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農業競爭力偏弱, 農業發展關乎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本文引入“要素-結構-功能”分析框架, 探討了鄉村振興背景下中國農業發展與產業興旺的理論基礎, 解析了中國農業發展特徵、影響因素與興旺路徑。結果表明: (1) 農業鄉村已由特別強調農產品生產與社會穩定, 轉向兼顧產品供應、社會穩定、文化傳承、生態涵養等諸多功能。農業的多功能屬性, 支撐了中國農業的基礎地位與廣闊的發展空間。 (2) 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產品差異化以提高農業附加值、加強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場失靈、促進“人”“地”“業”協調耦合, 是推動農業發展的主要理論選項。 (3) 中國農業發展過程中, 間接利益相關者的獲得感要強於農民群體, 同時還面臨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偏低等瓶頸問題。 (4) 考慮農業的多功能屬性與現實問題, 建議切實推動中國農業發展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增效, 促進產鎮融合、產村融合, 建立農業要素功能顯化增殖機制與“進得來、留得住、能受益”的生產要素配置機制, 提高農業支持政策的針對性、協同性與聯動性, 推動中國農業發展與產業興旺。
1 引言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 農業曾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農村數量多而分佈廣[1]。經歷40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的農業與農村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口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長至2017年的58.5%, 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由70.5%減少至27.0%, 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由27.7%減少至7.9%。農民居住城市化、就業非農化、生計多樣化, 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 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提供了廣闊空間, 同時, 也帶來了生產要素非農化、村莊主體老弱化、農村空心化、生態環境惡化等諸多問題。農業產業的吸引力大幅降低, 農民生計日益脫離農村, 鄉村發展呈現落後凋敝景象, 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與現代化強國藍圖的關鍵短板[1,2,3,4,5]。在農村人地關係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 農業是否依然是基礎產業, 農業如何實現振興, 這些問題直接關乎產業興旺乃至鄉村振興。
大量研究分析了中國的農業發展狀態與發展路徑。從四化發展視角看, 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提升了農業現代化水平[6,7], 促進了農村要素重組和空間重構, 推動了農業地域功能的轉型與轉變[8], 但農業現代化相對滯後且呈現加劇趨勢, 阻礙了“四化”綜合水平的提高[9,10]。從國際經驗與發展階段看, 儘管農業產值份額越來越低, 但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 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戰略地位[11,12,13]。中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總量不足轉變化為結構性矛盾, 農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備受關注, 亟待發展高值高效、生態安全、特色與多功能農業[14,15,16,17], 採取競爭性農業發展戰略[18]和質效導向型農業政策[19,20,21]。從典型案例研究結果看, 由於農業的弱質性與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弱勢地位, 中國農業轉型升級面臨較大阻力, 且對政府的依賴程度偏高[22,23], 需要通過完善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供給機制, 以及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創設新型業態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落實鄉村振興發展戰略[11,24]。這些研究豐富了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認知, 在全國上下正在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農業經濟份額持續下降的背景下, 分析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業發展狀態與產業興旺途徑, 有助於進一步理解中國農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更好地發揮農業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積極作用。
與新農村建設相比, 鄉村振興戰略用產業興旺替代了生產發展, 更加突出結果導向, 強調產業發展效益與競爭力。為此, 首次提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要求在幹部配備上優先考慮, 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 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 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 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幹部、要素、資金等生產要素能否如願由非農產業流向農業, 由城市轉向鄉村, 關乎鄉村振興戰略目標能否順利實現。農業發展依託於特定的人地關係地域系統, 是由若干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在全國上下均在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背景下, 本文嘗試引入要素-結構-功能分析框架, 理論分析中國農業地位、農業功能與農業發展, 進而解析中國農業發展特徵、影響因素與具體發展路徑, 從多功能農業與鄉村視角, 嘗試回答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具有的地位與政策調控途徑, 切合中央通過要素優化配置來實現鄉村振興的發展思路, 可為指導推進鄉村振興尤其是產業興旺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2 理論認知
