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說：100年前，五四運動帶來了科學與民主的思潮，帶領中國人掙脫幾千年的封建枷鎖。
五四運動之後，“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等一系列針對中醫的鞭笞言論遍地而起。
100年後，當中醫藥的發展迎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時機，我們或可從回顧歷史、理性思考中獲得對今天中醫藥發展的啟示。
本文作者王一方為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文章首發於《讀書》2018年第2期，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本號經授權轉載此文，以饗讀者。
中醫乃學、乃術，由學術文獻、理論與臨床實務兩部分構成，要展開有品質的學術批評，一是要花氣力研讀文獻，研習理論，二是親自臨證，體驗辨證。
不過，近代中國，批評中醫完全可以繞過這幾個環節，只顧放逐意氣，觀點越極端，越能吸引眼球。於是批評淪為譏諷、謾罵，論辯淪為聲討、罷黜，這一切似乎都與 “飯桌”有關（此時胃腸充血，大腦處於缺氧狀態）。民國時期，許多重大議題都在飯桌上商討，夜讀《張元濟日記》，招飲宴賓是一等“正事”。一部民國文化史、出版史似乎就是一場場餐桌上的頭腦風暴。部分留學生也有“飯後口舌運動”的癖好，他們於酒足飯飽之餘都喜歡罵幾句中醫，以示新潮。據說丁文江就喜歡“吃肉、喝酒、罵中醫”，得閒時，還會將這份痛快書寫出來，投書同人報刊，換來共鳴，也順便換來下頓飯的酒錢。然而，似乎並沒有人撂下正業去系統研究中醫。
現如今，中醫又成為“飯桌絕交話題”，擁護派與廢止派之間常常惡言相加，拂袖而去，割袍斷義。基本沒有學理辨析的批評，只是一份情緒化的發洩與圍觀。飯後運動的激憤之辭成為“名流示範效應”，成為一些人中醫認知站隊的標杆，繼而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裹挾利用，演化成為廢止中醫的鬧劇。在兩軍對壘的擂臺上，問題其實並非新與舊、科學與迷信那麼簡單，背後隱含著現代化、民族自信、多元文明、學術兼容、技術與人性等諸多問題，都有堅深的學理基石和廣泛的思想史論辯空間。對於坊間流行的批評氾濫，也不應該以“意氣紛爭”解讀，而應該努力發掘其中的價值失焦現象及背後的社會、文化、心理動因，重新開啟聚焦於理性、開放、建設性的論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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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跨入百年的時間座標，重讀當年“全盤西化”的檄文，分明是鴉片戰爭，尤其是甲午戰敗之後滋生出國民發奮圖強，拋棄傳統包袱的決絕心態。
盤點“五四”，有幾大勳業，一是從思想上打倒孔家店，摧毀儒家文化的精神價值，二是日常生活上反中醫，開啟廢止中醫的序曲。
餘雲岫及其批評中醫的著作《靈素商兌》
陳獨秀曾經拋出一個鋒利的命題：傳統生活的存在必定會阻礙現代化的進程。一九二九年餘雲岫提“廢止舊醫案”，特別昭示“掃除阻礙衛生事業（科學）進步”的宏旨。全盤西化肇始於此兩端，文學上推廣白話文成績斐然，但後來遁入魔道，逐漸發展到詆譭漢字，欲廢除漢字，實行拉丁化的瘋狂之中，瞿秋白聲言：“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茅坑。”錢玄同建議：“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魯迅也認為：“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現今看來，恰恰是極端的科學主義、西方文化中心（優越）論導致歷史認知的迷失與文化價值的斷裂。
電視劇《老中醫》劇照，講述民國年間中醫界抵制“廢止舊醫案”的故事
