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有時下豬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在20世紀八十年代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成立至前，美國特種部隊已經存在了超過四十年。比如陸軍特種部隊（Army Special Forces，即“綠色貝雷帽”）已有超過40年非常規作戰經驗，相比其他軍種的特種部隊，陸軍特種部隊的歷史更為悠久，代表了現代美國特種部隊的起源之一。“綠色貝雷帽”的歷史可以追溯其前身，二戰時期美國與加拿大的混編部隊——第一特殊任務部隊（1st Special Service Force），當時該部綽號“惡魔旅”（The Devil's Brigade）。該部隊於1944年12月解散之前，一直受戰略情報局（OSS）指揮，在意大利和法國活動。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建立了一支聯合國駐朝鮮游擊戰部隊（UNPFK，United Nations Partisan Forces Korea），成員來自美國陸軍第8軍和韓國陸軍的情報部隊，主要任務是滲透至朝鮮控制的半島北部地區進行敵後破壞，並進行情報蒐集和戰俘解救工作。UNPFK當然是個掩護名稱，在內部它被稱為第8086陸軍部隊（8086th Army Unit）。 為了應對朝鮮戰場的特種作戰需求，第一支“綠色貝雷帽”部隊——陸軍第10特種大隊（10th Special Forces Group）在1952年6月建立起來，不過就在其形成戰鬥力準備部署之際，朝鮮戰爭就結束了。
（二戰中活躍在緬甸叢林裡的麥瑞爾突擊隊）
另外一支大家熟悉的特種部隊，就是遊騎兵（Rangers）遊騎兵部隊雖然歷史悠久，但也經歷了分分合合。其前身有著名的麥瑞爾突擊隊以及遊騎兵營。綽號“麥瑞爾突擊隊”（Merrill’s Marauders）的第5307混成部隊（5307th Composite Unit）是為了配合緬甸正面戰場上的反攻戰役而建立的，他們和中國遠征軍配合密切，在日軍後方不斷實施破壞行動。1944年8月，麥瑞爾突擊隊被編入第475步兵團，1954年第475步兵團改組為第75步兵團。二戰時期，一共出現了6支遊騎兵營，他們在北非、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浴血奮戰，充當著精銳步兵的角色。二戰結束後，第4、第5、第6遊騎兵營被解散。朝鮮戰爭前夕，剩餘的遊騎兵營被改為步兵營，編制內只保留一個遊騎兵連，用來執行長距離偵察巡邏任務（Long Range Reconnaissance Patrol），1954年該遊騎兵連也被編入到改組後的第75步兵團中。越南戰爭期間，由於頻繁地執行長距離偵察巡邏任務，遊騎兵連得到了擴充。
1974年，美國陸軍開始恢復遊騎兵營，當時它的定位是精銳的輕步兵部隊。隨後，第1、第2、第3遊騎兵營陸續被重建起來。1986年，第75遊騎兵團（75th Ranger Regiment）建立，正式取代原來的第75步兵團。
（1960年，訓練中的水下爆破大隊）
（越戰時期的海豹突擊隊，因其神出鬼沒，使用綠色臉部偽裝迷彩，被越共稱為綠臉人）
美國海軍特種部隊的雛形，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從事兩棲偵察的觀察大隊（Observer Group）。該部隊比眾所周知的海豹突擊隊（Navy SEALs）前身——水下爆破隊（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s）出現的時間稍早。觀察大隊實際是由當時的海軍水兵和陸戰隊隊員混編的兩棲偵察部隊，曾在太平洋戰場上於奪島戰役打響前實施兩棲偵察。1962年，隨著水下爆破隊改編為海豹突擊隊，美國海軍特種部隊的建設終於走向正軌。
美國空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在第23空中部隊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至今已有第1、第24、第27、第193、第352、第919特種作戰聯隊，第353特種作戰大隊，特種作戰空戰中心。它擁有多型飛機和專業兵種支援其他軍種特種部隊作戰，而專業兵種通常混編在其他軍種部隊中協同作戰，例如戰鬥管制員（Combat Controllers）、戰術航空引導員（Tactical Air Control Party）、特種作戰氣象技術員（Special Operations Weather Technicians）、傘降搜救員（Pararescuemen）。
（參加鷹爪行動，正在登機的三角洲隊員）
讓我們把視線暫時拉回到1980年4月，當時美國三角洲特種部隊試圖營救德黑蘭大使館人質的“鷹爪行動”慘遭失敗，使得美國政府和軍方痛苦地意識到，自20世紀70年代美軍撤離越南以來，美軍特種作戰部隊的能力一直處於下降狀態。即便是在早期越南戰爭中，特種作戰部隊和常規部隊因為協調問題而引發的矛盾，也一直制約著特種作戰效能的發揮。“鷹爪行動”的失敗，被認為是一系列矛盾的集中體現。在國防部的委託下，時任海軍作戰部長的詹姆斯·霍洛威成立了調查委員會。霍洛威委員會調查結果認為，軍種之間嚴重缺乏協調的統一指揮能力是行動失敗的重要因素，並建議國防部應建立一支反恐聯合特遣部隊（CTJTF，Counterterrorist Joint Task Force）和一個特種作戰諮詢小組（Special Operations Advisory Panel）。
