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有时下猪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在20世纪八十年代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成立至前，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存在了超过四十年。比如陆军特种部队（Army Special Forces，即“绿色贝雷帽”）已有超过40年非常规作战经验，相比其他军种的特种部队，陆军特种部队的历史更为悠久，代表了现代美国特种部队的起源之一。“绿色贝雷帽”的历史可以追溯其前身，二战时期美国与加拿大的混编部队——第一特殊任务部队（1st Special Service Force），当时该部绰号“恶魔旅”（The Devil's Brigade）。该部队于1944年12月解散之前，一直受战略情报局（OSS）指挥，在意大利和法国活动。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建立了一支联合国驻朝鲜游击战部队（UNPFK，United Nations Partisan Forces Korea），成员来自美国陆军第8军和韩国陆军的情报部队，主要任务是渗透至朝鲜控制的半岛北部地区进行敌后破坏，并进行情报搜集和战俘解救工作。UNPFK当然是个掩护名称，在内部它被称为第8086陆军部队（8086th Army Unit）。 为了应对朝鲜战场的特种作战需求，第一支“绿色贝雷帽”部队——陆军第10特种大队（10th Special Forces Group）在1952年6月建立起来，不过就在其形成战斗力准备部署之际，朝鲜战争就结束了。
（二战中活跃在缅甸丛林里的麦瑞尔突击队）
另外一支大家熟悉的特种部队，就是游骑兵（Rangers）游骑兵部队虽然历史悠久，但也经历了分分合合。其前身有著名的麦瑞尔突击队以及游骑兵营。绰号“麦瑞尔突击队”（Merrill’s Marauders）的第5307混成部队（5307th Composite Unit）是为了配合缅甸正面战场上的反攻战役而建立的，他们和中国远征军配合密切，在日军后方不断实施破坏行动。1944年8月，麦瑞尔突击队被编入第475步兵团，1954年第475步兵团改组为第75步兵团。二战时期，一共出现了6支游骑兵营，他们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浴血奋战，充当着精锐步兵的角色。二战结束后，第4、第5、第6游骑兵营被解散。朝鲜战争前夕，剩余的游骑兵营被改为步兵营，编制内只保留一个游骑兵连，用来执行长距离侦察巡逻任务（Long Range Reconnaissance Patrol），1954年该游骑兵连也被编入到改组后的第75步兵团中。越南战争期间，由于频繁地执行长距离侦察巡逻任务，游骑兵连得到了扩充。
1974年，美国陆军开始恢复游骑兵营，当时它的定位是精锐的轻步兵部队。随后，第1、第2、第3游骑兵营陆续被重建起来。1986年，第75游骑兵团（75th Ranger Regiment）建立，正式取代原来的第75步兵团。
（1960年，训练中的水下爆破大队）
（越战时期的海豹突击队，因其神出鬼没，使用绿色脸部伪装迷彩，被越共称为绿脸人）
美国海军特种部队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从事两栖侦察的观察大队（Observer Group）。该部队比众所周知的海豹突击队（Navy SEALs）前身——水下爆破队（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s）出现的时间稍早。观察大队实际是由当时的海军水兵和陆战队队员混编的两栖侦察部队，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于夺岛战役打响前实施两栖侦察。1962年，随着水下爆破队改编为海豹突击队，美国海军特种部队的建设终于走向正轨。
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第23空中部队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至今已有第1、第24、第27、第193、第352、第919特种作战联队，第353特种作战大队，特种作战空战中心。它拥有多型飞机和专业兵种支援其他军种特种部队作战，而专业兵种通常混编在其他军种部队中协同作战，例如战斗管制员（Combat Controllers）、战术航空引导员（Tactical Air Control Party）、特种作战气象技术员（Special Operations Weather Technicians）、伞降搜救员（Pararescuemen）。
（参加鹰爪行动，正在登机的三角洲队员）
让我们把视线暂时拉回到1980年4月，当时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试图营救德黑兰大使馆人质的“鹰爪行动”惨遭失败，使得美国政府和军方痛苦地意识到，自20世纪70年代美军撤离越南以来，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能力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即便是在早期越南战争中，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部队因为协调问题而引发的矛盾，也一直制约着特种作战效能的发挥。“鹰爪行动”的失败，被认为是一系列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国防部的委托下，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詹姆斯·霍洛威成立了调查委员会。霍洛威委员会调查结果认为，军种之间严重缺乏协调的统一指挥能力是行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并建议国防部应建立一支反恐联合特遣部队（CTJTF，Counterterrorist Joint Task Force）和一个特种作战咨询小组（Special Operations Advisory Panel）。
1983年，在美国国会中，要求对国防部和军队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当年6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巴里·戈德华特开始了对国防部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同时也对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能力进行考察。然而仅仅过了4个月，两起事件就引起了国会议员的不满情绪。1983年10月23日，恐怖分子对多国联军的贝鲁特军营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共造成237名海军陆战队员身亡。10月25日，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的行动暴露出了严重的指挥与控制问题，特种作战部队在低烈度冲突下的联合指挥协调能力饱受质疑。