這樣一來，究竟是矯枉過正，還是玉石俱焚？激進時期，矯枉過正似乎在所難免。李澤厚曾感嘆：如此激烈否定傳統，追求全盤西化，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少見的。史書美在《現代的誘惑》一書中指出，“誘惑”一詞暗含了服從和否定的雙重過程，而且相互糾纏。一種方向是中國的現代主義者將現代性視為充滿誘惑的、迷人的、值得嚮往的東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臣服於這一外來的範疇。這一過程也催生了中國的世界主義者，逐漸失去文化主體性。另一種方向則是在黑格爾的否定過程中將現代性轉化為內在的固有範疇，在地區範圍內修訂、重新思考、定義、創造現代性，獲得一份文化堅守，主體性被催生出來。
如果歷史是一架巨大的鐘擺，五四運動之後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朝著丟失文化主體性的方向擺動，後七十年開始有了後一種意識的萌生。站在百年的歷史節點上，理應獲得一份正—反—合的清醒，在這裡，“反”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步驟，但不僅是反叛（打倒孔家店）或翻盤（全盤西化），還應該包含反思，如何面對傳統？事實上，“五四”前後對儒家文化、中醫以及陰陽五行的單向度撻伐是值得反芻的，譬如，以實在論的眼光看待陰陽五行是錯誤的，它並不是一種實體，而是生命內穩態的平衡與關係模型。
反思“五四”，有兩個理論命題需要破解，其一是“啟蒙與救亡”的悖論。中國的啟蒙運動與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不同，帶有強烈的民族救亡色彩。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將“救亡與啟蒙”聯繫起來考察，稱為復調式啟蒙，並作為開啟近現代史研究的鑰匙，漢斯·約阿施在《歐洲的文化價值》一書中討論了啟蒙運動在德國曆史中的地位，他認為有兩個“啟蒙”，當啟蒙作為“完成時”考察時，是革命、轉型、進步、進化、淨化的槓桿，但作為“進行時”考察時，也包含著許多盲動、魯莽、投機、瘋狂，對實用主義的崇拜，高舉理性旗幟的啟蒙正在迅速放棄它自身的包容性特徵，遁入話語霸權與價值偏鋒。
在中國，啟蒙主要表現為科學主義、技術主義盛行。既然啟蒙主要承擔著推動時代進步的使命，那麼，人們不禁要問，以救亡為目的的啟蒙究竟是要增加、重建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還是要減損、摧毀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如果啟蒙運動旨在摧毀文化主體性，加速民族自尊、文化自信的喪失，豈不加速了民族文化的危亡嗎？
其二，中國的啟蒙與現代化是否應該在日本模式之後亦步亦趨。一九○二年，陳獨秀第一次東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隨即表現出激進主義情緒，這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社會新風的感受不無關係。一九一四年，陳獨秀第二次東渡，一年後回國創辦《青年雜誌》。將思想文化改造列為首要命題。他將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判斷定為“陳腐敗朽”，相反，西方社會文化被他譽為“新鮮活潑”，取捨辦法只有“利刃斷鐵，快刀斬麻，決不做遷就依違之想”，必須模仿日本脫亞入歐、全盤西化的選擇，徹底捨棄中國文化，接納西方文明。
一九二三年“科玄之爭”之後，廢止中醫提上日程，其核心人物餘雲岫、汪企張、湯尓和皆為留日學生，一八九六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十三人奔赴日本（其中未有學醫者）。一九○二年在日本留學生二百七十二名，僅有三名習醫者。一九○二年，魯迅有感於“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而選擇東渡日本，一九○四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後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西醫，後棄醫從文。