2.1 農業地位
“民以食為天”, 樸素的語句形象地描繪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從經濟學視角看, 農業剩餘是社會分工的基本前提, 農業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擴張和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條件。以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庫茲涅茨定理為代表的產業結構演變規律, 均指出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一產業產值比例、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均趨於下降, 各國農業發展歷程, 也基本遵循這一變化規律[25]。農業份額隨國民經濟發展而降低, 成為部分公眾乃至政策制定者與研究者判定農業地位下降、農業不再重要的主要邏輯依據。需要解釋的是, 第一產業地位下降, 主要歸因於農產品缺乏需求彈性、農業生產技術進步和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 是一種相比於非農產業的相對下降, 且側重於經濟領域而較少涉及社會、生態等其他領域。農業所承載的農產品生產、農民就業、原料供應、生態保護等諸多功能, 仍在彰顯農業的基礎價值。即便從經濟領域看, 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系列的理論與經驗均證實了農業具有基礎地位, 應以農業的充分發展來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13,26,27]。
2.2 農業功能
鄉村作為一個空間地域系統, 最早作為農產品生產區域而客觀存在。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 農業被賦予支撐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 承擔糧食、原材料、勞動力、市場與資金 (包括外匯) 等諸多貢獻[28], 抑或進一步歸納為產品、市場、要素與外匯功能[29]。隨著行為主體由傳統的“經濟人理性”向“社會轉向”、“文化轉向”, 鄉村地域從純粹的地理空間向複合的物質流、空間流演變, 由農業生產功能主導向文化、社會、農業生產等綜合空間演繹, 農業發展範式也經歷了生產主義農業、後生產主義農業到多功能農業的轉變過程, 其中, 多功能農業是對傳統發展範式忽視鄉村空間差異、利益相關者訴求與基層農民利益的一種修正, 農業承擔食物和纖維生產、可再生資源管理、生態服務、文化傳承、生物多樣性等諸多功能[30,31,32,33,34,35]。由此, 即便農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重在下降, 農業用於農產品消費、工業原料以及文化傳承、社會穩定、自然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功能仍愈發顯著[13,32]。
2.3 農業發展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 農業本質上仍是一種產業, 在特定的自然地理與社會經濟環境下, 依賴於一定的生產要素投入、表現出相應的產業部門結構、進而實現相應的功能產出。在要素層面, 生產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農業與非農產業、城市與鄉村之間流動, 既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 也包括技術、創新、制度等現代生產要素;在結構層面, 主要指農業生產結構、經營結構、產業結構;在功能層面, 既包括農業直接產出, 即農產品, 同時, 也包括工業原料、社會穩定、生態涵養等諸多功能。這些功能, 有些具有相對清晰的市場邊界, 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優化配置, 比如工業原料;有些功能, 則表現出明顯的外部性, 存在市場失靈, 需要通過政府加以調控, 比如, 生態涵養、社會穩定。由此, 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產品差異化以提高農業附加值、加強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場失靈, 成為經濟學指導農業發展的主要選項 (圖1) 。
從地理學視角看, 農業發展依託於特定的人地關係地域系統, 是由若干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農業發展同樣包括要素、結構、功能三個層次, 一方面, 發展是地區產出的增加過程, 這依賴於生產要素存量增加、要素配置結構優化與要素使用效率提升, 與經濟學本質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 從人地關係地域系統切入, 可以更綜合、更形象地描繪農業的發展機理, 即在特定的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市場因素與政府調控作用 (壓力) 下, 各地農村著眼於區域、城鄉、產業等多重維度, 立足區域比較優勢與要素邊際報酬規律尋求自身的功能定位, 推動農業生產要素存量、結構與效率的相應變化 (狀態) , 經由資源整合、環境優化與效率提升, 決定各地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業種養結構調整、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村城鎮化等方面的響應速度與幅度, 進而影響鄉村地域功能演進與農業發展 (圖1) 。由此, 除了經濟學的政策選項外, 地理學更加強調“人口”、“土地”、“產業”等要素的協調耦合, 強調區域分工、城鄉統籌與綜合發展。
圖1 基於要素-結構-功能的農業發展機理Fig.1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element-structure-function
3 研究分析
