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畫像
短暫出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
整體癱瘓的州縣隊伍
1860年，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這是與太平軍殊死搏鬥的關鍵時刻，卻不忘一項重要工作，選拔優秀縣官，對所轄區域州縣官員進行大幅度洗牌。
眾所周知，在曾國藩的親自培養和推薦下，產生了一大批高級官僚，他們一度都成了封疆大吏，影響了整個晚清歷史。然而在曾國藩看來，重建基層州縣幹部梯隊，喚起一批風清氣正的為政環境，比簡單推薦幾個大員更為重要。
就在整個戰事最吃緊、關鍵的時刻，曾國藩為何把選拔優秀知縣作為頭等大事來抓？這要上升到曾國藩人才觀和幹部梯隊建設的層次上來解讀。
自秦代創立郡縣制以來，“百代多行秦政制”到了清代，郡縣制已經實行幾千年，到了清代，這一制度呈現出明顯的疲態，官員隊伍整體素質日趨沉淪下降，不斷由買官賣官組成廣泛利益集團，直接加劇了與民眾矛盾，全面腐敗是導致了史上最大的太平軍農民起義運動的根本原因。
以州縣衙門縱橫的基層政治架構，權利不容小覷，加之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式的權利集中，又無明顯有效的監察制度，遂導致清代地方官極端貪汙腐化。清代的州縣官員擁有直接收稅權，給他們貪腐提供了巨大空間可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知縣也當以此類推，一步步進行盤剝。雖然清代衙門以風格大多將天花板都漆成紅色，地板上鋪著篾席，意思是坐在這暖閣的州縣官員辦事要憑良心，否則便要“天誅地滅”與此同時，清代衙門不乏廉政文化建設，各衙門大堂多書寫“清慎勤”三字作為匾額，這本是《晉書》裡的一個故事：李緒之子李秉很有才幹，曾擔任泰州地方官，他過去在司馬懿身邊時，有三位官員來見，回去的時候，司馬懿對它們三個說：“為官長應當做到清、慎、勤。具有這三種素養，還用擔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轄的地方嗎？”司馬懿又問：“必不得已要有所取捨的時候，這三者哪個最重要？”有人回答說：“清為本”一旁的李秉說：“清、慎之道，相輔相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司馬懿讚賞說：“你的話抓住了要領。”
曾國藩兄弟畫像
然而在清代官場所謂的“清慎勤”早已成了一個裝點門面的匾額而已，官場各項監管措施趨於癱瘓。
在清代有這樣的諺語：“要為名高點翰林，主事也可顯才能。發財最好當知縣，唯有中書最冷清”為此除了科舉當知縣外，捐官做知縣更是將這州縣貪腐引向深度發展。不僅如此，這些州縣用清代袁枚的話說就是“為大官做奴”，服務好了，便有更多升遷機會，於是千方百計巴結，甚至行賄，結成利益集團：“督撫營私，州縣鑽營，皆自首縣始”。
曾國藩三十歲給自己立下一個誓言：“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恥，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理學的修養加之個人宏大抱負，使得曾國藩早年便與歷代清廉官吏站在一條戰線。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以理學名世，他一生清正廉潔，直節不屈，被稱為“光明俊偉薛夫子”、“鐵漢公”。他的名言是：“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曾國藩對此有著更為清晰的界定：“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做官是為做大事，而非用權利謀一己之私。
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第一個舉動就是拒絕任何官場潛規則。在清代，上級視察，地方官要迎接多遠，用什麼級別宴席節哀，安排聽幾次戲，臨走送多少錢，這些都有微妙而明確的潛規則。與曾國藩同期教長的官員張集馨對此有著生動描述：“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來往過客，攀挽流連，餘等復迭為賓主，幾乎無日不花天酒地。”在這些州縣官員的影響下，工作人員儼然成了烏合之眾。《清俾類鈔》形象記載了州縣工作人員的動態：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躁，四曰鵠立。就是說那些縣丞、主簿、訓導、教諭、典史、巡檢等官員，由於官場從上到下風氣敗壞，這些人都是混日子不作為。因此如烏合之眾，趕在天亮前像蚊蠅一樣聚到縣衙，吵吵嚷嚷如同鴉聒鵲躁，最後在堂上梆發炮響，各自像“鵠立”。
清代官員眾生相
顯然曾國藩對此認識深刻，他認為，整個大清州縣官員普遍存在風氣不正，當官不為、亂作為現象。這些已經侵蝕整個官僚系統。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其中的危害，他說，吏治到今天已經壞到極點，要挽救王朝危機，就必須從吏治下手。“若不從吏治入手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可謂真有刮骨療傷，壯士斷腕的勇氣宣言。自從他作了封疆大吏之後，開始切實地對吏治採取行動。
不搞形式主義上的迎來送往。
正因為這樣的深刻認識，曾國藩就任總督之後要求手下絕對不允許對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場迎送形式。之後便是所謂的官場禮尚往來問題，曾國藩十分重視這其中的利害問題。首先他從自己身邊工作人員抓起。由於勢必接觸地方官員，所以他特地寫了一篇文告《諭巡捕、門房、簽押三條》發給工作人員，對他們約法三章：“特嚴定條約，願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牢記之”。這其中專門講了如何處理禮品：“不許收受銀禮……不準凌辱州縣……不準收受絲毫禮物……”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各寫一分，貼於座右。……至於送禮物者，一概謝絕不收。無論茶葉、小菜，以及裁料、衣服、書籍、字畫、古玩、器皿、金銀、食物、均皆不收。
