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农业竞争力偏弱, 农业发展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引入“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 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理论基础, 解析了中国农业发展特征、影响因素与兴旺路径。结果表明: (1) 农业乡村已由特别强调农产品生产与社会稳定, 转向兼顾产品供应、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属性, 支撑了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 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理论选项。 (3)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 间接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要强于农民群体, 同时还面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等瓶颈问题。 (4) 考虑农业的多功能属性与现实问题, 建议切实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 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 建立农业要素功能显化增殖机制与“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 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 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
1 引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村数量多而分布广[1]。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至2017年的58.5%,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减少至27.0%,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7.7%减少至7.9%。农民居住城市化、就业非农化、生计多样化, 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 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广阔空间, 同时, 也带来了生产要素非农化、村庄主体老弱化、农村空心化、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农业产业的吸引力大幅降低, 农民生计日益脱离农村, 乡村发展呈现落后凋敝景象, 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强国蓝图的关键短板[1,2,3,4,5]。在农村人地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农业是否依然是基础产业, 农业如何实现振兴, 这些问题直接关乎产业兴旺乃至乡村振兴。
大量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农业发展状态与发展路径。从四化发展视角看,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6,7], 促进了农村要素重组和空间重构, 推动了农业地域功能的转型与转变[8], 但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且呈现加剧趋势, 阻碍了“四化”综合水平的提高[9,10]。从国际经验与发展阶段看, 尽管农业产值份额越来越低, 但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地位[11,12,13]。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化为结构性矛盾, 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备受关注, 亟待发展高值高效、生态安全、特色与多功能农业[14,15,16,17], 采取竞争性农业发展战略[18]和质效导向型农业政策[19,20,21]。从典型案例研究结果看,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与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弱势地位, 中国农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阻力, 且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偏高[22,23], 需要通过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机制, 以及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创设新型业态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11,24]。这些研究丰富了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认知, 在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背景下, 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更好地发挥农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与新农村建设相比, 乡村振兴战略用产业兴旺替代了生产发展, 更加突出结果导向, 强调产业发展效益与竞争力。为此, 首次提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要求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 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 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干部、要素、资金等生产要素能否如愿由非农产业流向农业, 由城市转向乡村, 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农业发展依托于特定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在全国上下均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 本文尝试引入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 理论分析中国农业地位、农业功能与农业发展, 进而解析中国农业发展特征、影响因素与具体发展路径, 从多功能农业与乡村视角, 尝试回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与政策调控途径, 切合中央通过要素优化配置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 可为指导推进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兴旺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认知
2.1 农业地位
“民以食为天”, 朴素的语句形象地描绘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从经济学视角看, 农业剩余是社会分工的基本前提, 农业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扩张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以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定理为代表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均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一产业产值比例、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均趋于下降, 各国农业发展历程, 也基本遵循这一变化规律[25]。农业份额随国民经济发展而降低, 成为部分公众乃至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判定农业地位下降、农业不再重要的主要逻辑依据。需要解释的是, 第一产业地位下降, 主要归因于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是一种相比于非农产业的相对下降, 且侧重于经济领域而较少涉及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农业所承载的农产品生产、农民就业、原料供应、生态保护等诸多功能, 仍在彰显农业的基础价值。即便从经济领域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理论与经验均证实了农业具有基础地位, 应以农业的充分发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13,26,27]。
2.2 农业功能
乡村作为一个空间地域系统, 最早作为农产品生产区域而客观存在。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农业被赋予支撑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 承担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与资金 (包括外汇) 等诸多贡献[28], 抑或进一步归纳为产品、市场、要素与外汇功能[29]。随着行为主体由传统的“经济人理性”向“社会转向”、“文化转向”, 乡村地域从纯粹的地理空间向复合的物质流、空间流演变, 由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向文化、社会、农业生产等综合空间演绎, 农业发展范式也经历了生产主义农业、后生产主义农业到多功能农业的转变过程, 其中, 多功能农业是对传统发展范式忽视乡村空间差异、利益相关者诉求与基层农民利益的一种修正, 农业承担食物和纤维生产、可再生资源管理、生态服务、文化传承、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30,31,32,33,34,35]。由此, 即便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 农业用于农产品消费、工业原料以及文化传承、社会稳定、自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功能仍愈发显著[13,32]。