随着国会的关注，国防部在压力之下，于1984年1月建立了联合特种作战局（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Agency）。然而，该机构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由于其只是一个业务指导机构，无法指挥任意一支特种作战部队，或是左右作战行动的安排，导致其对特种部队的改革没有任何推动作用。虽然特种部队的改革问题异常棘手，但依然不乏一些坚定的支持者。时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诺埃尔·科赫和他的助手雷林·罗兰德就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最终，参众两院通过了特种作战部队改革议案，并且，他们希望有一个协商委员会来协调此事。参众两院一番周折后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呼吁成立一个由上将领导的统一作战司令部来指挥全军特种作战部队，再设立一个负责特种作战和低烈度冲突的助理国防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pecial Operations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缩写ASD（SO/LIC）］。一个负责协调低烈度冲突的机构将被设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同时，美国国会立项了一个新的针对特种作战部队主力部队的计划预算案，即MFP-11（Major Force Program for SOF），该项目被议员们戏称为“特种作战部队支票簿”（SOF checkbook）。该预算案被列入198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1986年10月，随着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的签署，该议案作为法案附加条款也随之生效。
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首次授权总统去建立一个统一的作战司令部。国会的目的很明确——迫使国防部和相关部门去认识过去的失败并解决近在咫尺的威胁。为了使国防部和相关部门能落实执行改革法案的责任，国会随后还另外通过两部附加法案来确保改革法案的顺利实施。法案一经实施，MFP-11将提供给特种作战部队超过自己控制范围的资源，让特种作战司令部更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此外，该法案明确促进了军种间的合作，由一名司令指挥协调全军所有的特种作战部队。
此时，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开始筹备，一个迅速能解决人员配置、建立统一司令部并解散现有司令部的方案被提出，即解散美国战备司令部（U．S．Readiness Command），在其基础上建立特种作战司令部。况且该部的总司令詹姆斯·林赛出身于陆军特种部队，本身就拥有丰富的特种作战经验。1987年1月23日，参联会向国防部长建议，让战备司令部停止运作，并向特种作战司令部转交设施。1987年4月13日，里根总统批准建立新的司令部，国防部任命詹姆斯·林赛为首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参议院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批准了该项任命。
（詹姆斯林赛将军）
为了让特种作战司令部履行好职责，参联会确定了以下任务： 发展关于特种作战部队的相关学术、战术、技术和制度； 对全军特种作战部队进行专业课程指导； 训练相关部队并确保其装备使用的协调能力； 监督特种作战部队对统一命令的执行力；监督特种作战部队人员的进取心、归属感、持久性、训练和专业发展水平； 巩固和利用好11号主力部队计划（MFP-11）带来的预算； 研发并获取特种作战必要的装备、材料、补给和服务。
特种作战司令部运作之初，各军种一共有三支力量供其调配，分别是驻地在布拉格堡的陆军第一特种作战司令部（Army’s 1st SOCOM，它是1st Special Forces Command的前身），驻地在圣迭戈的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NSWC，Naval Special Warfare Command），以及空军的第23航空队（23rd Air Force）。1987年8月14日，时任国防部长的卡斯帕·温伯格，要求在1980年就成立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由特种作战司令部来管理，之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也成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分子。林赛将军发现军种之间的特种部队管理混乱，一些常规部队有时候也涉及特种作战。于是在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的提议下，建立一个由中将领导的各军种特种作战司令部被提上日程。
（80年代，训练中的绿色贝雷帽）
早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前一个半月，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便于1987年4月16日在圣迭戈的科罗拉多海军两栖基地宣告运作，它下辖大家熟知的海豹突击队，还有特别舟艇队等相关部队。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USASOC，Army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于1989年12月1日在布拉格堡成立，原来领导“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执行情报收集和民事行动的机构，也由此变成了第一陆军特种部队司令部（1st Special Forces Command），由一名陆军少将领导。1990年5月22日，20世纪80年代配合特种作战的第23航空队也被改组为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AFSOC，Air Force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MARSOC，Marine Corps Forc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成立时间最晚，直到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才批准其建立。2006年2月24日，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式运作，直到2008年10月才形成战斗力。
（训练中的陆战队突袭者）
另外，海军陆战队在进入21世纪后，也拥有了自己的特种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虽然成立于反恐战争打响之后，但如今发展迅速。2015年，他们重拾二战荣誉，恢复了其前身“陆战队突袭者”（Marine Raiders）的称号。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目前包括第1、第2、第3特种突袭团（Marine Raider Regiment），第1、第2、第3特种突袭支援大队（Marine Raider Support Group），陆战队特种作战学校（Marine Special Operations School）。
2000年9月，为了加强特种作战的理论研究工作，美军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框架下建立了联合特种作战大学（JSOU，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University）。联合特种作战大学作为美军特种作战理论研究的智库，为美军培养相关人才之余，还专门指导特种作战在政策方面的实践工作，并制定相关指导手册以供参考。
特种作战司令部成立后不久，便参与了第一次作战行动。1987年9月，美军在波斯湾展开针对伊朗人的“坚定意志行动”（Operation Earnest Will），特种作战司令部在该行动中第一次协调指挥各军种特种部队，海军海豹突击队和陆军第160特种航空团的默契配合成了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
