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東案在2018年12月期間刑事訴訟暫時“解禁”、2019年4月16日民事訴訟上演後，各種視頻、音頻“證據”悄悄流出，真假辯論輪番上演，劇情反轉再反轉又反轉……儼然一出“全民陪審”的喧囂鬧劇。明州華裔刑事案件律師周東發認為明顯是“策略”，洛杉磯華裔刑事案件律師鄧洪亦表示“當然，都是策略”，同時就目前狀況，兩位律師分析了案件可能的走向。
早先，劉強東一案女方當事人劉靜瑤（JingYao Liu，音譯）起訴書曝光後，洛杉磯華裔刑事案件律師鄧洪即曾分析說，女方律師很聰明地設置了“難題”，因為一旦劉強東一方做出回應，諸如否定之類，就無論如何都需要劉強東作證。“如果是我們的客人，我們一定不會讓他開口做供詞。因為刑事案件有三到五年的追訴期。如果劉強東在民事取證過程中承認了性侵，或是在口供裡說錯話，又可能會引發刑事案件。檢察官可以採用民事案件所獲取到新證據來進行刑事起訴，畢竟目前劉強東一案的刑事案件追訴期未過，仍有效。”鄧洪律師說。
而早先在刑事案件處理調查過程中，劉強東一方同樣只能“保持沉默”。明州華裔刑事案件律師周東發曾解釋，“刑事案件期間，是‘國家行為’，劉強東一方絕對不敢輕易出聲、輕舉妄動。”不僅如此，一旦雙方和解，案件結束，劉強東一方同樣不能出聲。鄧洪律師解釋說，一旦達成和解，雙方會簽署保密協議，那麼對雙方有利或不利的“證據”都不能被公佈。否則，就違約了。
既然在此案件中，劉強東早先不能出聲；若回應後，案件打上法庭也不能出聲；若不出庭，案件和解，雙方都不能再出聲……那麼，在女方起訴書已經曝光、社會輿論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劉強東一方什麼時間才能出聲？
“現在這個時候視頻、音頻的流出，對劉強東、京東公司的聲譽會起到一定挽回的作用。當然應該是策略。”鄧紅律師說。
至於這些音頻、視頻是否能成為證據，鄧洪律師表示拿上法庭的證據需要例行審核、交叉詢問等一系列法律程序，目前的文件只是引起全民熱議，影響輿論。“就像之前曝光的女方的起訴書，輿論影響很大，對對方造成巨大壓力，不過客觀講只是一面之詞。我們還看不到支持或不支持這些說法的證據。”從律師表述中可知，只有開庭，才可能看到“證據”，哪些能作為證據、證據的來源等，再經過交叉問詢等程序才能做出案件判斷，哪一方的版本能令人相信……但是，到底會不會開庭呢？
周東發認為京東一方可能“寸土不讓”，從目前遲遲不應訴的情況看，可能會採取拖延時間以增加訴訟成本的做法，而女方最終勝算不高。
鄧洪律師認為和他之前的分析一樣，在劉強東本人不可能出面錄口供、作證的情況下，考慮到京東聲譽、投資者信心等問題，京東一方可能會“速戰速決”，雙方最終應該走向和解，簽署保密協議。而目前的狀況既可以挽回一些京東、劉強東的聲譽，同時，也可能成為一些和解談判的籌碼。從律師處理案件本身看，最終還是要談好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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