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人在海边见到了职业渔民，当地管他们叫碰海人，这些碰海人如果抓到螃蟹，一只的话肯定会把竹篓盖起来，一群的话反而不用盖了。
碰海人解释说，一只螃蟹会爬上来逃走，如果两只或者以上，不论哪只想爬上去，其他的都会伸出蟹爪把它扒拉下来。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想起了原来看过的一个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非常闭塞，距离最近的镇子还有十几里路，那里的贫穷和落后，即使现在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越穷越生，我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夭折了好几个，到了我妈，眼看养不活，就送给了别人抚养。所幸我的新外婆特别疼我妈，砸锅卖铁送她上学，那时候都流行上完初中直接考中专，我妈心气高，硬要上高中考大学，她以全校前十的分数考上高中，却只念了半年就被停学了。
那时候我妈算是村子里的“高才生”，被村小学聘为民办教师，我爸是转业军人，属于在县城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他们两人从小青梅竹马，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我爸脑子特别活络，年轻的时候收棉花，卖农药，做各种小生意，加上和我妈两人的工资，很快有了一笔小积蓄，这时候县上大力扶植养殖业，他和我妈一商量，决定要养鱼。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绝对是需要大魄力才敢做的事情，投资太大，前景未卜，再说，就算鱼养好了，在这人人习惯吃麦面的大西北，真的就能卖出去吗？
可是我爸特别看好这份副业，先后说服了我妈和我二叔，两家人共同出资承包了一处鱼塘，他负责联系专家，提供技术，经过一年的精心饲养，鱼苗终于全部成熟，卖得特别好，县城里的大饭店简直供不应求，价格也一涨再涨。
仅用一年，不但成本全部收回，还略有盈余。
经过我二叔的宣传，我爷爷和两位姑姑也激动地要求参与，五家人把几乎全部身家交给我爸，鱼塘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
大家满怀憧憬，起早贪黑地干活，眼见又到了收获期，鱼儿肥硕得令人馋涎，我们全家却在一天凌晨，遭逢了灭顶之灾。
是的，你没有想错，有人偷偷在我家鱼塘投放了大量农药。
最先发现的是每日习惯早起的爷爷，他人还没到鱼塘，就已闻到浓浓异味，大声呼喊着我二叔的名字，二叔睡在鱼塘旁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听到喊声才揉着惺忪睡眼起身，他一走出茅棚就惊呆了，刺鼻的农药味弥漫在整个鱼塘周围，水面之上满满漂浮着一层白肚皮，密密麻麻毫不夸张。
我爷爷已经跪在鱼塘边，双手颤抖着一条条捞起鱼儿，老泪纵横：“造孽啊，造孽！”
说完这句话，他就昏死在鱼塘边。
送至医院，被诊断为脑中风，爷爷在床上躺了三年，终于还是撒手人寰。
他这一辈子最后说清楚的一句话，就是“造孽啊，造孽！”
鱼塘事件令我们整个家族回复到了赤贫状态，虽然没有任何人指责，可爸爸一度自责到形销骨立，惨无人形。
后来，我妈经常告诉我，她就是从那件事之后，发誓就算拼死，也一定要远离那个赤贫而又嫉妒丛生的阶层。
是因为我见识过底层社会不为人知的封闭、狭隘、低劣和丑陋。
当一个人物质匮乏到极致，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时候，自尊和脸面就成为奢侈品，不择手段成为动物的本能。
在底层，那些社会阴暗面更为真切立体，所有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被放大无数倍，为了活着，为了获取更多生存资源，有那么多人丧失底线，人格扭曲。
贫穷到极致的人，还会出现诸多心理问题，贫穷往往与自卑相关联，而自卑一旦发酵到某种程度，便是疯狂仇富，报复社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以身试法等。
比如那方被无辜投毒的鱼塘。为什么这么拼？
但凡在外面的世界感受过文明，便回不去了。
