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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拓 賈慶國：美國崛起時是如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
作者：韓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賈慶國，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來源：《國際觀察》，2019年第2期；察哈爾學會
內容提要：19世紀後半葉美國趕超英國時，英國沒有試圖遏制或延緩美國的崛起,兩國保持了和平和穩定。美國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發展對外關係，沒有沿用傳統上大國以軍事擴張實現國家利益的做法，弱化了對英國的直接挑戰。一方面，美國的這種對外拓展利益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崛起效率。美國主張開放條件下有規則的競爭，這為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大國實現各自利益提供了機會，後者有可能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實現利益均沾，給後來的大國崛起帶來政治形式上的啟發。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因此認定美國崛起時真正實現了世界性權力的和平轉移。美國當時的經濟外交有助於“美英和平”，但並沒有防止後來的對德戰爭，還侵犯了中國及其他不少中小國家的主權，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政策。因此，必須以辯證的眼光看待美國崛起時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
現實主義觀點認為，在一定的國際格局中，大國崛起極易導致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對抗和戰爭。格雷厄姆·艾利森研究的16例崛起案例中，有14例爆發了戰爭。崛起戰爭不僅嚴重影響大國自身安全與生存，還損害了國際秩序穩定。米爾斯海默認為安全困境下的大國崛起註定走向一場大國政治悲劇；法利德·扎卡利亞則指出“幾乎每出現一個新興大國，都會引起全球的動盪和戰爭”。雖然戰爭悲劇並非大國崛起互動的初衷，但是建立在零和思維上的崛起模式，極大強化了大國間對抗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回顧歷史依然可見崛起國與守成國和平相安的案例：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美國在整體趕超英國時卻沒有同後者發生直接戰爭。美國崛起歷程是一次崛起國對守成國的“和平”超越，兩國不僅保持了“和平”，而且沒有跡象表明英國對美實行遏制或封鎖以延緩美國崛起。美國為何能在崛起時讓英國“放心”？如何解釋美國崛起與“美英和平”的雙重實現？這正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本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界定“美國崛起”概念，從硬實力和時間上闡述19世紀後半葉美國整體上對英國的趕超及兩國關係的演化；第二部分回顧了迄今為止學界就當時美英為什麼沒有出現霸權之爭所提出的四種主要解釋：地緣環境、共有文化、美國國內因素和英國面臨的挑戰；第三部分在進一步分析上述觀點的基礎上試圖提出一種新的解釋：美國對外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是實現“和平”超越英國的主要原因；結論部分總結了美國崛起模式的本質特徵以及為其他大國和平崛起所提供的經驗。
一、美國的“和平崛起”
為什麼美國崛起沒有導致它和當時的守成國家英國發生對抗和戰爭？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界定什麼是“美國崛起”。
（一）崛起時間
美國崛起始於內戰之後。美國獨立至1865年是建國時期。建國階段美國面臨著國家整合的艱鉅任務。在此期間，雖然美國領土不斷向西擴張，人口增長迅速，經濟發展較快，但是本土版圖尚未固定，實力也不足以挑戰英國，甚至自身都不是一個政治完整、身份明確、前途清晰的國家，最終還因為國內政治力量分裂而導致內戰。
建國階段的美國，一方面，聯邦政府的權力相對較小，各州權力較大,個人、利益團體和各州往往在獲取領土、土地開發和國家建設上發揮著先鋒作用。此時的美國經常以人民先於政府、地方先於聯邦的方式，不斷實現利益擴張和國家開發建設。另一方面，在人民先行的國家塑造進程中，歷史遺留的奴隸制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最終導致國家內戰爆發。奴隸制與《獨立宣言》的立國原則相違背，更與北方的生產、生活模式大相徑庭。奴隸制在思想和發展模式上的落後，導致南北根本對立。南北在文化傳統、道德和人權上各持己見，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國內道德和身份的混亂；奴隸主對土地及土地帶來的選票和財富的渴求不僅加劇了國內矛盾，還加強了周邊國家對美國的警惕和戒心。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價值觀遭受國內外的質疑和挑戰。總而言之，南北在奴隸制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導致美國國家完整性遭遇嚴重危機。
這個階段的美國對於國家身份的認知和定位是模糊不清的。國家同時面臨內部道德、意識形態方面的自我否定困境和分裂的風險。南部奴隸制度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導致國內矛盾重重，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響了國家領土擴張、黨派政治和美國發展道路方向三者之間的關係：南方主張領土擴張、實行奴隸制，北方反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圍繞國家制度發展模式而彼此充滿敵意；美國未來走向何方南北各持己見。在這一過程中，國內矛盾不斷被放大。“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樣一個問題嚴重困擾並不斷撕裂著美國。最終內戰的烈度恰恰表現了美國建國階段的脆弱。此後，內戰祛除了美國政治中的歷史沉痾，解決了未來道路之爭的問題，不僅奠定了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和共識，也成為美國繼續前行的新起點。
