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忱即憲宗第十三子唐宣宗（810年－859年），唐朝第十八位皇帝（847年—859年在位），生於大明宮，在穆宗長慶元年（821）三月，被封為光王。會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彌留之際，把37歲的光王李怡立為皇太叔，並更名李忱，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死於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享年50歲。唐宣宗在晚唐的皇帝中也是得到較高聲譽的一位，《資治通鑑》載：“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忱勤於政事，孜孜求治。先是用極短的時間將 唐武宗時重臣 李德裕清除出 廟堂，這樣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敵 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之後，李忱大加起用重視 科舉出身的牛黨成員（李忱本人極其重視科舉），一舉消滅了為患唐朝長達半個世紀的“ 牛李黨爭”。
武宗在位時曾經在全國範圍內大舉 滅佛，李忱在位時，糾正武宗時期矯枉過正的滅佛弊端，使其得到了適當的恢復。他以犧牲政府奪取寺院經濟之利，爭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廣大民眾的支持，從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礎，對加強皇權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厚實的政治基礎，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來刷新政治。
李忱即位後，決定宰相的人選，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但下詔時，白居易已去世八個月。於是，李忱寫下《 吊白居易》，深表懷念之情。白居易不僅有文才，而且有從政之才。他在野時撰寫詩文，才華出眾；從政時頗有業績，光彩照人。皇帝為一個詩人作悼亡詩，這在古代不說絕無僅有，恐也屬鳳毛麟角。白居易當然也是官員，但李忱完全是當作詩人來描述的，足見白居易當時的詩名。
對比之下，李忱對缺乏才能的皇親國戚卻不徇私情。其舅鄭光為節度使，李忱與鄭光討論為政之道；鄭光應對鄙淺，李忱不悅，鄭光終不復任民官。
兵部侍郎蔣伸曾向李忱上言，認為官位易得，其中多有心存僥倖的人，可能止卵。李忱對其言論倍加稱歎，並再三留住他，說：“別的時間就不再能單獨與你談論政事了。”不久後，李忱就拜蔣伸為相。
李忱即位後，鑑於前朝晉升高官太濫的弊端，他對高官的人數予以嚴格控制。官員各以品級授服色，自唐高宗上元年間以後規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服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時以紫、緋為高官，所謂的賜紫賜緋即為升高官。李忱極為珍惜紫、緋，侍從官常備紫、緋二色服相隨，但有時半年未賞出一件。他授官爵的原則是，不到規定時間的不授，沒有政績的不授，換言之，也就是不以個人好感相授，不以親近相授。
李忱最重視的是地方最高長官刺史，他認為整個帝國由各個地方所拼而成，這些父母官的政績，直接關係到民心向背。他規定刺史人選被確定後，不準直接去上任，必須到京師來接受他的當面考察，以定可否。他對此的解釋是：“朕以刺史多不得其人，而為害百姓，故要一一面見，詢問其如何施政，以此瞭解其優劣，再確定是否可以任命。”
李忱雖然寬仁愛人，但用法極嚴格。尤其對於身邊的人，李忱更是嚴禁他們干預朝政。他曾說：“違犯朕的法律，即使是我的子弟，一樣不寬赦。”
《 資治通鑑》及《 唐語林》記載了李忱用法嚴格的兩件故事：
李忱在位時的優人祝漢貞，以滑稽著稱，反應敏捷，能當場應景出語，且詼諧無比。李忱認為他能為自己解悶，很是寵信。有一日，祝漢貞說著說著，觸及了政事。李忱立即板了臉，說：“朕養著你是為了娛樂，你怎麼能干預朝政呢？”從此便疏遠了他，並在其子貪贓事發後，杖死其子，將他處以流放。
還有一個樂工名字叫羅程，彈得一手好琵琶，也極得李忱寵愛。羅程倚恃寵，竟然因小事殺人，被關進大牢。樂工們為他求情，說他有絕藝，可為李忱遊宴助興，要求赦免他。可李忱卻說：“你們憐惜的是他的才藝，而我憐惜的是祖宗的法度啊。”下令將羅程給杖殺了。
善於納諫，是李忱有別於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個重要特徵。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華清宮去放鬆一下，諫官紛紛上諫，諫得極為激烈，他便取消了行程。
他納諫的程度，僅次於 唐太宗，不論是諫官論事，還是門下省的 封駁（將君主不合適的詔令退回），他大多能夠順從。此外，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議，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議，必洗手焚香再閱讀。
