡国强请来了研究风水的王其亨作为参展艺术家，从而创作出当年最有争议的作品《威尼斯风水计划》。王其亨用风水术对威尼斯双年展的各个国家馆来了一遍风水把脉，并据此选定了军械库的一个黑暗工业空间作为中国馆区。
王其亨《风水计划》，DVD、LED屏幕和小册子，尺寸可变，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因此，艺术家勇于尝试和善于策划的特质使他们具有担任策展人的先天优势。策展既是他们兴趣的延伸，也是艺术家们互相鼓舞、尽心尽力的演出舞台。大胆创新、敢冒险、较无压力负担的实验性尝试，加上艺术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自然形成一种结盟团体，展览通常是活力四射、有趣十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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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还需要策展人吗？」
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商店》，1961年
翠西·艾敏(Tracey Emin)、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商店》，1993年
但艺术家作为策展人也有其弊端。他们常常是临时挂牌演出，将展览当作是作品的延续或是推展自己的机会。因此，展览经常是以创意取胜，忽略了研究的重要性，常常没有主要的策展理念和整体规划。总体来说，展出的结构比较零散，整体的精致度与完整性较不足。
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An Exhibition”，1957年
尽管策展机制不健全带来了艺术生态乱象，但策展群体的规模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艺术家并不能代替所有的策展人，专业的策展人能在艺术展览活动中掌控全局，构思、组织、管理与展览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帮助艺术家强化和升华作品意义。
杨福东《雀村往东》，影像装置，展于“南辕北辙：杨福东作品展”，策展人巫鸿，上海余德耀美术馆，2015年
但艺术家不需要思想贫乏、学术能力低下的泛泛之辈，他们需要的是专业策展人。策展人的基础依然是对当代艺术整体状态或者某个局部具有敏感的判断力、深入的探究以及展陈上的创造性。无论是职业的独立策展人还是“客串”出场的临时策展人，都是因其工作贡献而得到认可的，这需要门槛。
“15个房间”展览现场，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上海龙美术馆，2015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展人“泛滥”并不是坏事，因为这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开始重视策展人的作用，尝试有意识地用西方较为成熟的艺术体制来策划自己的展览。此外，大浪淘金，只有在一定的基数之上，才有可能期望优秀的策展人出现。他们能够在无序混乱的策展实践中，对传统理念有所突破，给大众带来新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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