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和國家分裂危機後，美國開始真正邁向大國之路。
（二）崛起的內涵
大國崛起首先體現在硬實力上對守成大國的趕超，主要包括經濟和軍事兩方面。19世紀後半葉，美國經濟上完成了對英國的超越並逐漸獲得了絕對優勢；美國軍事力量緊隨其後，在軍隊質量和軍費開支上不斷逼近英國，積累了巨大的軍事潛力。
1.經濟
美國崛起首先是經濟上的強大。根據安格斯·麥迪遜的權威統計，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1872年超越英國（如圖1所示），1875年開始增長速度明顯快於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所有大國。但1872年前後美國的工業實力尚不及英國。此後，在當時作為工業水平最主要指標的美國鋼鐵產量增長迅猛（見圖2）。1890年美國鋼鐵產量一舉超過英國，意味著整體工業生產能力繼經濟總量之後也超過了英國。也就是說，美國內戰後用了不到30年時間，實現了對英國經濟的超越。德國經濟增長自19世紀80年代（即美國趕超英國的後期）增速明顯。1905年德國開始趕超英國，隨後經濟總量很快超過了英國。1905年以後，德國鋼鐵產量也穩定地超過了英國。美國和德國用了大致相同的時間，相繼在整體經濟水平上實現了對英國的超越。但是，美國經濟起步更早，發展更快，規模更大。從時間和絕對數字上來看，美國經濟實力對英國構成的壓力更明顯，遠大於德國等其他國家。
根據美國曆史統計數據（見圖3），可以看出美國內戰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表現優異。其中1876–1880年這五年尤為突出，結合麥迪森的統計（見圖1），這一階段恰好是美國經濟水平超過英國並拉大差距的時間。此後，雖然美國經濟增長回落到它的一個常態水平，但是增長率依然保持高位，較其他大國具有明顯優勢。這使得美國經濟總量至1910年時達到了英德兩國總和。
圖4和圖5反映了1875–1885年（包括經濟增長突顯時期）美國對外貿易數據，可以看出英國是美國進出口最大貿易國，尤其是出口方面。這意味著，英國是美國對外經濟關係中最為緊密的國家，與英國的貿易往來讓美國獲得了巨大收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英國的存在和美英貿易關係對美國經濟的崛起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貿易領域，英國還是美國最主要的資本來源國，美國也是英國最主要的投資對象國。如1870–1880年間英國投資於外國政府債券的總額中，美國債券數額達到1.6億英鎊，佔比超過三分之一；又如，1899年歐洲國家在美國所持有的財產股份總額中，英國佔比超過80%，達到25億美元。英國資本深度參與了美國國家鐵路網的迅速擴張，還流向地產公司、銀行、航運公司等。與此同時，隨著美國經濟的崛起，美國資本也開始湧向英國，例如英國部分地鐵的修建資本就是來自美國。美英兩國利益交織，不僅英國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美國也獲取了鉅額外部資本支持，表明英國在不斷助力美國經濟崛起。
總的來看，美國自1870年前後至1890年基本從經濟上實現了超越英國。比起其他大國，美國經濟崛起起步早，發展也更為迅猛，增長態勢遠非歐洲大國所能比擬，一戰前已經成為一個“超越大國的存在”。基於它的經濟發展態勢，如果進一步考慮到美國的人口規模、土地面積、能源消耗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對英國構成的經濟挑戰和壓力在理論上應該遠遠大於任何一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美英之間事實上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保持著愈加緊密的聯繫，美國對英國的經濟超越有相當部分是得益於英國扮演了一個外部資源來源及輸送者角色。美國從兩國經濟互動中獲得巨大支持的同時，英國也收穫了豐盈的資本回報。
2.軍事
軍事是界定崛起國超越守成國的另一項硬指標，與經濟共同構成大國崛起內涵的主要內容。在美國實現經濟崛起過程中，軍事崛起也隨之展開。但是，美國軍事力量的崛起與其他大國存在顯著不同特徵。
美國軍事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軍事人員數量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這與其他大國反差明顯（如圖6所示）。內戰期間，僅聯邦軍人數量就達到了106萬，但是在戰爭結束一年後，美軍僅保有7萬多人，到187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5萬。此後一直到美西戰爭爆發前的近30年時間裡，軍人數量平均維持在大約4萬人。美西戰爭中美軍人數為23萬，之後到一戰前這一段時間裡維持在12萬人的水平。通過將美國與其他大國的軍人數量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一戰爆發前夕，美國軍人總數從未超過日本軍人總數的一半；1880–1890年意大利軍隊是美國的大約7倍；如果與英國相比，則差距更大，在1880年美國經濟增長最快時期，英國軍隊是美國的10倍多，即使是到了1900年，英國軍隊也是美國的6.5倍。不必說大國，即便按照中等國家的一般水平，美國的軍人數量也偏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雖然常備軍人數較少，但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感較高，且整體外部環境較為和平，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軍事動員能力很強，可以在很短時間裡將軍隊規模擴大到有效應對危機或戰爭所需要的水平上。