唐太宗納諫，得了魏徵；李忱納諫，得了魏徵的五世孫魏謨。魏謨是唐文宗讀《 貞觀政要》後，思慕魏徵，而在魏徵後裔中找來的。魏謨入仕後，再現了魏徵直言極諫之風。李忱登位後，遂拜魏謨為宰相。其他宰相進諫，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諫，獨他開門見山，無所忌諱。李忱常嘆：“魏謨有他祖輩（魏徵）的風範，朕心極重他。”
李忱臨朝，對待群臣如待賓客，從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嚴不可仰視。奏畢，他臉上放出微笑，讓群臣閒語，或問裡坊瑣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經一刻時辰，復嚴肅地告誡群臣：“卿等好自為之，朕常擔心卿等負朕，日後難以相見！”說罷，起身回宮。大中年間最得聖眷的宰相 令狐綯就曾說過：“我秉政十年，皇上對我非常信任，但是在 延英殿奏事時，沒有一次不是汗流浹背。” 但是李忱極度禮遇大臣，施之以情待之以禮，非常的恭敬，如此一來，恩威並重，以威權駕馭大臣，被稱之為智術治國。
李忱還極度平易近人，宮中一些低下的雜役，只要李忱見過一面就能記住對方的長相和名字以及所負責的工作，從來沒有弄錯過，這些宮人如果生病，李忱還會派御醫去為其診治，甚至還會親自前往探視病情和賞賜物品，這在歷代君王中可以說是極其罕見的。
李忱不但記性好，且心極細。度支部門上報汙損的布帛，奏表中將“漬”誤寫成了“清”，主管官以為李忱不會注意，胡亂報了上去。豈知李忱一眼看破，處罰了與此事相關者。
經常外出遊獵的李忱，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深入民間、瞭解民情，並且實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但是天下之大，李忱不可能全部走遍，為此他特意想了個辦法，秘令翰林學士 韋澳將天下各州的風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編為一冊，專門供他閱覽。李忱將其命名為《處分語》，此事除了韋澳之外無人知曉。不久，鄧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後忍不住對韋澳說：“皇上對本州事務瞭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驚歎啊！”韋澳詢問後，得知李忱掌握的資料正是出自《處分語》。
為解決宦官問題，他以論詩為名，召翰林學士韋澳入內，屏退左右侍從，問：“近日外面輿論，對宦官的權勢有何說法？” 韋澳答道：“陛下威斷，宦官已大有收斂。”
儘管大動作無法實施，但李忱還是盡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內園使李敬實氣焰囂張，遇到宰相 鄭朗不下馬，李忱立即剝了李敬實的官服，配給 南衙當賤役。
李忱又規定，凡是 節度使有罪， 監軍（由宦官充任）連坐。宦官問題雖終未能全盤解決，然李忱在整頓吏治上下了大功夫，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且贏得了民眾的頌揚。
按舊例：每次罷免左護軍時，繼任者從右軍挑選；罷免右護軍時，則從左軍挑選；以此來防微杜漸。李忱在位時，以法馭下，每次罷免左、右護軍，常從本軍中挑選繼任者，眾人都無法窺測他的想法。
大中元年（847年）五月，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深入，大破北部諸山奚，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捷京師。 這是繼會昌時期大破 回鶻汗國以後又一次對北方遊牧民族取得的軍事勝利，至此以後，北方再無大的軍事威脅，得到了徹底的平定。
李儉在《清河張公神道碑銘》對這次戰爭記載：“破獯鬻之眾，帳盈七千；拓鮮卑之疆，地開千里。萬狄稽顙，百蠻投誠”，描述了大中年間對北狄戰爭所取得的勝利。
安史之亂使唐朝國勢漸趨衰落，邊防力量虛弱，於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諸州。從乾元元年（758年）至大曆十一年（776年），廓州、 涼州、蘭州、 瓜州等地相繼陷落。沙州軍民同吐蕃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大中（847年—859年）初年，唐朝乘機收復了陷於吐蕃的三州（原州、樂州、 秦州）和七關（石門、驛藏、木峽、特勝、六盤、石峽和 蕭關）。極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統治的鬥爭。
不久，吐蕃尚恐熱率五千騎兵來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不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極大憤慨，而且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圖之”。