二条是90后，下来我要转述我身边的人的故事，为什么是故事，因为我希望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好像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有可能我也不能体会当初的那种绝望，这只是个故事罢了，我只是个转述者。
因为我所要说的一切都也是十来年前的事。接下来为了方便二条会已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
Part 1
我的母亲是一位基层军官的女儿，有一弟一妹，家境不富裕却也和睦融洽。母亲出生时，姥爷在甘肃兰州参与建设某基地，于是取名肃兰。最小的小姨出生时又辗转奔赴云南，遂取名云兰。后来一家人在北京安顿下来。
姥爷通过自身努力走出农村，却从未忘记血脉相连的亲人，叔伯兄弟编出种种理由写信要钱，无不应允。要娶媳妇，要上学，要治病，要盖房子，要安排工作……姥爷一家节衣缩食，倾囊相助。等在北京住下，手头略宽，乡下亲戚更是如吸血蚂蟥，需索无度。
后来姥爷有机会调回原籍，彼时母亲舅舅小姨都已习惯北京生活，不愿回乡，乡下亲戚却一哄而上催促姥爷回乡——离得远，不方便为他们所用。
回到家乡，两套北京房，全家户口，就这么付诸东流。又过几年，姥爷由于曾经在防护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参与建设和驻守原子弹发射工程，与当年的战友们均罹患癌症。当时我母亲快二十岁，刚刚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正在恋爱。舅舅尚在少年，小姨更年幼，姥姥当年随军时从大卡车上跌下，盆骨和下肢骨折，医疗条件有限，落下了病根，无法支持繁重劳作。
按理说当年资助乡亲们读书盖房治病娶亲，此时有难，应该是好人有好报的时候了。不料当年频频登门索要财物的亲戚们，一个也不曾露脸，并谣传癌症传染，对重病的姥爷和病妻稚子视若无睹，且趁机侵占姥爷一家仅有的几亩薄田。
为让姥爷安心，也为稍稍照顾母亲和弟妹，母亲早早出嫁，如今看结婚时的照片，姥爷缠绵病榻姥姥无法脱身，娘家满村亲眷无一人相助，只有二三闺蜜，凑了薄薄一点妆奁，独自走向婚姻。
如今舅舅凭着起早贪黑的劳作，做起粮食生意，与我家互相帮扶，买了宝马盖了楼，小姨一家三口也平安幸福。村里人又开始找上门，仿佛那几年的冷漠恶毒都与他们无关。说的仍是那套话，要读书治病娶亲盖房……
姥姥冷眼瞧着，只一句话：“我们一家子要读书治病娶亲的时候，谁帮过一分半文，谁落井下石，我心里清楚。”
Part 2
再说我的父亲一家。爷爷是读过书的，写一手好字，有七个孩子，三男四女。辛勤劳作，竟也供了每个孩子读书——大儿子读到高中，和同班女生恋爱，无心考学，就草草结了婚，另两个儿子都读了大学，走出了乡村。几个姑姑也都读了高中或师范中专，在当年是不错的学历了。
我的父母亲很重教育，竭尽所能供我和弟弟读书，不让我们留在乡下。现在我在国外，弟弟在上海读大学，离乡下的根脉渐渐远了，然而偶尔不得已回乡，仍然每每让我心生抵触。
我是女孩，母亲生我时，奶奶说不值得去医院，要花好多钱。于是母亲撕心裂肺痛了三天三夜，几乎一尸两命，才进了医院。我一出生便奄奄一息，乡下亲戚七嘴八舌说快扔了，幸好父亲摸到我还有一丝心跳，于心不忍，求医生救了回来。
头胎生了女儿，日子自然不好过，母亲刚出院就要洗衣劳作，而我在厚重的被褥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那是酷暑时节，他们相信婴儿要捂着，不听医生的话。
后来东躲西藏，逃过计划生育，我有了一个弟弟。没躲过去的，被计生办捉去，七八个月成形的胎儿强行堕下来，血淋淋的已经会哭了，也像个猫儿狗儿一样弄死扔掉罢了。
命如草芥，不过如此。
我三姑在计生办工作，有一回要去捉人，捉到快足月的孕妇，对方哀哀哭求，她动了恻隐之心，放了过去，因此丢了工作。
我总记得一个场景，空旷荒野里，满天星斗，我睡眼朦胧地缩在一个山洞里，望着星星和高大的树影。一直以为是梦，后来才知道，有一回别人搜到家里，爷爷抱着我摸黑逃走，将我藏在荒郊野外的柴火垛里。那片星空，就是在那个兵荒马乱充满恐惧的夜晚，映入我一无所知的眼眸。
后来我读石壕吏，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骨肉离散，竟是写我的家史了。
而计划生育搜到我家，是有乡亲告发。平日里兄弟叔侄，叫得亲热，为了一笔微薄的奖赏，便即刻投诚。
说不出是谁对谁错。
Part 3
那间茅草屋空了，她终于死了。
我默默祈祷了几年，快点死去吧，最好在睡梦里，没有痛苦地死去。