3.1 發展特徵
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 農業生產能力持續改善, 主要農畜產品大幅增產, 農民收入穩定增加, 農業為國民經濟與城鎮化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具體來看, 不同種類的農業功能呈現並不一致的變化趨勢 (圖2) : (1) 1以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衡量的就業保障 (/社會穩定) 功能, 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表明快速城鎮化與工業化背景下, 農民生計日益脫離農業與農村, 即便如此, 2016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仍達27.7%, 超過2億勞動力以農為業, 農業仍是農戶生計的重要來源。以農業純收入佔比衡量的生計來源, 2012年農業純收入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達26.6%, 同樣可以驗證農業對於農戶生計的重要作用。以農業比較效益衡量的體面職業指標, 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意味著單位農業勞動力創造的農業產值明顯少於單位非農勞動力創造的非農產值, 直接影響農民的相對收入水平, 最終導致了農業與農村的相對衰落。以上三項功能, 與農民直接相關, 基本上都呈現弱化趨勢。 (2) 以人均糧食產量指標衡量的產品貢獻呈現持續增長趨勢, 以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動物出口進口比衡量的外匯貢獻大致經歷了先增加後減少的變化過程, 以城鎮化率衡量的要素貢獻, 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農業生產要素日益向非農產業與城市地域轉移。這些指標, 加上難以直接測度的文化傳承、自然和環境保護等功能, 主要反映農業對利益相關者的貢獻作用, 基本上都呈現增加趨勢。由此, 可以發現, 一方面, 農業功能對於不同主體呈現非對稱性變化, 間接利益相關者的獲得感明顯強於以農為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 即本地農民群體;另一方面, 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同時關乎農民增收與農業競爭力, 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 是影響農民獲得感、制約農業發展的關鍵瓶頸。
3.2 影響因素
農業發展、產業興旺, 均要求較高的產出效率。從全球來看, 中國的土地生產率較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相比其他的產出效率指標, 農業勞動生產率可以兼顧農業產業競爭力與務農者收入水平, 可以反映“人”、“地”、“業”中最為能動的“人”、“業”兩要素, 因此, 可以選取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農業發展、產業興旺的表徵指標。進一步地, 考慮到農業是一種產業, 依賴於一定的生產要素投入, 表現出特定的產業部門結構, 實現相應的功能產出, 可以從農業生產要素配置與部門結構特徵, 來挖掘農業發展產出存在差異的內在原因 (表1, 見第637頁) 。綜合研究的典型性與數據的可獲得性, 選取1961—2013年全球農業規模相對較大的32個國家作為研究樣本2, 利用Pearson相關係數來檢驗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關係, 藉此推斷農業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途徑。可以發現, 在生產要素層面, 人地關係在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中仍具有基礎地位, 農業勞動力剩餘程度、農業勞動力投入強度均表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 土地資源稟賦、農業機械化水平、生物化投入等傳統生產要素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則持續降低甚至不再顯著;在產業結構層面, 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農產品加工化程度、農業產業結構、農業相對生產效率均密切相關, 表明有助於提高農業附加值的農產品深加工、農業多功能拓展, 對農業發展尤其是農業競爭力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36]。
圖2 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主要功能的變化趨勢Fig.2 Trends of the main functions of China's agriculture since 1978
表1 模型變量及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結果Tab.1 Model variables and it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注:各變量下標中, 1961年、2013年分別代表相應年份;“—”表示不存在相關數據;**、*分別表示在0.01、0.05水平下統計顯著 (雙尾) 。
3.3 發展路徑
綜合發展現狀與影響因素, 在中國農業勞動力佔比仍接近30%、小農人多面廣的宏觀背景下, 當前的政策重點, 需要繼續推進城鎮化, 促進農業勞動力順利轉移就業, 進而為土地適度規模化經營、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創造條件, 同時需要立足小農為基礎的基本國情, 通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強農業勞動力培訓、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等一攬子政策措施, 補足農業發展短板, 提高以小農為基礎的農業發展水平;需要切實改變傳統的過於注重高產增產、相對忽視增收增效的發展模式, 根據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大力推動農業生產結構調整, 充分挖掘農業農村的多種功能, 將有利於更好地提高農業的附加價值, 增強中國農業競爭力。