1983年，在美國國會中，要求對國防部和軍隊進行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於是在當年6月，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巴里·戈德華特開始了對國防部為期兩年的調查研究，同時也對特種作戰部隊的部署能力進行考察。然而僅僅過了4個月，兩起事件就引起了國會議員的不滿情緒。1983年10月23日，恐怖分子對多國聯軍的貝魯特軍營發動了汽車炸彈襲擊，共造成237名海軍陸戰隊員身亡。10月25日，美軍入侵格林納達的行動暴露出了嚴重的指揮與控制問題，特種作戰部隊在低烈度衝突下的聯合指揮協調能力飽受質疑。
隨著國會的關注，國防部在壓力之下，於1984年1月建立了聯合特種作戰局（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Agency）。然而，該機構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由於其只是一個業務指導機構，無法指揮任意一支特種作戰部隊，或是左右作戰行動的安排，導致其對特種部隊的改革沒有任何推動作用。雖然特種部隊的改革問題異常棘手，但依然不乏一些堅定的支持者。時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諾埃爾·科赫和他的助手雷林·羅蘭德就認為改革勢在必行。
最終，參眾兩院通過了特種作戰部隊改革議案，並且，他們希望有一個協商委員會來協調此事。參眾兩院一番周折後拿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呼籲成立一個由上將領導的統一作戰司令部來指揮全軍特種作戰部隊，再設立一個負責特種作戰和低烈度衝突的助理國防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pecial Operations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縮寫ASD（SO/LIC）］。一個負責協調低烈度衝突的機構將被設置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之下。同時，美國國會立項了一個新的針對特種作戰部隊主力部隊的計劃預算案，即MFP-11（Major Force Program for SOF），該項目被議員們戲稱為“特種作戰部隊支票簿”（SOF checkbook）。該預算案被列入1987年度國防授權法案。1986年10月，隨著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組法案的簽署，該議案作為法案附加條款也隨之生效。
這是美國國會歷史上，首次授權總統去建立一個統一的作戰司令部。國會的目的很明確——迫使國防部和相關部門去認識過去的失敗並解決近在咫尺的威脅。為了使國防部和相關部門能落實執行改革法案的責任，國會隨後還另外通過兩部附加法案來確保改革法案的順利實施。法案一經實施，MFP-11將提供給特種作戰部隊超過自己控制範圍的資源，讓特種作戰司令部更具備與時俱進的能力。此外，該法案明確促進了軍種間的合作，由一名司令指揮協調全軍所有的特種作戰部隊。
此時，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SOCOM）開始籌備，一個迅速能解決人員配置、建立統一司令部並解散現有司令部的方案被提出，即解散美國戰備司令部（U．S．Readiness Command），在其基礎上建立特種作戰司令部。況且該部的總司令詹姆斯·林賽出身於陸軍特種部隊，本身就擁有豐富的特種作戰經驗。1987年1月23日，參聯會向國防部長建議，讓戰備司令部停止運作，並向特種作戰司令部轉交設施。1987年4月13日，里根總統批准建立新的司令部，國防部任命詹姆斯·林賽為首任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總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參議院對此沒有任何異議，批准了該項任命。
（詹姆斯林賽將軍）
為了讓特種作戰司令部履行好職責，參聯會確定了以下任務： 發展關於特種作戰部隊的相關學術、戰術、技術和制度； 對全軍特種作戰部隊進行專業課程指導； 訓練相關部隊並確保其裝備使用的協調能力； 監督特種作戰部隊對統一命令的執行力；監督特種作戰部隊人員的進取心、歸屬感、持久性、訓練和專業發展水平； 鞏固和利用好11號主力部隊計劃（MFP-11）帶來的預算； 研發並獲取特種作戰必要的裝備、材料、補給和服務。
