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亢元，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实业家王禹卿的独子，著名收藏家。
晚年王亢元
无锡王家
无锡太湖边的蠡园以蠡湖得名，蠡湖又以范蠡得名。始建于1927年的蠡园，它的建造者是王禹卿、王亢元父子。在无锡，除了蠡园，还有梅园和锦园，它们的建造者是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兄弟。王家和荣家是无锡走出的两大家族，他们同在上海滩发迹，一起经营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
王尧臣（1876~1965）和小三岁的弟弟王禹卿（1879~1965）出生在无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青祁村，王尧臣16岁外出讨生活，在无锡城里做染坊的学徒，23岁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做衣服当铺的伙计。1904年，王尧臣从当铺跳槽到了顺全隆洋行管账务，遂认识了同乡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这位上海滩数得上的商人把他挖到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
王尧臣
王禹卿14岁拎起铺盖上路，背井离乡也去了上海，也去店铺里当学徒。这是家远亲开的煤铁油麻店，他干的是体力活，工作无非就是在搬运和堆码，学徒活很苦，收入却非常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1902年，王禹卿正在北方推销煤铁油麻，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谈面粉生意的同乡。在同乡的引荐下，王禹卿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后来索性跳槽到茂新面粉厂，也专职做起了面粉生意。于是，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的行业。
那是面粉行业的黄金年代，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反而造就面粉的巨大需求，上海滩上开面粉厂的企业个个都赚了大钱。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的王禹卿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他想到了创业，也去开面粉厂。于是，33岁的王禹卿就与茂新另一个主管采购的同事浦文汀偷偷准备开办自己的面粉厂。员工干私活的事情最终还是让荣家大老板荣宗敬知道了，他不想员工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想失去这两位大将，荣宗敬的选择是参股他们的面粉厂，于是就有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王禹卿想到了也在面粉行业的哥哥王尧臣，就把他挖了过来管理福新。
王禹卿
4万元起家的福新(荣氏兄弟2万元，浦氏兄弟1.2万元，王禹卿0.8万元)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到了1921年，福新已经开到了八厂，使用的机器是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整个上海莫干山路都是福新的厂子。到了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的面粉加工量占到了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荣家兄弟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帽子，而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也为福新面粉公司工作了一辈子。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各厂的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因此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由王氏兄弟主持。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松沪抗战，荣家和王家在上海的产业几乎半数尽毁。福新的一厂、三厂和六厂地处闸北，首当其冲，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接着申新一厂和八厂也被炸毁，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尚能继续开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着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王家和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产业苦撑过了8年抗战，战争一结束，荣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兴当年的产业，但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荣家、王家和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王尧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则去了香港。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王尧臣于1965年4月在上海去世，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身在香港的王禹卿不久也撒手归天。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1个月。