以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所列的主要關鍵詞為例 (表2) , 中央政策大致可以按要素、結構、功能與體制機制劃分為四大類, 其中, 農業多功能、農業綠色發展、鄉村治理、小農與現代農業連接等衍生功能近年來日益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科技創新推廣、資金投入、勞動力培訓與轉移、銷售與流通、體制機制等工作, 絕大部分年份的中央“一號文件”均有提及, 意味著這些領域的重要性、瓶頸性, 同時也意味著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與艱鉅性, 需要反思如何真正通過市場規律來切實推進農業與農村發展。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 國家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力度將持續加大。為了根本解決農業發展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 有效推進農業多功能、農業綠色發展、鄉村治理、小農與現代農業連接等相關工作: (1) 3在發展理念方面, 宜借國家機構改革契機, 突出大農業觀念, 強調多功能農業與鄉村發展, 推動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增效。 (2) 在空間佈局方面, 宜立足資源稟賦、區位條件與城鎮化發展需求, 宜農則農、宜特則特, 因地制宜發展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產品加工、流通等非農產業, 推動產鎮融合、產村融合、三產融合, 促進“人”、“地”、“業”協調耦合。 (3) 在發展途徑方面, 宜根據市場規律建立健全“進得來、留得住、能受益”的政策體系, 在產業、就業、創業等渠道同時著力, 推動城鄉生產要素由農業向非農產業單向流動轉向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 鼓勵社會資本有序發展適應城鄉居民新需求、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的新產業新業態, 推動農業產業接二連三, 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4) 在體制機制方面, 宜落實農業功能區劃制度, 科學測算農業鄉村的多功能價值, 出臺農業產業投資負面清單, 顯化農業鄉村所承載的生產、生態、文化、休閒、就業等諸多功能, 實現政府、企業、農民等不同主體目標與成本效益之間的協調耦合[13]。 (5) 在政府管理方面, 宜制定協調的、綜合的部門與地區政策, 根本上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 加強政策的針對性、協同性與聯動性, 提高農業支持效率 (圖3) 。
表2 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關鍵詞Tab.2 Key words of the‘No.1 Document’since 2004
注:根據歷年中央“一號文件”整理, 其中“√”指一級、二級標題中直接體現, “○”指文本中重點提及, “—”表示未直接提及或較少提及。
4 結論與討論
(1) 農業發展依託於一定的生產要素投入、表現出相應的產業部門結構、進而實現相應的功能產出。作為集農產品生產、社會穩定、生態涵養、文化傳承、主體發展等多重功能於一體的鄉村的一部分, 農業鄉村的功能已由特別強調農產品生產與農民社會穩定, 轉向兼顧產品供應、社會穩定、文化傳承、生態涵養等多重功能。農業鄉村的多功能屬性, 意味著儘管農業份額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趨於下降, 農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 意味著農業發展與產業興旺的市場潛力和廣闊空間。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分工, 通過產品差異化以提高農業附加值, 加強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場失靈, 促進“人”、“地”、“業”協調耦合, 是推動農業發展與產業興旺的主要理論選項。
圖3 基於要素-結構-功能的農業發展途徑Fig.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element-structure-function
(2) 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糧食連年增產、農民增收、支撐工業化與城鎮化等顯著成效, 同時, 也存在利益相關者的獲得感明顯強於以農為業的本地農民群體、關鍵性農業瓶頸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等主要問題。其中, 偏低的農業勞動生產效率, 尤為影響農民的獲得感, 制約農業的競爭力。在要素層面, 需要遵循市場規律, 在快速城鎮化視域裡繼續有序推進農民進城落戶, 共享城鎮發展效益, 同時, 通過支持龍頭企業、發展農村電商等手段來撬動小農發展, 引入農村最為稀缺、效果又最為顯著的資本、技術、市場渠道等寶貴資源;在結構層面, 需要推動中國農村產業發展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增效, 促進產鎮融合、產村融合與三產融合, 迎合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生態農產品與優美生態服務的需求;在功能層面, 宜落實農業功能區劃制度, 科學測算農業鄉村的多功能價值, 顯化農業鄉村所承載的生產、生態、文化、休閒、就業等諸多功能, 實現政府、企業、農民等不同主體目標與成本效益之間的協調耦合;在制度層面, 迫切需要進一步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協同性與聯動性, 按照市場規律搭建“進得來、留得住、能受益”的生產要素流動與配置機制, 推進中國農業發展與產業興旺。
(3) 當前, 全國上下正在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本文從要素-結構-功能視角解讀了農業發展機理與中國農業發展瓶頸, 對於各地診斷農業發展問題、研究制定鄉村振興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具體介入手段可根據研究尺度與區域實際做進一步的細化分析。農業功能的公共產品屬性, 意味著需要產業、規劃、政策等多方面的全面跟進, 值得深入關注與具體探索。
基金：全球鄉村計劃-中國鄉村振興研究(GRP-CRV)；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471115,41871109)； 中國農業科學院創新工程(ASTIP-IAED-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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