2.3 农业发展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 农业本质上仍是一种产业, 在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下, 依赖于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表现出相应的产业部门结构、进而实现相应的功能产出。在要素层面, 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 既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 也包括技术、创新、制度等现代生产要素;在结构层面, 主要指农业生产结构、经营结构、产业结构;在功能层面, 既包括农业直接产出, 即农产品, 同时, 也包括工业原料、社会稳定、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这些功能, 有些具有相对清晰的市场边界, 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优化配置, 比如工业原料;有些功能, 则表现出明显的外部性, 存在市场失灵, 需要通过政府加以调控, 比如, 生态涵养、社会稳定。由此,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 成为经济学指导农业发展的主要选项 (图1) 。
从地理学视角看, 农业发展依托于特定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农业发展同样包括要素、结构、功能三个层次, 一方面, 发展是地区产出的增加过程, 这依赖于生产要素存量增加、要素配置结构优化与要素使用效率提升, 与经济学本质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切入, 可以更综合、更形象地描绘农业的发展机理, 即在特定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市场因素与政府调控作用 (压力) 下, 各地农村着眼于区域、城乡、产业等多重维度, 立足区域比较优势与要素边际报酬规律寻求自身的功能定位, 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存量、结构与效率的相应变化 (状态) , 经由资源整合、环境优化与效率提升, 决定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种养结构调整、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城镇化等方面的响应速度与幅度, 进而影响乡村地域功能演进与农业发展 (图1) 。由此, 除了经济学的政策选项外, 地理学更加强调“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协调耦合, 强调区域分工、城乡统筹与综合发展。
图1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农业发展机理Fig.1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element-structure-function
3 研究分析
3.1 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农业生产能力持续改善, 主要农畜产品大幅增产, 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农业为国民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具体来看, 不同种类的农业功能呈现并不一致的变化趋势 (图2) : (1) 1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衡量的就业保障 (/社会稳定) 功能,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表明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 农民生计日益脱离农业与农村, 即便如此, 2016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达27.7%, 超过2亿劳动力以农为业, 农业仍是农户生计的重要来源。以农业纯收入占比衡量的生计来源, 2012年农业纯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26.6%, 同样可以验证农业对于农户生计的重要作用。以农业比较效益衡量的体面职业指标,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意味着单位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产值明显少于单位非农劳动力创造的非农产值, 直接影响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 最终导致了农业与农村的相对衰落。以上三项功能, 与农民直接相关, 基本上都呈现弱化趋势。 (2) 以人均粮食产量指标衡量的产品贡献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以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进口比衡量的外汇贡献大致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过程, 以城镇化率衡量的要素贡献, 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日益向非农产业与城市地域转移。这些指标, 加上难以直接测度的文化传承、自然和环境保护等功能, 主要反映农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作用, 基本上都呈现增加趋势。由此, 可以发现, 一方面, 农业功能对于不同主体呈现非对称性变化, 间接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明显强于以农为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 即本地农民群体;另一方面,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同时关乎农民增收与农业竞争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是影响农民获得感、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3.2 影响因素
农业发展、产业兴旺, 均要求较高的产出效率。从全球来看, 中国的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相比其他的产出效率指标, 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兼顾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务农者收入水平, 可以反映“人”、“地”、“业”中最为能动的“人”、“业”两要素, 因此, 可以选取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农业发展、产业兴旺的表征指标。进一步地, 考虑到农业是一种产业, 依赖于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 表现出特定的产业部门结构, 实现相应的功能产出, 可以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与部门结构特征, 来挖掘农业发展产出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 (表1, 见第637页) 。综合研究的典型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取1961—2013年全球农业规模相对较大的32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2, 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检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藉此推断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途径。可以发现, 在生产要素层面, 人地关系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中仍具有基础地位, 农业劳动力剩余程度、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机械化水平、生物化投入等传统生产要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持续降低甚至不再显著;在产业结构层面, 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产品加工化程度、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相对生产效率均密切相关, 表明有助于提高农业附加值的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多功能拓展, 对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竞争力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36]。
图2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主要功能的变化趋势Fig.2 Trends of the main functions of China's agriculture since 1978
