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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稱新安，以山水之美、林茶之富、商賈眾多、文化之盛而蜚聲海內。其歷史悠久，行政區劃穩定，自唐大曆四年（769）形成一州轄六縣的格局後，直至清代，基本未變。此外，徽州山高水險、天蹙地促，近人許承堯曾言“徽之為郡，在山嶺川穀崎嶇之中，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厄。”，可見徽州地理單元之獨立。
相對“封閉”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維持了徽州文化傳承的同質性，形成了一個單獨的文化圈，使徽州文化有了與眾不同的特點，尤其表現在其地之人群的對金錢財富的態度方面。唐曉峰教授曾在《九州》創刊號中指出，要積極關注每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都與生俱來的空間屬性。筆者根據相關史料及現有研究成果總結出：徽州人群在財富觀方面具有節儉樸素、尤為追求財富，而後又誇富鬥靡的特點；並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和觀點，分析了上述歷史特點產生的自然、人文地理背景。
據弘治年間所修的《徽州府志》卷一《風俗》記載：“黟則民樸而儉，不事商賈，祁門則土隘，俗尚勤儉，男耕女績，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鄉，素習詩禮，不尚浮華。”明人汪道昆也對家鄉徽州的民風淳樸頗為自豪，《太函集》卷七十二《竦塘黃氏義規記》中說：“吾郡列故都三輔間，有司奉德，意唯謹，民俗織儉，務蓄藏。”
徽州人在生活中的最大特色就是節儉, 以至民間流傳不少徽商節儉、甚至過於吝嗇的故事。舊時有一則笑話說：一個徽州人出外做生意，帶了一個鹹鴨蛋在路上佐餐，每餐只用筷子蘸上一點舔舔。有一天，他正在吃飯，忽然颳起了一陣風，差不多隻剩下一個空殼的鴨蛋被吹到河裡去了，這個徽州人便聊以自慰的嘆息說：“風吹鴨蛋殼，財去人安樂。”這則笑話的真實性如何很難考究，但的確刻畫了徽州人的節儉品性，儘管口吻有點戲謔。這在文獻上可以得到充分印證。許承堯在《歙事閒譚》第18冊《歙風俗禮教考》雲：
家居務為儉約，大富之家，日食不過一臠，貧者盂飯盤蔬而已。城市日鬻僅數豬，鄉村尤儉。羊惟大祭用之，雞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鵝鴨則無烹之者矣!
再如清人劉汝驥在《陶甓公牘》卷12《法制科·歙縣風俗志習慣·飲食》記載：歙山多田少，產米常供不給求。東西兩鄉猶能輸其羨於鄰境，惟南鄉與北鄉之黃山，農家多種苞蘆以自食。非小康之家，幾不易得米麵不常食。商鋪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肉食用豬，食牛羊者絕少。鱗族羽屬亦不多得。寒素家風，以蔬豆為常用品，如新洲之蘿蔔，葛塘之白菜，問政山之筍，皆絕美。市中所制豆腐，亦遠勝他處。有毛豆腐者，乃江浙各屬所未有，惟衛生家不取焉。富有者早起，喜食鹽茶蛋，且用以供客，酒則土釀與購自他省者參半，皆力薄，而性烈無深醇者。
徽州人群不僅在飲食方面精打細算，在其他生活細節上也有令人咂舌的記載。《我之小史》是徽州末代秀才詹鳴鐸的寫實自傳。其中第三回記載：詹鳴鐸少年首次跟隨父親出門去杭州，棄船上岸，已是疲乏之極，但“父親生平節儉，不肯用肩輿，與我吃虧兩個腿，總算不壞”。此次杭州之行，詹鳴鐸與人捉迷藏，扯破長衫與馬褂，父親心疼之下，大罵一頓。當日，也許是希望與初次出門的兒子留個紀念，父親“攜我至一家照相館，擬與我同拍照，嗣因價目不對，競致作罷”，捨不得花錢拍照直接導致“父親一生無照片，逝世之日，喚畫工約略摹之，不得象形維肖，以致父親容貌，至今竟無範本”。更有甚之，“徽州朝奉”這一原本含有尊敬意味的詞語，在一定意義上也具有了刻薄吝嗇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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