一九○四年留日醫學生人數為二十三人。一九○五年起逐漸增加，一九○七年達到高峰，其中以千葉醫專人數最多。據一九○七年底留日醫學生創立的中國醫藥學會調查，在日本藥科的留學生有九十五人。實藤惠秀調查了日本二十三所醫學專門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情況，截至一九一一年共有五十一位中國留學生畢業。他們歸國後大部分行醫，組織學會，辦雜誌，爭取社會影響，這批留日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前現代人格（國民性）及傳統醫學大多都持激進、決絕態度。
相形之下，歐美留學生對待傳統文化有貶有褒，既有持激進主義立場的學人，如胡適、傅斯年、丁文江，學刊《獨立評論》《努力週刊》，也有持保守立場的學人與刊物，如梅光迪、吳宓、胡先驌與《學衡》《東方雜誌》。
胡適對此有所覺悟。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正在巴黎的博物館裡悉心端詳敦煌經卷的胡適給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紅顏知己韋蓮司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胡適不無感慨地寫道：“我必須承認，我已經遠離了東方文明。有時，我發現自己竟比歐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他也曾批評過老友丁文江（字在君）對中醫的偏激，他在《在君傳記》中寫道：我頗譏彈在君對中醫、中藥的武斷態度。我指出，所謂西醫，所謂新醫學，也有高下之別，也有人的區別，有設備的區別，人的性情、道德等等區別。如北平法國醫院、德國醫院，始終沒有受過訓練的護士。他們的設備也遠不如協和醫院。又如在君煤氣中毒時，衡陽鐵路局的醫生豈不是西醫，而他們都未見過煤氣中毒的病人。
廢止中醫的思想源自日本廢止漢醫的政策選擇，屬於照瓢畫葫蘆。在東亞現代化的進程中，日本的確值得關注，其在很短的時間內告別農耕、幕府分封，迅速走向工業化，一度領先東亞，由世界文明的差等生成為優等生，由中華文化的學生成為中國西化的先生。然而，狂妄的征服欲導致軍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肆意擴張，遭到世界和平陣營的抵制與打擊，使其淪為政治上、軍事上受制於他國的二流國家。
中醫在日本被稱為“漢醫”“漢方醫”，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曾通過醫學考試限制中醫
“五四”時期，留日學生心中盤桓著日本的文化選擇與中國的文化選擇，拋棄孔子學說與拋棄中醫理論有著相似性。一是日本的社會變革轉型成功，成功者的選擇（脫亞入歐，全盤西化，包括廢止漢醫）是不容懷疑的。二是儒學（中醫）與現代生活（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科學技術）不相適應。三是思想行為模式是國民性的細胞，儒學（中醫）思維不除，國民性不易，科學思維不立，現代化難成。四是民族救亡的激憤轉化為文化批判的激情，難以冷靜分析與取捨，往往偏激者佔據辯論的制高點。五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強化了新舊價值的斷裂與對立，崇新貶舊，喜新厭舊成為認知慣性。
事過境遷，時勢鉅變，救亡危局下的激憤歸因、激進思緒、決絕選擇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民族自信、穩健選擇格格不入。現如今《中醫藥法》頒行，中醫發展步入從容穩健期。但是，我們依然要反思崇日派的所思所想，在今天，部分“精神日本人”不僅在臺灣省製造“去中國化”、重返日治時代，還在中國大陸利用一切中藥毒性事件向中醫發難，從理論上清理日本對於中醫的態度十分必要。