相比軍人數量，美國軍費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持續增長，而且表現得異常突出（見圖7）。這種變化反映了美國軍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重視發展軍事質量。在此期間，美國注重推動軍事教育進步，推進了軍事技戰術和軍事思想發展，並對軍事機構進行了改革。不僅如此，美國還大力開展新型海軍建設。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以馬漢為代表的一批人從海權思想、新型軍艦技術、建造計劃等全方位展開探索，並得到政界和商界的廣泛支持。但是，美國海軍建設在具體實施上，起初較為謹慎，發展速度有限且以近海防衛為主。1889年美國海軍規模排名是世界第12位，甚至還不如智利等拉美國家。之後，美國國會開始逐步批准造艦計劃，而美西戰爭和海外利益擴張需求，有力地推動了美國海軍建設不斷提速。到了1901年，美國海軍實力排名已經進入世界前五位。1904年，它在同時建造著14艘戰列艦和13艘鐵甲巡洋艦。到了1914年美國海軍實力已經穩居世界第三。海軍軍費從1890年的2200萬美元上漲到1914年的1.39億美元，相應，在聯邦總開支中所佔份額從1890年的6.9%上升到1914年的19%。美國在新海軍建設過程中，不僅打造了一支先進強大的海軍隊伍，而且還提升了國家威望和國際影響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軍對軍事質量的重視還表現在其對軍人的優待方面。例如，1905年英軍少尉、中尉、上尉、少校和中校一年工資分別為95英鎊、118英鎊、211英鎊、247英鎊和328英鎊；而同級別的美軍軍官則為280英鎊、300英鎊、360英鎊、500英鎊和600英鎊。這種軍費和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對軍隊士氣和單位作戰能力勢必會產生重大影響。
整體上，美國軍事崛起歷程很有特點：一個是它在經濟崛起之後才獲得發展，先經濟、後軍事，強大的經濟後盾保障了美軍的崛起並提供了其他大國難以比擬的潛力；第二是軍事發展重質量和技術，而不是簡單地追求數量；三是軍事發展不以領土擴張為目的，海軍建設並非以對抗英國為目標,而是以海洋軍事戰略為主軸，服務於海外經濟利益、增加國家權力籌碼和國家威望（如西奧多·羅斯福任總統時期“大白艦隊”的環球航行）；四是國會對軍事發展問題開展反覆探討和爭論，避免了軍事力量的盲目擴張，從而有選擇、有側重地將軍事發展服務於國家利益。總的來看，美國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相繼進行，前期可以將更多資源用於國家建設，後期軍費激增又有效地與國家利益擴張相結合，同時財政負擔相較於其他大國而言又非常之低。它的軍事發展節奏和“非戰爭”目標弱化了美國崛起對英國的直觀衝擊和挑戰感。因此，在1921年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上，英國正式認可美國海軍與其平起平坐的地位。這就等於英國承認了此前美國軍事力量的發展成果。實際上,美國軍事不僅已經追趕上英國，而且已具有足夠的能力和潛力與包括英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大國相抗衡。
（三）確保同英國的和平狀態
在美國趕超英國的幾十年中，英國因更加關注歐洲事務和海外殖民擴張問題而沒有對美國的崛起表達出過分的現實主義擔憂，兩國持續保持著和平狀態。有歷史學者將19世紀後期的美英關係描述為“平靜的年代”。還有研究將1900年前後的美英關係的向好概述為“美英和解”或“英美特殊關係”。根據《英國外交部文件：北美，1824–1961年》來看，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沒有證據表明英國政府試圖對美國崛起採取任何延緩或遏制措施。美國的趕超甚至似乎沒有引起英國的戰略關注，其中關於美國的大量報告常年集中於諸如美加之間關於北大西洋紐芬蘭捕魚和白令海海豹捕獵的相關爭端，美英關係給人的直觀感受似乎都是一些“細繁的小事”。
通過回顧這一時期兩國關係中發生的主要事件（見表1），可以看出，除了“亞拉巴馬”號索賠案牽扯到美國內戰造成的損失外，整個時期，美英都沒有損害彼此核心利益，兩國事實上也沒有意圖以武力和對抗的方式主導雙邊關係走向。1880年後美國多次提出巴拿馬運河修約要求但均被英國拒絕，之後，該議題隨之趨於平靜。1900年前後，在委內瑞拉邊界危機、美加邊界爭端和中美地峽運河控制權中，英國對美國做出連續妥協和讓步。委內瑞拉邊界危機中，在美國強烈要求下，英國同意實行仲裁，客觀上承認了美國對美洲事務的干預。通過這一仲裁美英各有所得。在美加邊界爭端中，對存有爭議的邊界，英國支持美國，要求加拿大讓步，加拿大成為英國緩和美國情緒的籌碼和調節美英關係的緩衝地帶。對英國來說，加拿大人民的利益不如美英關係的長遠穩定來得重要。在中美地峽運河控制權上，英國選擇退出，尊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在上述問題中，英國顯然不認為這些問題損害它的核心利益，所以採取了妥協退讓。兩國雖有矛盾，但都沒有走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此外，從美英互動過程中還可以看出，兩國事實上形成了一套協調雙邊關係近乎制度化的機制，即主要以調停、仲裁和談判等手段解決彼此糾紛。
綜上，美國崛起時期美英雙邊外交中存在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美英沒有做出損害彼此核心利益的行為；二是英國尋求對美關係的穩定，對兩國糾紛整體上採取妥協讓步；三是兩國之間既沒有發生戰爭，也沒有戰爭意向。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崛起是一種“和平崛起”。
那麼，為什麼幾十年中快速增長的美國沒有同英國發生嚴重衝突和戰爭？對美國而言，它在崛起的過程中並沒有以挑戰英國為目標；英國既沒有發起戰爭阻止美國的崛起，也沒有在實際行動中實施遏制和海上封鎖以減緩它的崛起趨勢。從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關係角度來說，這是具有價值的重大歷史案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的美國“和平崛起”案例？美國為什麼能夠在崛起的同時與英國保持和平？
二、理解“美英和平”的主要視角