老爹王禹卿离沪赴港，但独子王亢元却选择了留守上海。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家祖孙三代，左为王亢元，中为王禹卿，右为王祖荫
吝啬的「小开」
王亢元，因为其性格乖僻，人送外号「王妖怪」。他是王禹卿的独子，王禹卿名下资产难以计数，光是当时留给王亢元的房产就有152处，从上海静安寺旁的久光百货公司开始延伸到常德路一带，沿路上的房产都是属於王家的。
王亢元曾说，他一生出来家里就请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说他是一辈子也不会赚一块钱的人。王亢元这一辈子确实没赚过任何钱，他家里有工厂，有房产，够他吃一辈子的。
虽然当时王亢元有152处房产，但是他为人极其简朴，简朴到被别人看来就是“吝啬”，不可理解。比如王亢元家是上海最早装电话的人家之一，但是他竟然把电话装在一个盒子里，外面再上了把锁，家里人要打电话都要先付钱给他，然后他才给儿子女儿开锁。
他的吝啬也体现在平时自己的生活上，例如乘电车，为了省几分钱，他会走一站再乘，他住在衡山路，每次从淮海中路重庆路站上坐车回去，一般车票是7分钱，他却只买4分钱的车票，这是因为他都是先走到思南路站，这样可省3分钱，然后再从这里乘车回家。譬如他还有一怪，他到大世界乘车办事要花1毛钱车钱，而这1毛钱又是可以乘到外滩的，那他就一定要乘到外滩，然后再走回大世界……
他从不抽好的香烟，这个大款只买市面上最最蹩脚的香烟，劳动牌。他穿衣服也不讲究，随随便便的。头发从来不到理发店里打理，而是自己拿一根香烟一小撮一小撮“焖”的，所以他的头发总是呈不规则的“波浪型”。
王亢元80岁生日照（1986年）
大方、好学的收藏家
50年代初期，王亢元开始收藏中国近代金银币，后慕名来马定祥（详情参阅：【收藏大家】马定祥：嗜钱如命）开在重庆中路靠近淮海中路的「祥和泉币社」，在那里与马相识。由於银币交易，因此他与马定祥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经常来泉币社坐坐，也会到马家店堂上面的家中吃饭，之后更与马家人成为了知己好友，由此马传德（马定祥之子，著名钱币收藏家）也对这位说话风趣的富人“王家伯伯”有了极深刻的印象。
王亢元性格虽然古怪，对自己刻薄，但是他极其好学，马传德曾经在他三楼卧房看到他睡觉那张大床，床的一半堆的满满的都是碑帖古籍书册，马传德问：“王家伯伯，你怎麽睡觉啊？”他回答：“我只要困一小半就足矣。”在昭通路这条街上，整街的古籍店铺及摊贩店主都认识他，都称其为“王先生”、“王老板”。对那些喜爱的破旧的古籍版本以及碑帖他是从不讨价还价的，以重价购买。
后来，王家经济掌控在了王亢元继母的手里。王亢元为了能继续收集银币，不惜变卖了家中一些高档值钱的家具。一次马传德去他家，看见他正在搬一个很大很大的美国制造的「GE」牌冰箱(马传德以前从没看到过这麽大的冰箱)，在上海滩这麽大的冰箱可能也就仅仅几台，他就拿这些变卖家具的钱买了大量的珍贵钱币。
王亢元托马定祥代收金银币，都是根据施嘉干先生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来配的。每买到一枚，就在书上将这枚银币的图片上做个记号，画个圈，表示已经买到了，日积月累，看的多了，研究的透了，甚至他看出施嘉干先生所著图册中居然将一枚改刻过的银币列在其内，马定祥对他说：“王先生，你现在研究到家了。”他很为得意。
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七分脸宪政纪念银币（资料图）
有一次，王亢元从戴葆庭（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52期：戴葆庭，善把人脉经营成钱脉的古泉大师）开设的古玩店那里得知，马定祥藏有一枚直径32毫米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介石七分脸宪政纪念银币，他知道这枚与一般常见的蒋介石宪政纪念币版式完全不同（该币至今国内外只见2至3枚的存世记录，远比闻名的大清短须龙银币少六至八倍），就跟马定祥商量，表示愿意拿自家的一处房产换这枚钱币，虽然马定祥当时不愿割爱相让，但王亢元还是在马定祥手中购去不少珍稀金银币。（此币现已捐赠上海博物馆珍藏）
在50年代末期，马定祥让给王亢元整套的广东七二、七三银币，另外还有一枚广东光绪寿字一两银币，这枚精美绝伦的银币当时马定祥给他的价格仅仅为500元人民币，而现在这枚银币市场价应该会在800万人民币以上。
广东寿字一两银币，上海博物馆藏，王亢元捐赠（资料图）
此外，据说王亢元为追寻另―牧民国二十五年壹圆大字版帆船银币，许诺以十幢洋房的代价交换，但平生终究还是没有如愿以尝。
“抄家不符合宪法”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的批斗、抄家等所谓的“革命行动”笼罩了全上海的每个角落，王亢元这样的大资本家自然也在劫难逃。
据王亢元的外孙女王渊远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王亢元被厂里造反派拉去厂里批斗，他双腿跪在洗衣板上，头上顶着十几斤重的古代花瓶，头颈上挂着一长串厚重的古钱，自己双手捏着“打倒反动资本家王亢元”的牌子，造反派批判他是一个吸血鬼、发动资本家。当时有一位参加批斗会的老职工说：“这个吸血鬼我们却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有剥削过我们。”原来王亢元他从来不过问公司的大小事务，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皆委托他人，以至于工厂里的工人大都不认识他。这番话却激怒了在场的造反派头头，当时老职工不仅遭到一顿拳打脚踢的“待遇”，甚至被拉到王亢元旁边当做“陪斗”。王亢元后来一直对这位老职工感到歉意，由于他之故，使这位老职工受了罪。那天被造反派拉来揭发王亢元的佣人阿金、阿三都说，“我们的主人是个好人，他对我们佣人很厚道！”所以这次所谓的批斗大会因缺乏火力而不了了之。
王亢元家里曾多次被抄家，被红卫兵抄走的各种文物不计其数，仅历代书画就有1000余件！还有瓷器、玉器无数。