原陷於吐蕃的沙州首領 張議潮，暗中結交豪俊，密謀歸唐。大中二年（848年），張議潮見時機成熟，遂發動起義，“眾擐甲噪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張議潮等率眾驅逐了吐蕃守將，光復了 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師告捷。當時，涼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東道受阻，張議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東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因天德軍“ 防禦使李丕以聞”。接著，張議潮又“繕 甲兵，耕且戰”，又先後收復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肅州、蘭州、 鄯州、 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復派其兄張議潭和州人 李明達、李明振，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並獻瓜、沙等十一州圖籍。至此，除涼州而外，陷於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區復歸唐朝。
李忱特下詔，大力褒獎張議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勳。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張議潮為沙州防禦使，拜李明達為河西節度衙推兼 監察御史，李明振為涼州司馬檢校 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吳安正等亦授官 武衛有差。十一月，唐朝令於沙州置歸義軍，統領沙、甘、肅、鄯、伊、西、河、蘭、岷、廓十一州，任命張議潮為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檢校禮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特進， 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
河西歸唐後，李忱興奮地說：“憲宗常有志收復河、迫地區，然忙於中原用兵，事遂未成。朕竟其遺志，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靈！”
大中年間， 安南（今越南河內）屢有軍亂，遭南詔侵擾。 李忱以康王傅 王式授安南都護、經略使。王式到任後，選練士卒，修築城池，加強防守。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多不法，王式藉故杖責，黜於邊遠之地。不久，南詔大舉入犯，王式沉著遣翻譯喻責，迫其退兵。七月，安南惡民作亂，欲逐王式，王式披甲率兵登城，責亂者；次日，發兵將其擒斬。洞蠻杜氏家族自齊、梁以來驕蹇難制，王式設計離間其眾，其酋長杜守誠敗死。安南飢亂數年，軍中無犒賞，六年無上供，王式自此賞士、上供，一方安定。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 真臘（今柬埔寨、泰國等地）皆通使修好。
自武宗發兵討伐党項，連年無功，而饋餉不已。党項仍為邊患。李忱得悉党項騷擾系由邊將侵掠其羊馬，妄行誅殺，使党項不勝憤怒，故起兵反抗。大中五年（851年）春，李忱以右諫議大夫 李福為夏綏（今內蒙 白城子）節度使，自後選用儒臣以代邊將之貪暴者，安撫党項百姓。由此党項遂安。
當時，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定，宣宗頗厭用兵。大中五年（851年）春，宰相 崔鉉建議遣大臣鎮撫。三月，李忱命 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及南北兩路供軍使兼 邠寧（今陝西彬縣） 節度使。四月，敏中以左 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其行軍司馬， 知制誥 蔣伸為節度副使，率軍赴 寧州（今甘肅寧縣）。十日， 定遠城（今寧夏平羅南）使史元擊破平夏党項於三交谷（ 夏州境內，今內蒙與陝西靖邊交界地區）。白敏中奏稱平夏党項平定。八月，白敏中奏稱南山党項請降。當時用兵年久，李忱因國用不足，便下詔赦免南山党項，使其安於本業。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李忱任命 戶部侍郎 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太和（827年—835年）以來，每年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沿途吏卒侵盜，以及沉沒，運達渭倉（今陝西潼關北）的還不到二十萬斛。裴休得知其弊端，就任後，立漕法十條，派官員整治漕運，每年運米至渭倉一百二十萬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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