“美英和平”不是指兩個大國沒有利益衝突，沒有矛盾爆發點，沒有危機，而主要是指作為崛起國的美國與作為守成國的英國沒有發生直接的武裝對抗。換言之，世界性權力轉移沒有通過美英直接發生戰爭的形式實現。為什麼英國在美國崛起時選擇“平靜接受”？這是很多人關注的問題。至今為止，人們大致提出了四種主要解釋：地緣環境、共有文化、美國國內政治以及英國面臨其他的挑戰。
（一）地緣環境
不少人認為，英美兩國分處歐美兩大洲，相距遙遠，美國崛起對英國威脅不大，英國更關注那些離自己較近對自己安全威脅更大的國家，所以英國能夠容忍美國的崛起。
有的研究把地緣隔閡作為理解美英和平的主要原因，認為美國的地緣安全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從地緣環境來看，美國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海洋與空間距離是美國與歐洲的天然屏障，為保護美國遠離複雜的歐洲地緣政治鬥爭，提供了安全緩衝。事實上，大多數關於美英和平的背景敘事中，通常也都會提及地緣因素所發揮的作用。雖然往往不會被明確指出，但地緣環境的作用難以被忽視。例如基辛格曾經論述道，“美國所處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陸，毗鄰的是弱國，又有兩大洋將虎視眈眈的強權隔離在外”。大洋的存在讓美國大大得益於“均勢”下的歐洲，“美國沒有面臨需要與之抗衡的對等勢力”，從而避免陷入歐洲的安全困境。雖然難以否認這種天然優勢對美國順利崛起發揮過作用，但需要明確的是地緣僅起到一種輔助性作用，而非支撐解釋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首先，海洋文明與技術進步相結合的條件下，遠洋水域已成為全球快速通道和橋樑，尤其是對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而言，跨洋作戰並非難事；其次，美國與英屬加拿大自治領毗鄰，並擁有綿長的邊界線，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英之間事實上是鄰國，從而抵消了大洋發揮地緣環境隔閡作用的解釋力；第三，英國海軍直到1905年才從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和加勒比海的牙買加撤退，在此之前，皇家海軍原本有足夠能力從海洋上對美國實行戰略威脅；第四，歷史上大洋就不曾阻擋1812年英美戰爭，美英戰爭在實踐上不完全是一種假設。因此，地緣環境視角更適合作為理解大國崛起的背景，而無法支撐大國和平崛起的解釋框架。任何將地緣隔閡作為理解美英和平主要原因的解釋都不是一種成熟的歸因。這也正呼應了羅伯特·卡普蘭的感嘆，“地理，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至高無上了”。
（二）共有文化
另外一些人認為，種族和共同文化背景等歷史淵源是美英保持和平的主要原因。這種歷史塑造出來的兩國內在聯繫，提供了從精神範疇理解美英和解的抽象解釋。美國早期殖民地經歷形成了美英兩國共同歷史記憶，使兩國具有一種自然而然的紐帶關係意識，這種意識尤其在政治和知識界精英階層當中普遍流行，對塑造兩國友好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有學者把文化因素主導下的英美和平納入建構主義框架進行研究，如封永平認為，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從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康德的國家良性互動和認知是國家關係改善的關鍵，良性互動與認知會引導並培育一種國家關係互動的認同和接受機制，繼而實現從觀念與認知上對和平崛起的認同建構。美英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共有理念塑造了由和解到合作的過程，兩國在歷史互動中逐漸形成了認同機制的建構，通過認同的建構與變遷順利實現了美英權力的和平轉移。建構主義從精神範疇對理解和平崛起提供了理論指導，把共有文化和共有理念納入建構主義軌道是一種有益的嘗試。除了文化外，建構主義為大國關係的其他方面也提供了一種“可建構性”的啟發。
儘管如此，共有文化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在三個方面尚存在缺憾。第一是共有文化的解釋力不強，並未對它的實際作用給出準確的界定。具體說來，1900年前後開始的美英和解只表達了兩國關係積極一面，事實上，兩國消極因素和敵對聲音卻構成了兩國關係的另一面，基於歷史上戰爭和糾紛的敵對情緒以及數百萬愛爾蘭裔美國人反抗英國的獨立訴求，美國國內對英國的恐懼和反英愛國主義時常成為國家輿論的主導聲音。在這種條件下，為什麼改善兩國關係的文化能夠發揮作用而不受反英思想的干擾？如何看待“對立”認同的存在？文化和情感對立所發揮的作用如何界定？應該如何解釋：比如在委內瑞拉邊界危機和美加邊界爭端中，社會各界所表現出來的激烈情緒，以及布爾戰爭時美國普通公眾對英國的譴責；又如一戰時威爾遜對美國支援英國時所言,“我們不是作為堂兄而來，更不要說是兄弟，甚至不要把我們當做盎格魯撒克遜人”。第二是英美兩國文化事實上並非完全相同。由於美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多元性和大眾文化的普及，使美國文化與英國文化有著明顯區別。這勢必干擾共有文化的解釋力。第三是文化解釋是否具有普遍性。比如，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大國之間發生戰爭時，文化為什麼沒有起到和解作用？是否有其他因素超越或干擾了文化影響力？不同文化對大國關係起到什麼影響？上述這些問題有待深化研究。除此之外，現實主義者對共有文化持謹慎態度。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文化共性僅僅是“有助於”“化解矛盾和衝突”，認為英國人是迫於無奈才通過共有文化實行自我寬慰和開脫，這樣做更多的是起一種事後心理安慰劑效應。在他看來，文化僅僅發揮一定潤滑或者緩衝作用，而不是決定兩國關係的核心因素。
（三）美國國內政治因素
