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的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確立了救國復興的新思想、理清了道路選擇的疑惑、準備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思想基礎和幹部基礎,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中國先進分子的追夢歷程與現實碰壁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成為歷史的主題。圍繞探索國家出路,各個階級、階層和集團從自身立場出發,多層次、全方位的學習西方,提供多種救國方案,從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奮鬥不已,然而卻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傾覆,民國建立,人們普遍認為,破環已終,建設開始,對新的共和制度充滿了憧憬和信心,但被國人寄予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共和厚望的袁世凱最終以專制代替民主,中華大地上第一次追求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治的理想失敗了,民眾實現民主國家的希望被出賣了,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失望、苦悶和痛苦中深刻反思現實,中國的政治何以敗壞到如此地步?他們在痛苦中懺悔,在懺悔中繼續探索,並形成新的共識,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培養國民的獨立人格。相對於政制的建設而言,思想的覺悟與人格的獨立更為重要。如魯迅所說:“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1](P31)。一些有識之士在總結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同時,把挽救國家的注意力放在了思想文化領域內,陳獨秀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是造成民德墮落的原因,因而也就是造成政治破環的原因,中國要想鞏固共和,就必須先將反共和的舊思想和舊道德舊倫理,一一洗刷乾淨不可。而且在他看來只有代表西方文明的民主和科學,才能救治中國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種以思想革命解決政治問題,將文化創新與社會改良相結合的思路,是中國思想界轉變的重要契機,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解放,為新思想的傳播掃清了道路。然而,沒有社會制度的改造作為基礎,將國民性改造處於優先的位置,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沒有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撐、個性解放、新道德新倫理新價值的重塑,能實現嗎?這個疑惑被魯迅以“娜拉走後怎麼樣”的形式提出,魯迅覺得,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如果缺少一個良好社會的支持,似乎很難實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啟蒙者,也明顯感到“不談政治”或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會削弱他們的政治參與力和影響力,於是陳獨秀領頭的《每週評論》在1918年底問世,該刊專門討論政治問題、專門談時事,以補《新青年》之不足,這似乎已經發出一個信號:直接投入政治實踐將要再度成為他們“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法[2](P275)。這就意味著,先進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認識上更近一層,改造社會將更深一層。
二、中國先進分子思想的新取向:社會主義
在改造國民性進而改造國家的思路影響下,新文化運動介紹了各種西方的新思想,但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思想和學說,正當中國人感到無所適從的時候,世界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一直被視為近代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在進入20世紀初期,爆發了一次空前的世界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慘烈,其帶來的恐懼、災難使得對西方文明的樂觀和自信受到沉重打擊,首先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產生了一種對西方文化的懷疑、不安,乃至悲觀的情緒。德國曆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並認為,西方文化已經進入了它的衰落期。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戰爭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弱點,其竟公然宣稱 “資本主義在今日已不容於世界”[3]。這種來自於西方世界自身反省的反資本主義浪潮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思想界,使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價值產生懷疑,但真正讓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徹底幻滅的則是巴黎和會。巴黎和會使人們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幻想,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徹底破滅。陳獨秀寫道:“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4]。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沉重打擊,中國思想界迅速興起了一股質疑與批判西方文明的思潮。1920年梁啟超發表的《歐遊心影錄》,斷言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中國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就連陳獨秀也說:“我們不但對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不要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方文化,也不要滿足才好”[5](P128)。然而,中國是否又要回頭再走自己的老路呢?也不行。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雙重文化危機”之中,正如李大釗所說:“世界非有第三種文明崛起,不足於渡世危崖”[6](P560)。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以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由於經濟文化落後,資本主義不發達,他們認為以社會主義思想來指導中國革命,那還是遙不可及的在將來才需要考慮的事情,陳獨秀就說過:“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併未盛行也”[7]。十月革命證明,落後國家也可以用社會主義思想來指引自己的解放之路,它使陷於彷徨苦悶之中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如李大釗所言,十月革命所開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路”[8](P608)。可謂“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俄國人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問題,中國人為什麼就不可能這樣做呢?加之,新生的蘇維政權建立後,號召反對帝國主義,並以新的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這改變了中國人對俄國革命懷疑、觀望的態度。《新青年》雜誌刊登的中國輿論界對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這樣說:這個宣言體現了新俄國憲法的“要剷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我們應當由此前進一步,去“研究俄國勞農政府的主義”,贊同“俄國勞農政府所根據的真理”[9]。這表明,中國人對俄國的態度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從感情和理性方面都開始傾向了蘇俄。全國各界聯合會在對蘇俄對華宣言的答覆文中宣稱,“吾人更信中國人民除一部分極頑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願與俄國人攜手”,“從此舊式的政治家資本家之迷夢,無由實現,而公正有力之聲浪瀰漫世界,則各國人民群起打破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之期不遠也”[10](P144)。由此可見,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都傾向於用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問題[11](P144)。一時間,互助觀幾乎為進步知識分子所接受,由於對“一戰”的厭惡,他們開始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向世界主義、大同主義轉變。
