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新青年》喊出的“賽先生”和“德先生”，成為五四運動的旗幟。
“五四”百年之際，回顧風雷震盪，我們更理解中國科學進步百折不撓的源動力，更敬佩先賢為後人鋪路的勇氣與卓識。
賽先生喚起一代代青年
“100年前，中國大地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講話中說：“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
數學家和科普專家王渝生說，五四運動前夕，1919年1月15號，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六卷一期上提出了賽先生和德先生，並說：“我們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從而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賽先生“作為這場運動的大將，衝擊了數千年的封建文化統治、破壞了教條與迷信的束縛，極大解放了青年人的活力。”王渝生說，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20世紀初，西方科學如潮水般地湧進中國，中國出現了很多翻譯本，西方科學被一律叫做“格致”。而賽先生（science）這個詞基本上是1919年，經過陳獨秀上述一段話，才為廣大中國人所知道。
“賽先生到中國，帶來巨大的變化，可概括為‘四科’：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王渝生說。
早在清末，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就被有識之士特意提倡。而五四運動更進一步，點燃了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的火炬。
王渝生說，五四之後為“四科”而努力奮鬥，取得成功的人比比皆是。詹天佑成為了時代偶像——不光是某一行當的專家，也是愛國者和思想者。他們不畏艱難，願意為科學和民族獻身的故事，感動了一代代年輕人。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國難當頭，但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都出現了一批出色的學者。”王渝生說，他們正是秉承了賽先生精神，並傳遞給下一代年輕人。
王渝生記得，1956年毛澤東提出“向科學進軍”。當時讀中學的他，開動腦筋畫了一張“科學號”機器草圖。那時一輛大卡車，前後兩張嘴，吃進去泥土石頭木頭，拉出來的是高樓大廈。他想要用科學的力量“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王渝生當時的榜樣是科學家湯飛凡，湯用自己的眼睛做實驗，在1955年發現了沙眼病原體。王渝生說，賽先生的感召，讓他走上科學道路。
“一直到今天，我取得一些成績，就是因為尊重賽先生的教導。”王渝生說，“現在我76歲了，還在做科學普及，也是要為賽先生服務。我想我會永遠跟隨賽先生，直到終點。”
時勢造英雄
科學的重要，被我們視做當然，但這是賽先生努力的結果。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副教授羅興波說：“科學進到中國來，很多排外的保守派是反對的，民眾接受也用了很長時間。百年前，普通人沒覺得科學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所幸有一批精英知識分子，看到了科學巨大價值。今天，‘科學與生活密不可分’已成為我們的共識。”
洋務運動中的新式學堂
1919年賽先生應運而生，與清末教育革命有關。科學史家，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說：“中國1904年推行新式學堂，1905年廢除科舉，這是一個重要轉折點。1904年後接受新教育的年輕人，知識結構則完全不同，世界觀改變了。十幾年後他們成長起來，面對死氣沉沉的局面，為了找尋出路，開始發聲。”
19世紀末已有中國媒體宣介科學。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文章中已經讚頌科學。清末科學教材全國印通，普及了新知識。1915年中國科學社成立；致力於在中國傳播新知的《科學》雜誌同年發刊。
王揚宗說，中國科學社的教授是後來支持賽先生的主力。他們多為留美和留歐學生，許多人跟世界一流科學家工作過，比起只能從書本上感受科學的清末的徐壽那批人，新一代更明白科學是怎麼回事。
《科學》雜誌
羅興波指出，尤其是1909年開始的“庚款”留美學生，基本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回國後成為促進科學的主要力量。“《新青年》一開始還是豎排；《科學》則是橫排。”羅興波說，可見《科學》之新派。
1917年，任鴻雋在《科學》雜誌上翻譯歐洲人的演講說：“中國長期受保守主義之統治，進步緩慢不足為怪，當前急務是要普及科學精神，爾後才有進步可言。”任鴻雋認為“其說頗針發吾國人癥結而藥之。”可稱之為賽先生的先聲。
陳獨秀激情肆意的文章，最大的意義，是讓賽先生從精英書齋走向普羅大眾。而且陳獨秀指出科學可以解決精神問題，“這種說法對去除中國過去的迷信和神學愚昧是有利的；也奠定了後來中國人對科學的敬仰心態。”
“新文化運動那批文章，比現在的人寫得更漂亮，很有青春朝氣。”王揚宗說，“青年人的激情，一是因為學的全是新東西，很難忍受舊東西；二是他們在進化論影響下，認為努力才能生存，都力圖發出最強音。”
從科學救國到科教興國
“科學跟國家盛衰貧弱有關係”的觀念興起於維新運動，此時國家存亡成了問題。陳獨秀並不“獨秀”。王揚宗說，任鴻雋、趙元任和蔡元培的科學觀，都是培根式的“科學就是力量”。這代學人接受19世紀歐洲主流觀念，相信科學攸關國家富強。
五四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學。五四後，中國的科學體制建設迎來重要階段，較快吸收了西方科研體制的優勢，助推一批學術自主的大學與機構的誕生。“與工業結合的現代教育科研體制，歐美也是20世紀初才建立起來。中國很快引進。如果沒有五四運動，能否有此進步很難說。”王揚宗說。
1937年的抗戰打斷了科學進程。儘管也有茅以升等科學家，有西南聯大的傳奇，但中國科學總體薄弱。所幸1940年代後期不少人才海外留學，為後來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奠定基礎。
王揚宗說，1949年後，黨高度重視科學。國家的科教體制十年就建立起來，分為“五路大軍”——中科院、高校、行業、地方和國防。國家的科技投入、教育規模、科研人數是民國時期不可比擬的。當初中央研究院20年發展，只有14個研究所。大的所幾百人人，許多所只有十幾個人。解放後光一個航天系統，就是幾百個研究所，幾百家工廠；中科院有一百多家研究所。解決國計民生時湧現不少成果，比如兩彈一星、人工合成胰島素、青蒿素、華羅庚陳景潤的數學工作等等。
1995年，“電腦熱”遍及全中國。圖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正在機房操作電腦。
王揚宗說，1978年的科學大會摘掉了科學家的政治包袱。1990年代後期中國科學開始崛起。當時領導層普遍是學習理工科出身，對科學的認識更深刻。1995年確定科教興國戰略，1998年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科研投入年增兩位數。
“最近20年，是中國科學發展最平穩的，條件最好的20年。科研條件，師生待遇都很好。有的機構經費接近甚至超過國際一流。因此這些年成果更多。”王揚宗說。
“當今時代，知識更新不斷加快，社會分工日益細化，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習近平在4月30日講話中說，當今青年應“努力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以真才實學服務人民，以創新創造貢獻國家。”
”回顧百年，科學的引入成績明顯。科學包括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文化層面，”羅興波說，“建國後自上而下地推動，普及科學的組織效率比較高。但在科學精神和文化上，我們還有缺失。”
王揚宗認為，科研條件逐漸改善後，科研製度改革和科學文化建設的意義越發重要，這項事業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完成。
“近幾十年，我們的科技成就更大，但是還不夠，我們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賽先生的口號還要繼續喊。”王渝生說，“要解決錢學森之問，要產生出一大批科學大師，這是我們對於今天繼承五四精神的最大希望。我們還要在賽先生的教導和指引下，為實現科技強國而奮鬥。”
圖據網絡
（來源：科技日報 WXID：kjrb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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