（美军特种部队在巴拿马）
两年后，在美军入侵巴拿马的行动中，特种作战司令部再次大显身手。在随后的海湾战争中，特种作战司令部同样表现不凡，其特种侦察和直接行动增强了联军对伊拉克军队的打击效能，而且它在战争中对失事飞行员的搜救，以及寻找飞毛腿导弹的行动都展现出了联合指挥作战的成效。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索马里、海地以及巴尔干地区参与了多起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常规部队的作战。
(1993年，游骑兵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2002年，绿色贝雷帽在阿富汗）
“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特种作战司令部随着局势的变化出现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前，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作战中进行指挥控制，包括组织、训练和装备特种作战部队，使其有效地投入作战，支持在全球作战的指挥官以及美国的驻外大使和这些国家的特种部队。美国总统布什在2004年的统一指挥计划（Unified Command Plan）中扩大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该计划要求国防部采取相关措施，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同时直接将指导反恐战争的责任分配给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了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全球反恐战争（GWOT），对国防部所有的计划进行了分析、协调和优化，并在满足全球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军力和资源的分配，然后将意见归纳供参联会参考。
（陆军160特别航空作战团下属的AH6M直升机）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参与了多项任务，从格林纳达到巴拿马，伊拉克到索马里，直至巴尔干，逐渐发展出了完善的指挥层级：
第一级，被称为“Tier 1”，是指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三支核心打击力量——陆军三角洲部队、海军特战研究大队和空军第24特种战术中队，其作用被美军相关条令JP3-05《特种作战》定义为特殊任务部队（SMU，全称Special Mission Units）。除SMU外，Tier 1还包括情报支援行动队（ISA）。可由国家指挥当局直接调动。
第二级，即“Tier 2”，是各军种中非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特种部队，如游骑兵、“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等，作用是和特殊任务部队组成特遣部队（Task Force），支援特殊任务部队进行特种作战。
第三级，即“Tier 3”，指在作战时可由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配合特种作战的常规部队。
“9·11事件”之后，为了适应反恐战争局面，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管理和作战指挥上又做出了众多调整。阿富汗战争开始时，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动了被称为“AFO”的先遣作战（Advance Force Operations）。AFO 是指在大规模正式作战行动实施前，展开的一系列集侦察、打击与情报搜集于一体的小规模作战。当时，执行该任务的有特战研究大队的黑队（Black Squadron），以及三角洲部队的作战支援分队（Operational Support Troop）。作战支援分队后来扩编为D中队，现在更名为G中队。由于AFO的显著作用，该作战方式后来被编入了相关条令。
（游骑兵在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新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又进一步促进了特殊任务部队之间的融合。例如，以前三角洲与特战研究大队类似一种竞争关系，很少有交流和联合作战，于是麦克里斯特尔让其人员混编，在伊拉克参与了多项搜捕高级别目标的行动毙萨达姆之子乌代和库塞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合参与了在阿富汗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持续打击。
在麦克里斯特尔的领导下，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拥有了迅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2008年，为了加强情报分析能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建立了一支情报旅——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情报旅（JSOC Intelligence Brigade），但其实际编制不过600人。2011年击毙本·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动”（Operation Neptune Spear），再次让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大放光彩。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更紧密地配合Tier 1部队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陆军特种部队和第75游骑兵团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在“绿色贝雷帽”的每个特种大队中，将挑选出其中一个连作为作战司令紧急情况部队（CIF，Combatant Commanders In-extremis Force），后来它又被更名为危机反应部队（CRF，Crisis Response Force）
通过观察美军特种部队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即便是全球顶尖的军事力量，其军事改革也是一项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在1986年重组法案颁布前，混乱的指挥体系，导致了“鹰爪行动”失败、格林纳达行动困难。按照“术业有专攻”的思路，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建立，确保了美军特种部队在日后全球军事打击能力上的有效发挥。特种部队改革的成效，体现在独立管理指挥机构建立后的运作，以及全球各战区的部署能力上。同时，由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存在，使美军最精锐的打击力量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投送，并且在指挥作战、战术研究和装备发展的一体化建设道路上日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