三、關於“道路”的實踐、論爭與選擇
中國思想界雖然群體趨向社會主義,但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洶湧而來,可謂沉渣泛起,泥沙俱下。當時中國較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有哪些呢?主要有: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等。馬克思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只是各種思潮之一種,起初並不具備優勢。
“五四”時期,在諸種社會主義思潮中,無政府主義一度佔據優勢,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等,他們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它們所幻想的無政府、無剝削、無強權,既讀書又勞動的田園詩般的新生活,吸引了當時的愛國青年。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其影響提出了脫離現實的空想的社會改造主張。例如,“工讀互助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於各種現實矛盾的日益尖銳起來,不到一年,就紛紛解散。
通過實踐,許多人深刻認識到無政府主義等空想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的,陳獨秀曾告誡青年:“留心改造社會底人萬萬不可漠視這種客觀的趨向,萬萬不能夠妄想拿主觀的理想來自由改造,因為有機體的複雜社會不是一個麵粉糰子能夠讓我們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重要的區別就在此一點。”[12]不少青年在走了一段彎路以後,由空想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
其次,在五四運動之後,當時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次關於中國道路問題的影響深遠的論爭。雖然社會主義在五四運動後期已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很快中國的思想界發生分裂,一部分人在杜威、羅素等西方思想家的影響下轉而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另一部分人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下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展開論爭,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主張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其中,陳獨秀與張東蓀、梁啟超圍繞關於在中國要不要搞社會主義,中國有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展開激烈的辯論。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梁啟超、張東蓀先後在上海《時事新報》《改造》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指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他們認為,中國目前主要的問題是貧窮,實業尚不發達,不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發展實業。中國將來可以資本家發展實業,再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其次,他們認為中國缺少真正的勞動階級,並無實現社會主義的資格,而勞動階級的養成,又要靠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認為世界上沒有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能達到社會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對上述論點進行了駁斥。他們指出: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要想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唯有實現社會主義。李達則駁斥了那種認為中國勞動者素質低下的說法,認為中國現在已是產業革命的時期,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所受的更甚[13],同時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應該趁資本主義制度立足未穩,就實行社會主義。
這場論爭,實質上是中國走什麼道路的爭論,社會主義者堅持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他們當時主張立即消滅資本主義,儘快實現社會主義的想法並不成熟,但從那以後,社會主義就成了中國人民自覺的道路選擇。
正是經過對各種主義與學說不斷地學習、實踐、爭論和比較,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拋棄了他們曾經信仰過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自覺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一大批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先進青年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如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成為了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論基礎和組織基礎。
五四運動兩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是中華民族復興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民族復興之路有了新的正確的方向、新的指導思想、堅強的領導核心和光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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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3]羅素著,張崧年譯.民主與革命,第8卷,第3號[J],1920年11月1日.
[4]每週評論,第20號[J],1919年5月4日.
[5]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8]李大釗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陳獨秀.答諸葆衡(社會主義)[J],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7年1月1日.
[9]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J],1920年5月1日.
[10][11]王憲明、蔡樂蘇.中國近現代史述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12]新青年,第8卷第3號[J],1920年10月10日.
[13]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新青年》,第8卷第5號,1921年1月1日版。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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