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召開了戰後和平會議。會上，中國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強某些特權的七項希望條件及廢除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均被無理否決，最後和會竟將原德國在山東攫取的一切權益轉由日本接管。消息傳入國內，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幾所高校學生與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不僅僅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五四運動”浮雕
在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提出“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起點”，有幾個方面考慮。但最重要的是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這是我們提出“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起點”主要原因。對此，已有諸多政治家、學者論述；這裡強調三點。
其一，從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歷史進程角度看，五四運動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覺醒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歷史轉捩點，也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點。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人民通過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開始認清西方列強同屬一個“強盜世界”，從而開始徹底消除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同時把反對日本侵華勢力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把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和爭取來自世界人民包括列強統治集團內部的同情和支持結合起來。
同時，中國人民認清了北洋軍閥對外妥協投降，對內高壓專制的反動本質。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民在不斷進行的反對清王朝和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鬥爭中，都不同程度地一再表現出對封建統治集團的殘暴和狡詐認識不足的缺點。戊戌變法中維新派向袁世凱求救，義和團運動打出“扶清滅洋”旗號，原因當然有諸多方面，但其共同點之一是對中國封建勢力的前述兩面性認識不清。五四運動則不同，明確地把鬥爭矛頭集中於一小撮親日派軍閥政客，同時明確指出，雖然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被罷免，但臺上執政當權者與他們都是一路貨色，不應對他們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於以上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本質認識的新覺醒，中國各界民眾特別是先進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高潮中迅速形成了中國社會必須“根本改造”的共識，並進一步圍繞這個中心進行了空前廣泛、深入、集中的關於“中國社會如何根本改造”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才找到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新方向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思想武器，中國革命才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指導、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紀元。
其二，從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高度看，五四運動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對封建專制主義腐朽文化的自省意識和放手學習借鑑外國主要是西方一切先進文化成果的勇氣，開創了中國空前的以民主、科學為顯著特徵的精神文化現代化繁榮活躍的新局面，開啟了中國全面推進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新時代。
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民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現代化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洋務派在“中體西用”的口號之下，充分肯定了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器物文化特別是軍事文化的必要性，並實際取得了有限的但影響深遠的初步發展。維新派和革命派把現代化追求重點放在制度文化的現代化，取得了結束封建帝制等更為突出的歷史性成就。但是，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共同的缺點和失誤是沒有認清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關係，不同程度地忽視或輕視了精神文化的現代化。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並不反對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現代化，而是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發展的關鍵階段，把握住了“說服大多數人民”這個歷史主題，深刻總結了已往特別是辛亥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精神文化現代化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基礎和核心。陳獨秀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魯迅強調“根柢在人”，都明確表達了這種覺醒。
為此，新文化先驅者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從對世界現代化全局整體把握的歷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對在其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倫理道德在內的傳統精神文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歷史反思，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號下，對傳統精神文化禁錮人的思想、摧殘人的個性等種種弊端進行了痛切審視、深入清算；同時，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自由研究的對象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作為構建中國現代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這種自省精神，中國人民才真正找到了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大潮中屢屢喪失發展機遇，落後捱打的關鍵內因，才可能真正發憤圖強，後來居上。
五四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無數的白話傳單把白話直接傳播到全國各界民眾當中就是典型例證。應強調指出，在近代中國絕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群眾政治運動、革命鬥爭與新文化運動對立起來、割裂開來，兩者的密切結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突出特點和突出優點。李大釗與鄧中夏、黃日葵等6位北京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在聯名提交學會1922年杭州年會的《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的提案中指出：“政治鬥爭‘是改造社會、挽救頹風的最好工具。人民為最切近的利益而奮鬥，在群眾結會、示威運動、遊行、煽動、宣傳、抵制這些具體事實當中訓練而團結自己，掃除與群眾不相容的習慣和道德，吸收富於活氣的實際的知識，因為與共同的仇敵作戰，養成同仇敵愾的精神，鍛鍊了互助的能力。這樣有價值的經驗的獲得，將遠勝於讀書萬卷和教育十年了’。”就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緊密結合互相促進的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中國革命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從1922年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提出“先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到井岡山紅軍“官長不打罵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就是中國革命與思想啟蒙結合前進的縮影。