第三種看法從美國國內尋求解釋，著重考察國內政治、經濟上的發展變化及其帶來的結果，認為是內因決定了美國對外關係。通過分析美國國內政治的發展方式和變化經過，並聯系美國崛起的最終結果，用以解釋美英和平的形成。法利德·扎卡利亞提出了政府中心性現實主義假設，認為是內戰後美國政府力量過於弱小導致美國無法在對外關係上有所建樹，而隨著經濟發展、政府機構改革以及府院權力的轉變，美國政府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長期積攢的國家力量使得美國一躍成為難以匹敵的世界大國。此外，有些描述是直接將國內強大後的結果用以解釋美國外部和平的形成，比如羅伯特·卡根認為，“如果說大不列顛以及其他歐洲列強不再尋求在西半球挑戰美國，那正是因為美國領土和力量的擴大，預先排除了這種機會和誘惑”，美國“逐漸將競爭的代價提高到歐洲國家不願意付出的地步”。還有研究成果認為內向型發展模式決定了美國可以規避對英國的直接挑戰。
整體來看，從大國內部尋求解釋時，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國內因素與外部因素的關聯性。比如，國內因素可能在極大程度上受到對外關係的影響，單獨考慮國內可能有所欠缺；又如從國家間關係上來看，如果大國對外關係是充滿敵意和對抗，那麼不論採取何種國內發展模式，其國內因素都難以構成有效的理論支撐。縱然“向內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容易忽視國內與國外的互動關聯,因為雖然外交在某種程度上是內政的延伸，但是外交不同於內政，同樣的，對外關係的變化也不等同於國內變化，單純強調內部變化而忽視外部變化，尤其是忽略內外之間的關聯，容易將大國崛起從一個國家間關係問題變為國家內部問題。在尋求解釋對外關係時，過度考慮內部變化而忽視內外聯結、互動以及外部世界的反應，也容易弱化目的和途徑之間的聯繫，造成解釋上的割裂。也就是說，正如“關起門來搞建設”行不通一樣，美國崛起不是關起門來一門心思去發展就能實現的，與英國的和平狀態也並非僅僅取決於美國的國內政治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對外關係聯接著國內和國外因素，其本身就具有至關重要的解釋力。美國崛起時的對外行為和對外關係本身不應被忽視，它們是構成“美國和平崛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思考國內進程的同時，“與外部世界的關聯”至少也應該具有同等位置。事實上，此時的美國在努力擴展其海外利益，海外貿易增長十分迅速，對外貿易額僅次於英德；它的傳教士影響力在亞太地區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英國更為遠大；它更加頻繁地在西半球和亞太地區提出尋求符合自身利益和身份的外交訴求，並尋求更有利於自己的海外戰略地位，例如向英國提出中美地峽修約要求，倡議並嘗試主導泛美會議，增加在太平洋地區的港口補給，解決了同加拿大的海洋爭端，還主導並解決了一系列國際仲裁糾紛等等。總之，美國在處理對外關係問題上，開始表現出積極的、對國際關係走向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國影響力。
（四）英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曾將當時的英國描述為“疲憊的巨人”。基於時代背景，該視角從英國立場和處境著手，去理解美英和平。概括說來主要有三點。一是認為德國崛起更不能被英國所容忍，因為德國的挑戰更為直接和迫切，甚至德國的崛起對美國也構成了潛在威脅。出於對德國的顧慮，英國需要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二是從政治精英和領導人在處理對外關係上的戰略選擇與判斷出發，圍繞美英兩國對外關係決策層展開分析，認為英國外交決策層發揮了關鍵作用，主要領導人保持著應有的冷靜和戰略判斷，從英國的大陸均勢傳統和對英國的地緣威脅與挑戰出發，做出對美政策的妥協和調整。三是圍繞曾經支撐英國霸權的經濟和工業優勢地位展開敘述，認為是經濟、產能和技術落後導致英國不得不採取保守和收縮態勢並做出權力讓渡，以集中力量確保帝國安全。這裡，該視角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第一，這是一個以英國為中心的描述，讓英國在英美和平中呈現出一種主導性作用，淡化了對美國反作用的考慮；第二，從時間上看，德國崛起晚於美國，但是英國對兩國崛起的態度差別很大。由此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英國把晚於美國崛起且實力不如美國的德國視為威脅？美國崛起有什麼特點？於是，問題的思考點又回到了美國身上。
總的看，上述研究內容頗豐，為理解美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多種角度，但也都不同程度上存在問題。本文以美國對外關係尤其是英美關係為切入點，認為是美國崛起的方式決定了美國可以“和平崛起”。這個方式就是以“門戶開放”為核心的崛起方式。
三、美國“和平崛起”的特點與政策
在研究當年美國“和平崛起”時一個重要的因素常常被忽略，那就是美國在大國成長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種“門戶開放”的政策。這個政策本質仍然是帝國主義的，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欺侵和干涉，但它的方式卻是非戰爭的。相對其他帝國主義侵略，有一定的特殊之處。
（一）美國“和平崛起”進程的特點
美國崛起時期對外關係的特點總結如下：
——很少在海外進行大規模領土擴張，或者更確切地說，即使有擴張也不以領土為主要目的。1898年後對菲律賓的海外擴張初衷並非以領土為目的，美西戰爭之後，美國立即終止了這種並不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傳統殖民帝國式的領土擴張，迅速轉移回至它長期尋求的新型擴張方式，即海外利益擴張。
——政治上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避免捲入歐洲大國爭端，沒有主動參與歐洲大國地緣擴張競爭當中。
——軍隊數量長期保持較低水平，注重軍備技術質量發展和軍費投入，尤其是海軍戰略力量建設。軍事建設服務於經濟利益擴張，而不是用於領土擴張和對抗。
——沒有挑戰英國主導的國際自由貿易秩序，而是積極融入英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當中，將國家對外關係與海外經濟貿易緊密相連。美國利用英國的貨幣結算體系和自由貿易規則，積極發展同英國的經貿、金融關係，使兩國各得所需，共同獲益。
——沒有公開挑戰英國的價值理念。美英兩國對外部世界的理念具有很大相似之處，比如都要求自由通航、貿易和市場開放。殖民理念上雖然不相同，但是美國不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傳統。