表1 模型变量及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Tab.1 Model variables and it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注:各变量下标中, 1961年、2013年分别代表相应年份;“—”表示不存在相关数据;**、*分别表示在0.01、0.05水平下统计显著 (双尾) 。
3.3 发展路径
综合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 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接近30%、小农人多面广的宏观背景下, 当前的政策重点, 需要继续推进城镇化, 促进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 进而为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 同时需要立足小农为基础的基本国情, 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一揽子政策措施, 补足农业发展短板, 提高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水平;需要切实改变传统的过于注重高产增产、相对忽视增收增效的发展模式, 根据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的多种功能, 将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农业的附加价值, 增强中国农业竞争力。
以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所列的主要关键词为例 (表2) , 中央政策大致可以按要素、结构、功能与体制机制划分为四大类, 其中, 农业多功能、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治理、小农与现代农业连接等衍生功能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科技创新推广、资金投入、劳动力培训与转移、销售与流通、体制机制等工作, 绝大部分年份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提及, 意味着这些领域的重要性、瓶颈性, 同时也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需要反思如何真正通过市场规律来切实推进农业与农村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将持续加大。为了根本解决农业发展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有效推进农业多功能、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治理、小农与现代农业连接等相关工作: (1) 3在发展理念方面, 宜借国家机构改革契机, 突出大农业观念, 强调多功能农业与乡村发展, 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 (2) 在空间布局方面, 宜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城镇化发展需求, 宜农则农、宜特则特, 因地制宜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非农产业, 推动产镇融合、产村融合、三产融合, 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 (3) 在发展途径方面, 宜根据市场规律建立健全“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政策体系, 在产业、就业、创业等渠道同时着力, 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单向流动转向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发展适应城乡居民新需求、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新产业新业态, 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 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4) 在体制机制方面, 宜落实农业功能区划制度, 科学测算农业乡村的多功能价值, 出台农业产业投资负面清单, 显化农业乡村所承载的生产、生态、文化、休闲、就业等诸多功能, 实现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主体目标与成本效益之间的协调耦合[13]。 (5) 在政府管理方面, 宜制定协调的、综合的部门与地区政策, 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 提高农业支持效率 (图3) 。
表2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关键词Tab.2 Key words of the‘No.1 Document’since 2004
注:根据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整理, 其中“√”指一级、二级标题中直接体现, “○”指文本中重点提及, “—”表示未直接提及或较少提及。
4 结论与讨论
(1) 农业发展依托于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表现出相应的产业部门结构、进而实现相应的功能产出。作为集农产品生产、社会稳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主体发展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的一部分, 农业乡村的功能已由特别强调农产品生产与农民社会稳定, 转向兼顾产品供应、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等多重功能。农业乡村的多功能属性, 意味着尽管农业份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下降, 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意味着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空间。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 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 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 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 是推动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主要理论选项。
图3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农业发展途径Fig.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element-structure-function
(2) 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粮食连年增产、农民增收、支撑工业化与城镇化等显著成效, 同时, 也存在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明显强于以农为业的本地农民群体、关键性农业瓶颈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等主要问题。其中, 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尤为影响农民的获得感, 制约农业的竞争力。在要素层面, 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在快速城镇化视域里继续有序推进农民进城落户, 共享城镇发展效益, 同时, 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村电商等手段来撬动小农发展, 引入农村最为稀缺、效果又最为显著的资本、技术、市场渠道等宝贵资源;在结构层面, 需要推动中国农村产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 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与三产融合, 迎合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生态农产品与优美生态服务的需求;在功能层面, 宜落实农业功能区划制度, 科学测算农业乡村的多功能价值, 显化农业乡村所承载的生产、生态、文化、休闲、就业等诸多功能, 实现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主体目标与成本效益之间的协调耦合;在制度层面, 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 按照市场规律搭建“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机制, 推进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
(3) 当前, 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解读了农业发展机理与中国农业发展瓶颈, 对于各地诊断农业发展问题、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具体介入手段可根据研究尺度与区域实际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农业功能的公共产品属性, 意味着需要产业、规划、政策等多方面的全面跟进, 值得深入关注与具体探索。
基金：全球乡村计划-中国乡村振兴研究(GRP-CRV)；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71115,41871109)； 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ASTIP-IAED-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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