王亢元住在东平路10号，后门是衡山路1号，对面东平路9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爱庐」。王亢元共娶了3房太太，每房都养了5个子女，一共6个儿子9个女儿。有时候在扶梯上碰到一个孩子突然叫他一声“爸爸”。他居然回问：“你叫什麽名字？”他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有一次他对马传德说:“我看过《十美图》，我真想十个老婆”……到了文革，他的家里人一股脑统统跟他这个资本阶级分子划清了界线，以至於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搬到车库居住，最后干脆就被扫地出门，境况甚是凄惨。
东平路10号衡山路口，王家花园私宅(无田摄于2011年9月)
从家里出来之后，王亢元在延安路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据当时一位管理这一地段的户籍警说，他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一个老头，独自居住，终日闭门在家，窗户都被窗帘遮的密密严严，怀疑他是个潜伏的特务，在暗地里搞破坏活动。
“文革”期间大家落难的时候，汪可强、王亢元、马定祥三人经常偷偷聚会。据汪可强说：在“文革”期间，有一天马定祥邀请他和王亢元两人在淮海中路瑞金路口的远香居小餐馆吃饭。在席间，王亢元说起，“抄家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只留下一样东西，一条从香港带来的用鳄鱼皮做的皮带了。”当时马定祥看到了王亢元这种身无分文、相当落魄的状态后，非常难过，从口袋中摸出50元偷偷地塞给了他，汪可强看到这种场面也非常感动。实际上，那时马定祥一个月的工资也已减扣到仅有70多元，由此可见他们的感情可谓深厚珍贵。
过了一段时间，马定祥还是不放心，於是就叫马传德去看看他。到了他的住处，只见四周窗户紧闭，窗帘拉的密实，室内光线昏暗，并且屋内香烟烟雾弥漫。他见马传德来甚是高兴，简单几句问候之后，他突然跟马说：“霖儿（马的乳名），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马传德当时一听，瞬间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一下子紧张起来。遂急忙问：“王伯伯，你写了些什麽？”他说：“反对抄家！抄家不符合宪法！”然后马再问：“信呢？”他说寄了，昨天就在思南路邮局用挂号信寄了，吓得马传德赶忙告辞出来，心里想：要命哦，都什麽时候了，还敢用挂号信写这些东西。
一颗永远的爱国心
王亢元一生爱国，终生未穿过一件洋装，只穿中式服装和中山装。解放后曾有机会去香港见了父亲，也是去了就回来，没有留在香港。
1979年，国家落实政策返还抄家物资，王亢元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遭受的待遇而有什麽不满，他把他所收藏的历代书法1000多件，碑帖不计其数，以及钱币精品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王亢元（前排左一）参加上海博物馆捐赠仪式
他是先后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他心爱的钱币藏品。
第一次捐献了98枚，其中金币12枚，银币83枚，都是珍稀之品（捐献中的有些金币、银币，现在的市场价都在100万以上）。
第二次他捐献了湖南、鄂豫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的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皆为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他说，只要国家需要，博物馆所缺的钱币，他都愿意无偿捐献。
另外，王亢元还从发还的钱中，拿出大部分捐给了蠡园，作为该园的修缮之经费。以上这些，充分显示了他那颗舍己为公的赤诚之心。
“文革”以后，王亢元移居无锡。王亢元在那里过着比较淡泊清静的生活，甚至连荣毅仁要安排一个职位给他，也被婉拒了。
蠡园春色
无锡有两大私家名园，一是荣家的梅园，再一个就是王家的蠡园。蠡园是由王亢元亲自设计建造的，就连那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是经他自己精心挑选的，蠡园长廊墙壁上有100多个门窗，全用黑色瓦片筑成各不相同的窗饰图案，这些图案也都是王亢元自己精心设计的。新中国成立后，王亢元原先曾设想将蠡园送给梅兰芳，梅兰芳因觉得维护园林的费用甚巨而婉言谢绝。于是后来王亢元便把蠡园及王禹卿故居——梁溪饭店（现为无锡市政府专门对外接待的宾馆）都一一捐献给国家。如今蠡园已是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王亢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王亢元写了一部关於历法的著作，虽然薄薄一册，但那都是他的观点和设计，蓝色封面，印制考究，曾送到联合国，亦受到一致赞扬。
王亢元《世界最新历案》（1948年）
1986年江苏省无锡市政协专门为王亢元80岁祝寿，那天王亢元穿的却是一件破了领口的衬衫。因为晚上祝寿会有无锡市领导来参加，外孙女特地去街上为外公买了一件新衬衫，岂知她外公反而不高兴，认为这是浪费。外孙女有时从美国回来探亲，送上几条美国香烟孝敬外公，他却反对抽外烟、抽好烟。王亢元甚至将外孙女原来的名字“渊远”改为“渊元”，因为他是个极其爱国的中国人，所以他反对她以及子女后代，远离中国去国外。
王亢元晚年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捐献给国家，并立下遗愿，要将自己的骨灰也洒在太湖中。1990年6月5日王亢元逝世后，他家人按其生前所嘱，将他的骨灰轻洒在蠡园的蠡湖中。
马传德《收藏大家王亢元：上海故事馆的“王妖怪”》
王渊远、宋路霞《商界奇才王禹卿》
曹可凡《蠡园惊梦》
上海电视台《小开王亢元》
上海博物馆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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