（二）美國“和平崛起”中的有關政策、原則和傳統
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有一系列的對外政策。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逐漸演變成以武力為後盾、以經濟為主戰場、以道義為掩蓋的綜合戰略。其中，經濟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包括“門戶開放”政策。1899年美國對在華有重大利益的各大國發出照會，正式提出“門戶開放”外交政策。該政策主張：在承認各大國既得利益條件下，維護勢力範圍和租借地內的貿易和通航自由，確保市場開放、利益均沾，各大國市場地位得到公平對待；維護中國領土完整性。以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為代表的“門戶開放”學派認為，“門戶開放”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擴張，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權力分配。可見，“門戶開放”是一種基於以經濟需求為核心幷包涵一系列價值理念的開放擴張體系。必須指出的是，“門戶開放”的本質是帝國主義政策。美國運用這個政策並不是反對列強侵略中國，而是以承認列強在華的“利益範圍”和既得利益為前提的。事先既沒有同中國政府磋商，事後也沒有作出解釋，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對此，我們在研究“門戶開放”政策的歷史影響和政治影響時必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同時這也是研究的前提。
事實上，早在“門戶開放”作為政策被提出之前，它就已經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內容了，“以商業的力量來馴服這個世界的信念和共和國的歷史一樣漫長”。從“門戶開放”政策可以看出，追求商業利益和經濟機會、市場開放和自由往來、利益均沾和公平對待，以及不追求領土擴張構成了它的主要內容。米德所主張的漢密爾頓主義認為，美國人“一直關心市場開放”，“為了實現和平貿易，美國公民、商品和船隻可以自由地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所有海域、大洋和海峽都不應該對美國船隻封閉”，“對美國貨物開放門戶與對美國船隻開放水域一樣重要”。在本土之外，“美國沒有任何領土野心，但是它非常希望擁有與全世界的開放商業關係”，並且是一種“互惠原則”下的“自由貿易”，以貿易實現國家繁榮是聯邦政府的責任。
19世紀40年代，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認為航海和貿易是維繫世界各國關係的重大鏈條，美國政府有責任保護並促進這一重大利益鏈條。他創立了泰勒主義，並把門羅主義中的非殖民原則和不干涉原則引申至泰勒主義當中以適用於夏威夷，主張受到殖民威脅的弱國保持領土完整並開放公平的通商權利。另一位國務卿西華德在1853年宣佈，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成為“全世界的商業霸主，它是這個世界的最高統治權”。他認為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不需要依賴對海外殖民地的永久性軍事征服，美國真正的和持久的影響力將來自貿易本身的力量，商業能夠使美國對遙遠地方的人民產生吸引，並且將他們置於美國的影響之下。他的“太平洋商業帝國”構想，強調擴張的目標在於追逐商業利益，而商業利益要求一種“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原則，反對因為土地分割和勢力範圍劃分而破壞對商業的開放。
長久以來，美國不斷努力尋求開放體系下的經濟利益，需要一種對其經濟擴張和意識形態滲透完全開放的世界體系。1885年柏林會議上，作為歐洲以外唯一與會大國，美國沒有參與對非洲的瓜分。在會議上，它提出剛果河自由通航、自由貿易和機會均等的主張；會議下，美國密切關注剛果現實狀況的變化，尤其是貿易現狀及潛在機遇。這與1899年遠東情況十分相似：每當歐洲大國的勢力範圍可能會阻礙美國貿易時，每當一個具有影響的潛在市場可能會對美國關閉大門時，美國就會明確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要求。這也就呈現出它在歷史中的商業傳統訴求：需要外部世界的經濟機遇。
（三）“美英和平”與英美世界性權力轉移
對於貿易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理查德·羅斯克蘭曾在《貿易國的崛起》一書中指出：歷史上，國家可以通過軍事領土擴張和自由貿易兩種手段促進發展並崛起。隨著科技發展,軍事領土擴張耗費的成本逐漸大於收益，國家變得難以承受戰爭手段帶來的成本損耗，國際關係發展趨勢開始更加傾向於通過貿易和自由交換的方式實現國家利益的增長。他特別強調長久被忽視的低端政治要素——貿易對實現國家發展的作用。在他看來,隨著合作與貿易為國家帶來的收益遠超軍事競爭和領土擴張，一種嶄新的“貿易世界”能夠擺脫歷史上國家崛起的惡性循環，為國家間的合作尋找到新的方式。
根據羅斯克蘭的解釋，以貿易為核心的對外交往方式，適應了時代的發展變化。對崛起國家來講，它的貿易國理論符合國家崛起的利益訴求，擴展了國家利益增長點，增加了獲取利益的可能性；同時，它降低了對抗烈度，避免了崛起導致的零和遊戲；此外，它可以降低崛起的損耗和風險，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提升崛起的效率。據此，結合美國崛起進程來看，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主要從以下三點“確保”了“美英和平”。
1.避免了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形成零和關係