明治年間，日本廢止漢醫、奉行蘭醫是以一種外來醫學替代另一種外來醫學（日本學界並未完全中止漢醫的文獻研究，在中醫學術源流經典研究、人物研究及臨床腹診、體質學說的繼承與創新方面有諸多建樹），而中國廢止中醫則是根除本土文化的醫學傳統、健保資源，割裂傳統，其代價不可輕估。中醫與國民性的關係，要做具體分析，不能將所有的陋俗、迷信全都歸結於中醫。認知模糊性、混沌性，醫者易（意、藝）恰恰是醫學偶然性與不確定性的表述，也是醫學人學傳統、敘事醫學、靈性照顧的思維基礎。傳統醫學與現代生活的適應性問題，不能全盤割裂，有不適應的地方（如傳染病的群體防控，基礎醫學研究），需要改進，甚至脫胎換骨，但也有適應的地方（疑難症，老年疾病的調養與調治），也就是說，傳染病時代、公共衛生時代，中西醫兩個回合的博弈，中醫丟失了制高點，但慢病時代、老齡化這個回合才剛剛開啟，中醫有重新佔據制高點的機會。如果中西醫攜手，慢病時代的全人醫療會催生出許多新的思路與辦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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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世界》1931年第3卷第13期
丁文江、傅斯年當年譏諷、批評中醫的基本點是中醫不科學，包括形態結構認知不確切，病因、病理、藥理解讀不客觀，診療路徑不標準，療效評價不齊一等等，可惜，這兩位都不是醫學家（無論中西），更沒有臨床的體驗，他們眼中的醫學是標準（物理學範式）的科學推理與技術干預。由余雲岫發起的廢止中醫的鬧劇以夭折而收場，但作為妥協，中醫界也承諾創立國醫館，逐步走上科學化（實驗研究）的道路，包括病名規範化，診斷指標、療效判定標準化，藥理的生化分析，劑型改革等等，時至今日，還在科學化的隧道里蹣跚前行，令人尷尬的是，無論中醫界如何賣力地科學化，都不被持有科學主義“有色眼鏡”的裁判認可，甚至譏諷為偽科學，或者當科學化初見端倪之時，卻驀然發現中醫的精髓神韻（醫者意也）丟失了。
於是有人發牢騷：不科學化是等死，科學化是找死。出路在哪裡？許多受過系統科學訓練的中醫學人在苦苦探索，有兩個價值向度值得深究，一是科學化與科學性的辨析，二是科學與文化的通約性分析。先說第一個，醫學在西方知識譜系中就不是純正的科學，因此，醫學常常與科學技術並稱為STM，背後是物理學範式與生物學範式之別。薛定諤認為有一個高於普通物理學的生命物理學（新物理學）存在，並用以解讀生命的本質規律。醫學不僅是生物科學，更是生命之學（人學），既有科學性，也有人文性、社會性，還有靈性的空間（生命終末期就有靈性照顧的需求）。科學化的本質是實證主義（證據主義、對象化、客體化）宰治下的規範化、數學化、標準化，而醫學很長一段時期內是實用主義（救死扶傷，療效大於原理闡釋）與人文主義（有德、有情、有靈）交相輝映之下的生命理解與干預的技藝。
大師奧斯勒的經典表述是：“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這與傳統中醫的“醫者易也”“醫者藝也”的認知有哲學洞察與意趣上的類同。如今，儘管基因組學、細胞組學、蛋白組學，循證醫學、轉化醫學、精準醫學的研究如火如荼，但許多臨床難題（疑難疾病、罕見病，甚至常見病）依然無解、無效、無奈、無能、無力，於是，醫者還在懷念一百年前去世的特魯多大夫，“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與中醫的“膏肓之境”隱喻相近）依然是臨床大夫敬佑生命、敬畏疾病的座右銘，協和醫院張孝騫大夫奉勸中青年大夫的至理名言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非“哥哥/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特魯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1848-1915）（來源：Wikipedia）
此外，醫學的地域文化特徵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醫學全球化語境中的在地化問題，二是對本土醫學資源的尊重、挖掘問題，醫學不是物理學、化學、數學，後者沒有地域差別，沒有德國幾何學與法國幾何學的差別，但疾病譜一定有地域差別，即使是形態、功能、代謝層面也有民族體質之差，人類學家還挖掘出心理、行為、思維類型的民族差異，所謂有了全球化的現代醫學，就必須取消傳統的本土化醫學，或者"中國醫學"必須徹底融入"世界醫學"（現代醫學）的宏論不過是幼稚的科學主義者的一廂情願。