自我记事起，爷爷家不远处就有那么一间茅草屋，土坯砌成，覆以枯草，几根朽木支着皲裂的墙壁，似乎随时会坍塌。然而那房子竟支撑了一年又一年，和住在里面的那个老妇人一样。
村里人很少与她来往，我们孩子偶尔问起，大人也都含糊其辞，随手递来一点零食玩具打发过去。
她独居，人们叫她马老娘，不知是娘家姓氏还是夫姓。我逢年过节回乡，偶尔见她从黑黢黢的屋里走出了，颤颤巍巍提一桶水，旋即又隐没在黑暗里，像一只胆怯的鼠。映着周围的热闹，更显得孤戚。我不忍心，常常口袋里塞几块点心，趁大人不注意溜进茅草屋里，陪她聊天，替她拎水穿针。
她说自己有儿子女儿，都住在邻村，也有孙子孙女，前几天女儿来看她，给她买了饮料，还给她钱。
那饮料是没有听过名字的冒牌货，她喜滋滋地拆开给我一盒，我悄悄看一眼模糊的喷码，已经过期许久了。
她羸弱不堪，却令人绝望地长寿。我眼看着她在一个个寒暑循环里枯萎下去，灰白的短发褪成银白，血肉干瘪牙齿脱落，曾经将饮料硬塞给我时尚有余力的手，已拿不起任何重物。我被家中长辈几番申饬，又在外地读书很少回乡，去她家的次数也渐稀，偶尔瞥见她枯坐在门槛里，出神望着别人家出出入入的人和大红春联。
我带去的点心和饮料，她已经吃不动了，耳聋目盲，摸索着掰一块塑料袋里的馒头，拿水泡软了，用手指捞着送进嘴里。昏暗的屋里异味弥漫，桌上有一尊蒙尘的观音，墙上贴了一张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基督教海报，金色的四个字“神爱世人”，早有蜘蛛结了网，飞蛾黏在上头，徒劳地振翅。
早点去吧，最好是在睡梦里，没有痛苦。
我默默祈祷了几年，终于实现了。
八月回乡给祖父上坟，老宅久无人居，已阶下生苔。隔墙望去，幼时攀折过的杏树梨树，桃花紫藤，仍郁郁葱葱，只是院门深锁，从此诸花开落无主了。
临走时，我瞥见那间茅草屋，掩着门，随时要倒塌的样子。隔壁的大娘见我望向池塘对面，笑道：“你小时候还去她家玩呢，今年年头里死啦。”
借着她的死，我知道了她的生平。邻村人，生于一九三零年前后，建国之前嫁人，育有子女。夫亡后再嫁至本村，继夫修水渠时又意外亡故。改嫁与克夫两个词，叫人对她避若瘟疫，遂独居至今，死于二零一八年。
八十余年，两三行字。生前无名，死后无坟。
我问：“她叫什么？”
没人知道。她生来死去，孑然一身，没有名字。
大娘催我：“你问她干啥，去看看祠堂吧，才修好！”
是听说众人捐钱新修了一座祠堂，比旧的气派得多。我爸捐款时，我说几个村里连个像样的小学幼儿园也没有，忙着修什么祠堂？
他说明知是打水漂，耐不住乡亲来找他硬要嘛。
祠堂修得确实好，高墙广院，金灿灿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几进几出，有供家谱的，供祖先牌位的，立碑刻捐款人名的，还有一堂神佛，木偶泥胎漆红髹金，香火萦绕。
“本来女孩名字不上家谱的，我多给了几个钱，你又读书好，就给刻上了。”
那碑上不错是有我的名字，像什么格外的恩典。
很大的一尊菩萨坐在上头，闭目塞听，宝相庄严。我想起一尊蒙灰的菩萨，一张结蛛网的海报，本不该出现在一间屋里的八个字：
众生皆苦，神爱世人。
记得在网上曾看过一个消息，哈佛某跨学科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心理学追踪研究：在贫穷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何种改变？
追踪过的数千例报道表明：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发生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面行为。
在2000多年前管仲就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
我不认为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也不认为贫穷本身是可耻的，但我坚信，认定自己固化最低阶层，并老死于贫穷的这种思想，是及其可耻和可怕的。
你不想要站起来，谁也扶不起你。
底层社会之所以不值得留恋，就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需要不断面临人性的拷问。
是谁说过，永远不要拷问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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