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不尋求領土擴張，放棄了以領土擴張實現國家力量增長的模式。如果回顧一下1812年英美戰爭以及19世紀英國參與的主要戰爭就會發現，英國有自己的顧慮底線。危及到本土、海外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軍事地緣擴張，是英國所不能容許的底線。英國需要確保對殖民帝國的統治，保護經濟通道暢通，並在均勢條件下確保本國安全。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恰好迴避了對英國的“冒犯”。它的軍事崛起不在於對外擴張，而是維護和擴展其國家安全、海外商人和傳教士利益。因此可以看到，雖然美英之間存在許多摩擦，但是真正有損兩國核心關切的重大行動很少，英國可以接受談判和仲裁，但是不接受軍事擴張的公然挑釁。美國不以武力實現擴張、其崛起不以威脅英國安全和生存為代價，是它與後來的德國最大不同之處，這也是美英關係維護“持久和平”的一個基本前提。
2.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
使美國在現存國際秩序和貿易體系中有可能以非戰爭方式實現國家利益擴張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反對領土擴張，但它並不排斥擴張，而是主張一種新型擴張：利益擴張。根據羅斯克蘭的解釋，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所追求的海外經濟貿易利益，比起傳統擴張手段，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務於崛起利益的實現，從而降低了謀求利益和威望的成本與風險。這種利益擴張，要求美國對世界持有一種開放姿態和立場，儘可能將國家崛起與國際秩序、體系有機結合，努力做到把國家利益置於世界範圍和歷史潮流中加以對待。
對當時的美國來說，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促使它抓住了歷史機遇，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在英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中順勢而為，而不是簡單地去抵制或推翻這個體系。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為美國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推進它與世界的關係，促進人員、物質和思想價值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相互連通。在與世界的互聯互通中，美國憑藉英國搭建的貿易體系和貨幣結算體制，通過以經濟貿易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不斷探尋新的利益增長點，不斷增加實現利益的可能性。整個過程中，美國可以不斷增進國家實力的成長與對外關係、外部利益的對接，把自身的利益與外部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
正是憑藉對已有國際機制和規則的合理利用，並將國內發展與對經濟機遇的尋求貫通並融為一體，美國把自身崛起帶來的對外衝擊性和挑戰性降低，變得更易為外部世界所接受。總的來看，在對外關係中以經濟利益為主導，把暴力問題轉化為經濟利益問題，可以實現崛起國自身利益最大化。
3.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主張大國利益均沾
“英國治下”的廣大地區對美國而言正是一個開放的廣闊市場。英國始終是美國最大貿易對象國和資本來源國。大英帝國主導下的全球殖民體系，迎合了美國所需，英國倡導的“自由貿易”原則符合美國實現海外利益的訴求。英國的帝國體系成為了美國的一個平臺，藉助這個平臺，美國可以實現利益的不斷延伸。同時，美國與英國的聯接,也為英國提供了實現利益的空間。美英兩國各得所需，儘管從國家發展層面來看美國獲取的收益更大，英美卻於無形中達成了某種默契：兩個大國可以實現互利共存。在這一點上，建構主義的主張給予了一定啟示：以相互開放的價值觀促進一種大國間的開放互動，在開放互動過程中，促進實現利益互惠和機會共享的價值認同。簡單來說，就是在大國競爭中形成共有的開放價值理念，促進大國崛起的良性認知。最重要的是，通過大國的機會共享、利益均沾，使大國在開放互動中最終得到屬於各自的實實在在的利益。
正是通過開放條件下的有規則的競爭，不僅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可以實現利益互惠共存，對其他大國而言，開放也為它們的利益實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世界為各大國的發展提供了開放的舞臺，大國可以實現利益共存和發展互惠。開放性確保了各大國彼此之間都享有機會，在開放條件下，各個大國都可以在一國享有競爭的資格並獲取實現利益的機會。大國可以在規則和制度中實現利益均沾，而不是“通吃”或“一家獨大”，各大國對利益的共同尋求，不僅創造了享有機遇的可能性，還可以促進利益的繁榮並且不斷培育大國間的規則意識，形成有序的國家間競爭機制。
總而言之，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不僅是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它處理崛起時期對外關係的原則和訴求。與此同時，它表現為一種帶有意識形態輸出性的價值理念。美國以經濟利益為核心，要求世界接受它的到來，並以此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國不需要額外的領土負擔，而是通過商業利益和意識形態擴張不斷增加國家權力和威望，大大弱化了對其他大國生存和安全的威脅感，降低了衝突的風險，從而有效地提高了國家“和平崛起”的概率。
四、結 語
