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淄博

□淄博日報/淄博新聞網/掌中淄博 記者 魏廷寶 陶安黎 李倩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為我們更好地弘揚五四精神、激發復興力量,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動指南。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記者走進淄博市委黨史研究院,查史料,訪專家,尋找五四運動中的淄博身影,從梳理史實的角度,重溫100年前“五四運動”與淄博的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以激勵全市廣大青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發揚偉大五四精神,擔當新使命,建功新時代。

“五四运动”与淄博

陳獨秀、李大釗1918年12月22日創辦的《每週評論》,自1919年5月11日起,連續三期討論山東問題。圖為《山東問題》第一期。

五四運動,如一道閃電照亮了歷史的天空;而隆隆的雷聲,穿越一個世紀的滄桑,仍然在人們心中激起巨大的迴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隨後,侵略者對膠濟鐵路主權和沿線資源野蠻侵犯和掠奪。1919年5月4日,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以知識分子為行動主體、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愛國主義運動由此爆發。

“回首五四百年,愛國主義精神閃耀魯中大地。”在淄博市委黨史研究院,文史專家、該院副院長孫長年一邊查閱史料,一邊對記者說,“1919年,五四運動的愛國浪潮席捲全國,山東是響應五四運動最早的省份之一。運動爆發前後,淄博作為當時山東重要的工商業地區,在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中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鬥爭。也有許多像劉叔琴、史文彬一樣,身在他鄉的淄博人,高擎反帝反封建旗幟,義不容辭地匯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五四运动”与淄博

膠濟鐵路由德國1899——1904年修建。

魯中大地的青春風暴

青年是五四運動的先鋒,淄博的五四愛國運動始於在外求學的青年學子。

1919年4月20日,山東省暨濟南各界10餘萬人在演武廳廣場隆重舉行“山東國民請願大會”,強烈抗議不平等條約,還我山東主權。

青春熱血“燃爆”了愛國情懷。會後,在濟南一師、濟南一中讀書的淄博進步青年就紛紛回到家鄉,聯合當地學生,積極開展維護國家尊嚴的宣傳活動。

張店的江西道、營子寺等高等小學的300多名青年學生,排著隊伍,打著小旗,喊著口號,利用花山廟會的機會,開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宣傳,並清查日貨,就地焚燒。桓臺300餘名師生及60餘名工商界人士組織了示威遊行。當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淄川時,淄川高等小學的300多名師生舉行集會宣揚愛國運動。會後,學生們滿懷愛國熱忱和誓雪國恥之心,投入到遊行、抵制日貨的鬥爭中。群眾被學生的愛國行動感動,還自動設立茶飯招待一條路,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周村長山中學和周村文昌閣高等小學的師生、周村絲綢工人及各界代表數百人聚集天后宮,傾聽愛國演講,號召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行動起來,共赴國難。各校師生紛紛組織宣傳隊,在周村、長山一帶開展愛國宣傳,使“國恥”二字深入民心,人們自覺地投入到“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運動中,有很多人做買賣或走親訪友,堅決不乘坐日本人的火車。

五四運動在博山也有強烈反響。顏山中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印發了大量傳單,四處張貼,教育、激發了全城人民的愛國熱情。博山農業學校、第一高等小學師生舉行罷課,聯合各界人士1000餘人遊行示威,散發傳單,組織演出演講活動。商界宣佈罷市3天,在西寺、大街等地銷燬日貨。6月3日,博山各界人士集會,開展城鎮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三罷”鬥爭。

在這場愛國運動中,不得不提及身在他鄉的兩位淄博人——劉叔琴和史文彬。

“五四运动”与淄博

劉叔琴

劉叔琴,1905年出生於桓臺縣牛旺莊,是山東省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也是我省首位女黨支部書記。五四運動爆發時,正在讀省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高小二年級的劉叔琴參加遊行、高呼口號,散發傳單,舉起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愛國大旗,積極參與到愛國運動當中。劉叔琴還是一名地下工作者,長期擔任密件保管、油印謄寫、資料統計、聯絡、秘密交通等工作。掩護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順利舉行,掩護錢壯飛安全離開上海,帶著4個孩子徒步赴延安尋找黨組織……為共產主義理想、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堅持奮鬥60多年,貢獻了畢生青春和全部智慧。