人類學開啟了醫學的文化向度，生老病死，苦難、殘障都不僅僅是科學與技術問題，還是文化心理的映射問題，國人怕死不怕苦，痛不欲生，卻還抱定好死不如賴活，窮生富死，大量財富用於無畏、無效、無謂的臨終救治，永不言棄，苦熬硬撐死扛，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這些都無法在科學與技術層面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那是一份生命的覺悟，一次生死文化的豁達。
電影《刮痧》裡，懷揣美國夢的中國工程師李大同，在一次父親採用中醫民間療法處置兒子感冒事件中被扣上"虐待兒童"罪名，因而失去監護權（類似的還有中國產婦"坐月子"的習俗，被科學主義者大加撻伐，視為陋俗）。深究起來，美國的幼兒教師、社工、法官都對"刮痧"這一中醫療法及神奇療效茫然無知，僅憑兒童背部瘀斑就認定"虐待行為"成立，隨著中美文化交流的深入，相信美國的幼師、法官會逐漸接受這一來自中國的自然療法。近年來，美國泳壇名將菲爾普斯使用中醫的針灸、拔火罐快速療傷，不誤訓練比賽的報道驚異美國輿論界，想必也會刺激對中醫持有成見的科學主義信徒。
電影《刮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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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類型意義與思想資源的價值不限於新知開啟，如屠呦呦從《肘後方》裡引出青蒿素髮現的原點意念，針麻的類麻醉效應，經絡護理（刮痧、點刺、兒童指端按摩）對症狀學廉便處理技能的豐富。
[東晉] 葛洪《肘後備急方》，簡稱《肘後方》
不僅如此，作為現代醫學的一個堅實的“他者”（理論體系與實踐體系都迥異），具有拯救現代醫學迷失的社會文化價值。“二戰”以後，現代醫學陷入深深的現代性魔咒，表現為：機器診斷工具、治療手段越來越多，醫患情感越來越冷。醫生做的越多，社會抱怨越多，甚至導致醫學的汙名化、醫生的妖魔化。醫生越忙越亂，越忙越苦，幸福感缺失，職業倦怠加劇。患者懂得越多，誤解越深。醫學佔據眾多技術制高點，卻失去了道德制高點。醫患之間，醫學、醫院與社會大眾之間，理應締結情感—道德共同體，繼而成為價值—命運共同體，卻淪為相互搏殺的利益共同體，醫患關係惡化。
為兒童包紮傷口的赤腳醫生
戰爭模型下病越治越多，病魔越治越刁，超級細菌、難治性感染死灰復燃，人類在傳染病回合固守的陣地不保，由老齡化所導致的慢病回合又不期而至。在慢病時代，戰爭模型（殺戮、控制）失靈，替代模型（人工心肺、葉克膜、人工肝、人工腎、腸外營養）太貴，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不死不活”的植物人生存境遇，毫無尊嚴的生存卻要消耗寶貴的社會醫療資源和有限的家庭資財，人類在死亡面前戀生惡死的巨大黑洞無法用技術與財富填充。怎麼辦？
現代醫學的人文拯救的歷程中許多方面可以向傳統學習、借鑑，古為今用、古慧今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傳統中醫裡富含著生命與救療的智慧，如陰平陽秘、德全不危，蓄德—涵氣—養性—養生的健康意識，生命歷程的穩態平衡思維（陰陽學說），醫患中大醫精誠的道德自律，入情入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人際交往，疾病中超越抗爭（戰爭模型）的共生思維與和合意識（穩態維護的帶病延年），疾苦中富有民間信仰特色的生死輔導及靈性空間的開啟（得神—失神說，孟婆湯與奈何橋的隱喻，厥汗與迴光返照階段的靈然獨照與靈性關懷，這些曾經被指責為迷信），未雨綢繆的先手棋（治未病），疾病關注之外的身體素質調攝（將息養生、體質維護）。我們不必事事拘泥傳統、價值上徹底迴歸傳統，但在前行的道路上，回望傳統，與傳統對話，繼而發揚傳統，不失為生命探索者的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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