新文化先驅們推進了中國近代以來空前的對西方文化全面大規模開放和學習，使中西古今文化實現了近代以來空前廣泛深入的自由碰撞交流，更使對外開放迅速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長遠發展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把“輸入學理”作為再造中國現代新文明的重要前提、基本環節，深刻地代表了中國人民這種開放意識的理念昇華。
從而，新文化運動才真正把西方現代文化的精華——民主精神、科學態度全面引入中國，使中國精神文化現代化出現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提倡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千說競起、百家爭鳴的嶄新局面。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條件，先進知識分子才創立了中國現代文化各類學科專業，才造就了以魯迅、胡適等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師，才使中國現代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才有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全面推進的新時代；特別是，才湧現出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群體，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成果，中國才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辛而輝煌的探索。
其三，從中國革命和現代化主體視角考察，五四運動使中國革命和現代化主體發生了結構性的根本變化，開始了主導力量由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歷史性轉變，中國人民才開始努力掌握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自主權。
首先，工人階級以政治大罷工開始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開始成為中國革命和現代化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作為資產階級的追隨者，積極參加了反帝反封建鬥爭。五四運動高潮期間，由於中國工人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還沒能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覺的政治力量，提出本階級的政治綱領、政治口號；但卻明顯表現出不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束縛的新趨向。上海工人罷工就堅決拒絕了資產階級民主派——《民國日報》等報刊和穆藕初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中國民族資本工廠、英美“友邦”工廠工人不能罷工的呼籲，也拒絕了一些學生要求不要罷工的勸說而毅然行動。於是才有上海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和廣大店員等共計18萬人大罷工，給中外反動勢力空前猛烈的震動；罷工中又明顯表現出工人大公無私、為國犧牲的政治特質。研究系《時事新報》十分敏感，明確指出：“我們這番罷工和近來的外國的罷工性質完全不同”，“是表示我們不願受二三賣國賊的支配，為爭回民主國民的資格”。這表明，五四運動高潮中的中國工人階級以政治大罷工的實際行動，呈現出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迅速轉折的雄偉英姿。
中國工人階級的傑出表現給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以巨大鼓舞。胡適在中國拒籤和約後說：“現在中國專使居然不簽字了。將來一定有人說這是‘電報政策’的功效。其實不然。這一次七千個電報所以能收效，全靠還有一個‘五四運動’和‘六五運動’。要不然，那七千個電報都只是廢紙堆裡的材料。”所以，五四運動高潮後，全國知識界掀起了宣傳勞工的熱潮，特別是以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彭湃等人為代表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迅速走上與工人階級、農民大眾相結合的道路，開始在工人、農民中傳播馬克思主義，使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長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使農民大眾迅速向中國革命主力軍轉化。
其次，中國新型知識分子開始成為中國革命和現代化主體的核心。到五四運動前夕，新型知識分子階層成為一個以生產、傳播文化產品為經濟立足點和影響社會手段的社會階層。其中陳獨秀、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先驅者們，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誌為陣地，所向披靡，成為全國傳播新文化的中心；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又是他們矚目中外，評議時政，實際成為全國反帝反封建愛國政治運動的思想指導中心。
還應指出，這個主體核心從一開始就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覺。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化先驅者們，包括梁啟超、杜亞泉、梁漱溟、學衡派諸君等在內的新文化運動非主流派代表人物，都在堅持對外開放、放手吸收外國西方先進文化時，保持了高度的主體意識，即絕非全盤照收，而是從中國社會改造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從救亡圖強的迫切需要出發，努力把西方先進學說與中國實際需要相結合，並堅持這一思想方向。
特別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從接受馬克思主義起，就認為它應“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也都實際含有任何外國理論學說都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內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由這樣的思想幼苗起步，培養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參天大樹，從而標誌中國人民開始真正努力掌握中國發展的主動權，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也是他們，從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確立共產主義信仰起，就很快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自覺按照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榜樣，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從而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工農勞動大眾中去，使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從此不斷勝利發展，並積極為人類進步和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總之無論就對內、對外而言，五四運動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為近代中國由不斷喪失國家獨立與主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下沉淪而向著實現完全的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經濟富強、社會文明的向上上升趨向的轉折點。
2019年4月，《道路與選擇》（五四運動100週年紀念版）圖書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發行。作者張德旺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政史系教授，中共黨史學科碩士點負責人，主要研究方向為五四運動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與選擇》一書以“作為現代中國歷史起點的”視角來分析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影響與作用，以大量翔實的資料全面展示五四運動的過程，客觀、全面、深入、系統地闡述五四運動對中國文化、政治、思想、社會實踐與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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