“五四运动”与淄博

史文彬

史文彬,1887年11月出生於青城縣(現高青縣)史家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組織工人支援學生的愛國反帝運動。副廠長劉家驥是賣國賊曹汝霖的女婿,平時橫行霸道,欺壓工人,史文彬組織一批工人,手持工具,抬著煤油桶,焚燒了劉家的大門。1919年6月3日,北洋軍閥政府逮捕愛國學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國民眾的更大憤怒。5日夜晚,在史文彬等人的帶領下,長辛店幾百名工人提著紅燈走上街頭示威,高喊口號。此後不久,史文彬又動員500多名工人參加“救國十人團”,發動工人捐款救國,抵制日貨,舉行街頭講演和赴北京請願等一系列活動。

1920年4月,北京早期共產黨組織發起人之一的鄧中夏帶領“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來到長辛店,開展平民教育活動,史文彬等給予熱情接待安排,從此他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經鄧中夏、張太雷等人的指導,史文彬、陶善綜等人於1921年1月辦起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李大釗、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到校講課,史文彬在管理學校的同時,也積極參加學習,1921年7月,史文彬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長辛店鐵路機廠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

……

淄博的五四愛國運動,一直持續到1919年的10月底。這場愛國運動在推動淄博人民思想解放、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在淄博的傳播和共產黨在淄博地區的活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膠濟線上的歷史風雲

說起“五四運動”,繞不過膠濟鐵路。

1899至1904年,膠濟鐵路由德國修建,從青島到濟南貫穿山東腹地,是山東大地上第一條鐵路。在中國近代史上,戊戌變法、濟南開埠、五四運動、濟南慘案等重大歷史事件都與膠濟鐵路密切相關。

五四運動,主要源於山東問題。而山東問題,主要是青島和膠濟鐵路問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先後攻佔青島、濟南等地,並乘機取代德國霸佔膠濟鐵路。“巴黎和會”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直接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舉國一致要求收回山東權益和青島主權,1922年12月10日中國政府正式接收青島,之後,將青島闢為膠澳商埠,棧橋一帶開闢為棧橋公園。

淄博地處膠濟鐵路的中心地段,地理位置優越,交通條件便利,張博線也是膠濟鐵路的第一條支線。當時,淄博礦區是山東最大的煤炭產地。從19世紀末,德、日帝國主義勢力先後入侵淄博礦區,建工廠,築鐵路,開礦山,瘋狂掠奪淄博的礦產資源,同時在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一支以煤炭工人為主體的工人階級隊伍。

“可以說五四運動對淄博地區的青年學生和愛國知識分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們或利用在外地求學、工作的機會積極參與到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或回到淄博帶來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推動了淄博地區的思想解放。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他們進一步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淄博的傳播,也推動了淄博工業的發展。”孫長年說。

“五四运动”与淄博

巴黎和會會場

煤礦區裡的工人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前,淄博礦區已成為全國三大礦區之一,有礦工萬餘人,是當時山東最大的煤礦區,特別是以淄川煤礦為中心的北部礦區,是近代礦業產業工人較為集中的地方。

五四運動爆發後,淄博不僅成為發展工人運動的重要地區之一,而且還催生了中共山東地方組織的創建。

1920年,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濟南秘密組織了“康米尼斯特學會”,這是山東有組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開端。濟南共產黨組織從初建時就非常重視在淄博礦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王盡美曾多次到洪山礦區深入礦井、工區、做社會調查,瞭解工人疾苦,進行革命宣傳,啟發工人覺悟。同年12月,他又跟中共北京區執委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部北京分部主任羅章龍一起到淄博礦區考察,物色工人骨幹,播撒革命火種。

針對淄博礦工集中的情況,王盡美、鄧恩銘等在研究工人運動計劃時,把淄博礦區的職工運動作為山東工人運動的重點,派員到淄川、博山一帶礦區開展工人運動。一直到1924年淄博地方黨組成立之前,王盡美、鄧恩銘因工作需要分別先後兩次來到淄博礦區,每次都不遺餘力地對淄博礦工進行宣傳教育,啟發工人組織起來與中外資本家開展鬥爭。1924年7月,直屬黨中央領導的淄博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中共淄博支部成立。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淄博的傳播,為淄博礦區工人運動的開展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100年前,與五四青年一樣,淄博青年融入愛國洪流,演繹了最激情的青春,展現了最熱血的擔當。

“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責任擔當,愛國情懷,永遠是青年一代的使命所在和青春力量。100年前如此,當今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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