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校長蔡元培獲悉，北洋政府決意簽訂喪權辱國的《凡爾賽條約》，旋即召集學生代表。翌日，一場氣壯山河的學生運動遍及京城、波及全國、輝耀歷史。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力量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以全民族的搏擊培育了永久奮鬥的偉大傳統。
以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陳獨秀為代表的歸國留學人員掀起的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這是留學事業的榮光，更是新時代留學事業的使命。
五四年代：留學生綻放青春
遠在湖南的毛澤東順應五四運動潮流，於當年7月14日創辦《湘江評論》，在創刊詞中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其師生必然率先擔當天下興亡之責。以柏林大學為模板，以洪堡理念為參照，留德學人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幷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把萬馬齊喑的舊式學堂改造成為百家爭鳴的現代大學。蔡元培堅信，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且以《新青年》為支點可撬動學風整肅。四度留日研學法蘭西民主思想的陳獨秀遂執掌北大文科並攜編輯部駐校。
在北大這一汪波瀾不驚的池塘，《新青年》猶如天外突降的一枚隕石，以銳不可當之勢掀起狂瀾。在《新青年》上，受業於東京弘文學院的魯迅以《狂人日記》揭示“吃人”禮教之本質，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胡適以《文學改良芻議》診治“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就讀東京立教大學的周作人以《人的文學》控訴“非人的文學”，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吳虞以《吃人與禮教》成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正如毛澤東所說，“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以“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作“舟車之（有）兩輪”，《新青年》旨在“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青年毛澤東“得此，如清夜聞鍾，如當頭一棒”。
陳獨秀留日期間便結識創建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的李大釗。1917年11月，蔡元培力邀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在早稻田大學師從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啟蒙者安部磯雄的李大釗，添置大批傳播先進思想的圖書報刊，北大圖書館煥然一新。以開設“唯物史觀”“現代政治”“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史”等課程揭我國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之開篇，以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開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之先河，以組建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社團之首例。李大釗在北大完成其人生最燦爛的蛻變——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忠誠的共產黨人。北大雙星陳獨秀與李大釗交相輝映，遂成就1921年之開天闢地，並在華夏大地耕墾一片“盪漾著馬克思主義春風的綠洲”。
五四運動：留學生燃燒青春
因五四運動，早稻田大學校友林長民“政治生涯，從此亦煥然一新”，並與日本絕緣。巴黎和會列強欲以“二十一條”蹂躪中國，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幹事長林長民率先在5月2日《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揭露北洋政府賣國行徑，直呼“國不國矣”，並號召“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是日，與曾任清廷留日學生監督處總監督的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一道，林長民向總統徐世昌遞交外交委員會拒籤決議。北洋政府卻一意孤行。京城學生定於5月7日遊行示威。當蔡元培5月3日從林長民和汪大燮口中確認當局獨斷專行，便連夜召集段錫朋、周炳琳等北大學生代表商議提前舉事。
事後，在《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蔡元培頌揚學生“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由此，一方面“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另一方面“當局亦瞭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五四運動當日在天安門前集會散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由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火燒趙家樓後，軍警逮捕許德珩、潘菽、楊振聲等32名京城各校學生。5月6日，林長民闖入總統府，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罷課集會組織者之一傅斯年坦言，五四運動“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盪了社會上死的寂靜”。
五四運動打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國賊即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分別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三賊與留學人員主流脫軌，既遭解職之懲，更遭開除鄉籍與逐出族譜之咒。運動矛頭真正指向失道寡助的北洋政府。6月3日，全國民眾掀起罷工、罷課、罷市。陳獨秀誓言，“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6月11日，陳獨秀偕同北大編譯委員會委員、日本明治大學校友高一涵，法國考古研究院博士、北大教授程演生，倫敦大學校友、北大教授王星拱，日本千葉醫科大學校友、內務部僉事鄧仲純，分赴京城商埠，拋撒由其起草、胡適英譯的《北京市民宣言》，即遭逮捕。舉國譁然，紛紛營救，甚而孫中山親自與北洋政府交涉。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寫道，“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盛讚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遙祝“陳君志堅志高的精神萬歲！”
五四精神：留學生唱響青春
五四運動使“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堪為“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最先給予評價的，是顧兆熊在5月9日《晨報》“評壇”專欄發表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柏林大學校友、北大文科德文門主任顧兆熊視剷除舊秩序、舊道德並建設新秩序、新道德的示威運動為“國民之精神的潮流”。在5月26日《每週評論》發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中，羅家倫率先提出“五四運動”概念，其折射的精神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裁製的精神、民族自決的精神。翌日《時事新報》“時評”專欄發表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日本帝國大學校友、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張東蓀首先提出“五四精神”概念，並概括為“雪恥除奸的精神”。五四運動一週年之際，胡適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大教授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盛讚五四運動“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
對於青年毛澤東，五四運動之後，“自己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週年大會上，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為中國青年運動指明方向，並賦予青年以先鋒角色。
接受五四運動洗禮的青年學子紛紛踏上負笈問道之途。一條是問道辦學：羅家倫留學歐美，歸國出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段錫朋留學歐美，歸國出任中央大學署理校長；周炳琳，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出任西南聯大常務委會代理主席和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傅斯年留學柏林大學，歸國出任北大署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潘菽獲芝加哥大學博士，歸國出任南京大學校長；楊振聲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歸國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另一條是問道真理，如許德珩留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陳毅、聶榮臻等留法勤工儉學生一道，為建黨建國立下不朽功勳。
五四運動5週年紀念日之際，《晨報》發表《五四紀念愛國歌》，由萊比錫國立音樂學院博士、北大附設音樂傳習所教務主任蕭友梅譜寫。是日，在北京青年會國民音樂大會上，蕭友梅指揮該曲的大合唱：老大古國見新氣！國魂兮不死！壯哉此日！壯哉五四！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神州大地豎起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三塊歷史性豐碑。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用青春鋪路，讓理想延伸，五四時代的留學生為“索我理想之中華”的奮鬥史留下充實、溫暖、持久、無悔的青春回憶。在五四精神激勵下，今天的留學人員要以青春之我、奮鬥之我、奉獻之我譜寫新時代青春華章，成為驅動中華民族加速邁向偉大復興的蓬勃的先鋒力量。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
《中國教育報》2019年05月0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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