特種作戰司令部運作之初，各軍種一共有三支力量供其調配，分別是駐地在布拉格堡的陸軍第一特種作戰司令部（Army’s 1st SOCOM，它是1st Special Forces Command的前身），駐地在聖迭戈的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NSWC，Naval Special Warfare Command），以及空軍的第23航空隊（23rd Air Force）。1987年8月14日，時任國防部長的卡斯帕·溫伯格，要求在1980年就成立的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JSOC，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由特種作戰司令部來管理，之後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也成了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一分子。林賽將軍發現軍種之間的特種部隊管理混亂，一些常規部隊有時候也涉及特種作戰。於是在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的提議下，建立一個由中將領導的各軍種特種作戰司令部被提上日程。
（80年代，訓練中的綠色貝雷帽）
早在特種作戰司令部正式成立前一個半月，美國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便於1987年4月16日在聖迭戈的科羅拉多海軍兩棲基地宣告運作，它下轄大家熟知的海豹突擊隊，還有特別舟艇隊等相關部隊。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USASOC，Army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於1989年12月1日在布拉格堡成立，原來領導“綠色貝雷帽”（Green Berets）、執行情報收集和民事行動的機構，也由此變成了第一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部（1st Special Forces Command），由一名陸軍少將領導。1990年5月22日，20世紀80年代配合特種作戰的第23航空隊也被改組為空軍特種作戰司令部（AFSOC，Air Force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部（MARSOC，Marine Corps Forc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成立時間最晚，直到2005年10月，美國國防部才批准其建立。2006年2月24日，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部正式運作，直到2008年10月才形成戰鬥力。
（訓練中的陸戰隊突襲者）
另外，海軍陸戰隊在進入21世紀後，也擁有了自己的特種部隊。美國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部雖然成立於反恐戰爭打響之後，但如今發展迅速。2015年，他們重拾二戰榮譽，恢復了其前身“陸戰隊突襲者”（Marine Raiders）的稱號。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目前包括第1、第2、第3特種突襲團（Marine Raider Regiment），第1、第2、第3特種突襲支援大隊（Marine Raider Support Group），陸戰隊特種作戰學校（Marine Special Operations School）。
2000年9月，為了加強特種作戰的理論研究工作，美軍在特種作戰司令部框架下建立了聯合特種作戰大學（JSOU，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University）。聯合特種作戰大學作為美軍特種作戰理論研究的智庫，為美軍培養相關人才之餘，還專門指導特種作戰在政策方面的實踐工作，並制定相關指導手冊以供參考。
特種作戰司令部成立後不久，便參與了第一次作戰行動。1987年9月，美軍在波斯灣展開針對伊朗人的“堅定意志行動”（Operation Earnest Will），特種作戰司令部在該行動中第一次協調指揮各軍種特種部隊，海軍海豹突擊隊和陸軍第160特種航空團的默契配合成了行動成功的關鍵因素。
（美軍特種部隊在巴拿馬）
兩年後，在美軍入侵巴拿馬的行動中，特種作戰司令部再次大顯身手。在隨後的海灣戰爭中，特種作戰司令部同樣表現不凡，其特種偵察和直接行動增強了聯軍對伊拉克軍隊的打擊效能，而且它在戰爭中對失事飛行員的搜救，以及尋找飛毛腿導彈的行動都展現出了聯合指揮作戰的成效。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特種作戰司令部在索馬里、海地以及巴爾幹地區參與了多起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常規部隊的作戰。
(1993年，遊騎兵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
（2002年，綠色貝雷帽在阿富汗）
“9·11事件”後，由於美國發動了反恐戰爭，特種作戰司令部隨著局勢的變化出現了重大調整。“9·11事件”之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主要任務是在作戰中進行指揮控制，包括組織、訓練和裝備特種作戰部隊，使其有效地投入作戰，支持在全球作戰的指揮官以及美國的駐外大使和這些國家的特種部隊。美國總統布什在2004年的統一指揮計劃（Unified Command Plan）中擴大了特種作戰司令部的職權範圍。該計劃要求國防部採取相關措施，以應對全球恐怖主義網絡威脅，同時直接將指導反恐戰爭的責任分配給了特種作戰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為了支持打擊恐怖主義勢力的全球反恐戰爭（GWOT），對國防部所有的計劃進行了分析、協調和優化，並在滿足全球需要的條件下進行軍力和資源的分配，然後將意見歸納供參聯會參考。