本文作者不贊同美國學者關於美國崛起時成功地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結論。我們認為，真正實現世界性權力和平轉移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沒有爆發戰爭；二是“守成國”或“崛起國”不與其他大國發生與世界性權力轉移密切相關的戰爭；三是“和平轉移”不以干涉、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或國家為代價。所謂的“美英和平”只基本滿足了第一個條件，而對德國的戰爭顯然說明了這個案例不符合第二個條件；至於美國對中國實行的經濟帝國主義政策，則削弱了其正義性，也不符合第三個條件。也就是說，在一百年前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難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正是英美世界性權力轉移的伴生現象嗎？因此，美國學者關於美國崛起時成功地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結論是不正確的。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會認清“美英和平”只是主要帝國主義內部的政治妥協，他們把“和平”留給了自己，把戰爭留給了他國，我們應當對“美英和平”成功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進行批判。在此基礎上，我們又不能僅僅滿足上述結論，因為馬克思主義強調發展變化，要求我們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待國際政治。
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就要既認識到美國在崛起關鍵時期奉行的包括“門戶開放”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政策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對於中國主權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主權造成了極大的侵害，又要承認美國的戰略與策略畢竟與之前的帝國主義國家有所不同，特別是在處理與守成國英國的關係上，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有利於英美關係在世界性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和平過渡。如上所述，19世紀後半葉，美國在超越英國的過程中，並沒有引起後者的反對和遏制，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奉行了一條不同以往的對外政策，正是這項政策讓美國開啟了一條不同以往的大國崛起之路。因為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使美國在實現國家利益和提升自己國際威望的同時，避免了直接挑戰英國的核心利益，從而實現與後者和平相處和美國的“和平崛起”。就國際政治的本質而言，“英美和平”並非光彩，它是建立在對被壓迫民族利益的剝奪與分贓的基礎之上；美國“和平崛起”是一部帝國主義的侵略史。然而，就國際政治形式而言，美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轉向非戰爭方式，仍有研究意義及戰略啟示。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為某些歷史階段的大國和平崛起提供了一定的經驗。一是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提醒崛起大國要注重時代的發展變化，尋找符合時代要求的崛起道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和平崛起並非不可能，歷史實踐表明大國有理由堅守和平之道，而不輕言放棄，走一條符合國際社會根本利益的大國社會性成長之路。二是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表明大國崛起可以憑藉經濟利益得以實現，這是一種“新”的方式。在對外關係中，舊有的零和思維下的暴力擴張已經過時，新的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思維早已到來。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將大國崛起與經濟增長相統一，經濟利益成為處理對外關係的核心和主線，潛在的經濟機會和貿易的互惠性，為大國崛起和大國共存提供了兼容性。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競爭，其對抗性和破壞性要低得多，崛起的風險和成本也相應降低，也更加符合大國崛起的根本利益訴求。因此，大國崛起應更加關注經濟效益，在處理對外關係中，始終以提升本國經濟發展為宗旨，將經濟利益的實現與對外關係緊密結合，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滿足國家利益的增長需求。最後，美國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的歷史經驗還在於開放本身就是一種強國手段和通向世界的媒介，是實現大國與世界平穩連接的關鍵。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不會也不可能實行美國當年崛起中的經濟外交政策。但是，中國面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需要建立和平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從世界歷史中參悟有益的政治智慧。全球化趨勢下，互通互聯是一種必然，只有開放才能獲取大國崛起所需的資源和信息；只有在開放的競爭中才有所比較和促進，並發現優勢和不足，形成比較優勢從而提高效率；只有開放的互動才能形成國際規範的共有價值理念，同時也能夠更好地規範各大國自身行為，尋找到符合實際的國家身份和國際地位。而開放條件下的多元平臺和共享機遇中的合作互惠，也可以為崛起大國贏得應有的尊重和信賴。各國的開放合作不會對既存國際秩序帶來劇烈衝擊，而國際合作規則的調整也會漸進地使國際秩序更加符合實際情況，從而實現大國崛起與國際社會發展相統一。因此，大國崛起是在國際社會中的崛起，是開放的崛起。崛起大國需要合理調整開放廣度和深度，將開放原則作為國家崛起的至關重要的思考點。（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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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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