（陸軍160特別航空作戰團下屬的AH6M直升機）
然後，讓我們來看看特種作戰司令部下屬的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參與了多項任務，從格林納達到巴拿馬，伊拉克到索馬里，直至巴爾幹，逐漸發展出了完善的指揮層級：
第一級，被稱為“Tier 1”，是指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三支核心打擊力量——陸軍三角洲部隊、海軍特戰研究大隊和空軍第24特種戰術中隊，其作用被美軍相關條令JP3-05《特種作戰》定義為特殊任務部隊（SMU，全稱Special Mission Units）。除SMU外，Tier 1還包括情報支援行動隊（ISA）。可由國家指揮當局直接調動。
第二級，即“Tier 2”，是各軍種中非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直接指揮的特種部隊，如遊騎兵、“綠色貝雷帽”、海豹突擊隊等，作用是和特殊任務部隊組成特遣部隊（Task Force），支援特殊任務部隊進行特種作戰。
第三級，即“Tier 3”，指在作戰時可由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指揮配合特種作戰的常規部隊。
“9·11事件”之後，為了適應反恐戰爭局面，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在管理和作戰指揮上又做出了眾多調整。阿富汗戰爭開始時，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發動了被稱為“AFO”的先遣作戰（Advance Force Operations）。AFO 是指在大規模正式作戰行動實施前，展開的一系列集偵察、打擊與情報蒐集於一體的小規模作戰。當時，執行該任務的有特戰研究大隊的黑隊（Black Squadron），以及三角洲部隊的作戰支援分隊（Operational Support Troop）。作戰支援分隊後來擴編為D中隊，現在更名為G中隊。由於AFO的顯著作用，該作戰方式後來被編入了相關條令。
（遊騎兵在伊拉克）
伊拉克戰爭打響之際，新任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又進一步促進了特殊任務部隊之間的融合。例如，以前三角洲與特戰研究大隊類似一種競爭關係，很少有交流和聯合作戰，於是麥克里斯特爾讓其人員混編，在伊拉克參與了多項搜捕高級別目標的行動斃薩達姆之子烏代和庫塞的行動。與此同時，他們還聯合參與了在阿富汗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持續打擊。
在麥克里斯特爾的領導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擁有了迅速執行全球打擊任務的能力。2008年，為了加強情報分析能力，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建立了一支情報旅——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情報旅（JSOC Intelligence Brigade），但其實際編制不過600人。2011年擊斃本·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動”（Operation Neptune Spear），再次讓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大放光彩。 進入21世紀以後，為了更緊密地配合Tier 1部隊執行特種作戰任務，陸軍特種部隊和第75遊騎兵團也做出了相應調整。在“綠色貝雷帽”的每個特種大隊中，將挑選出其中一個連作為作戰司令緊急情況部隊（CIF，Combatant Commanders In-extremis Force），後來它又被更名為危機反應部隊（CRF，Crisis Response Force）
通過觀察美軍特種部隊的改革與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即便是全球頂尖的軍事力量，其軍事改革也是一項複雜而艱辛的過程。在1986年重組法案頒佈前，混亂的指揮體系，導致了“鷹爪行動”失敗、格林納達行動困難。按照“術業有專攻”的思路，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建立，確保了美軍特種部隊在日後全球軍事打擊能力上的有效發揮。特種部隊改革的成效，體現在獨立管理指揮機構建立後的運作，以及全球各戰區的部署能力上。同時，由於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存在，使美軍最精銳的打擊力量可以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投送，並且在指揮作戰、戰術研究和裝備發展的一體化建設道路上日趨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