在嚴格規章之後，曾國藩都會嚴格按照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晚清整個官場風氣不好，上下級一些基本的人情往來，曾國藩並能徹底拒絕，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會撿一點價值最輕的作為紀念性禮物。有一次廬州知府知道曾國藩住處缺少生活必需品後，他馬上派人送來了一批起居用品。曾國藩看到後心生感動，知道也是下屬關懷自己，不忍拒絕，於是將其他東西一概推卻，只收了草蓆七領，作為“禮尚往來“曾國藩親自給他回了一封信算作禮品。他在信中說：“您送來這麼多好東西，我十分感謝，只是它們價值過於昂貴，我不敢當，所以只收了七種草蓆。”並且還解釋了收草蓆是《易經》裡的象徵意義，是說茅這種草，根都相連，拔其一根，則會牽引其他，這是吉利的象徵。
還有一次，他手下干將鮑超送給他很多戰利品的古玩珠寶。曾國藩一看只是從中挑了一頂小帽，其他全部送還。“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餘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
一人之力整治州縣
如果拒絕官場潛規則是作風建設，那麼從出任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後，則是開始大刀闊斧的州縣官吏嚴格治理。
曾國藩雖然沒做過州縣級別的地方官，但卻非常重視州縣基層，認為：“做官當以州縣做起，才立得住腳。”這些直接治理民眾的官吏，對百姓的影響最直接，好官可以造福一方，貪官則可為害一方，這個位置的雙刃劍甚至關乎國家興衰。對選任州縣官員的標準，曾國藩提出大體要具備三點：“血性、廉潔、明白”，在和胡林翼的書信中，以極其渴望人才的口吻說：“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這種深刻認識到了州縣在整個官場的重要位置，是真正的治民之官，關係到最底層民眾的切身利害。晚清的方大湜說：“興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說不能行，既督撫亦僅託空言，惟州縣則實見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縣。”
為了緩衝官場各種腐朽的“陋規”，革除無能官吏，重新打造一支優秀地方州縣幹部，曾國藩可謂煞費苦心。在被困祁門的時候，還沒解除隨時遭遇全軍覆沒危險，這種情況之下，他還派出幕僚，秘密考察兩江地區所有高級官員的優劣。同時要求副省級和道員級官員們彙報自己屬下的幹部情況。他還仿效唐代武則天辦法，在衙門口放一個木箱子，名為舉劾箱。號召鼓勵所有軍民實名舉報貪汙步伐官員，總督掩門對舉報人保護人身安全。
與此同時他到處物色能勝任知縣的人員，以便在安徽樹立清廉的榜樣，以此淨化基層幹部風氣。請朋友們推薦人才時說：
曾國藩書信
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他多次感嘆“乏才之患”，認為國家出現的問題很多，歸根結底就是整個社會風氣不正，能夠保守本色的人才越來越少。望江縣令到任，曾國藩也這樣批示：該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習氣，尤宜保守初心。無論作至何等大官，終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勵，如天地之陽氣，萬物賴之以發生。
由於軍務太忙，把這件事情具體交給了湘軍統領李元度去辦，告誡他說：“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曾國藩在安徽巡撫翁同書勉強合作下，還想更換皖北的大部分官員。他寫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縣，一一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
曾國藩迫切希望堅持他的“人存而後政舉”的思路能夠發展下去，就是希望重振儒家人生信條，為萬世開太平。只有逐步建成優秀合格的州縣官吏隊伍，這些遠大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從出任兩江總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斷地一再告誡屬下地方官保持清廉。在給出任廬江縣令的批語中這樣寫道：“該令以書生初歷仕途，惟儉可以養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語者，是做好官的秘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臨別叮囑之言，千萬勿忘！”
在給馮卓懷的稟文上，他也這樣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該署令頗能從此著力，案到即辦，是勤於治事也。
在選任州縣官時，延續選拔湘軍標準，凡是官氣重，說套話、空話的一概不用。“有操守，沒官氣，多條理，少大言。”
曾國藩總結人才時總結提出：“大抵人才約又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
總而言之，他要求州縣官員自己應該“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曾國藩由於為政極其廉潔，所以對提拔任用的官員要求也極高，但是晚清官場風氣未開，整體素質日益沉淪，局部上的改變還是差強人意。同治元年，他在給安徽巡撫李續宜的信中說：
他選用的州縣官員，皆不愜物望，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稱意之選，可以說，大清州縣官員已經到了無人可選地步，整個選拔人才通道已經全部鎖死。
曾國藩故居
以此可見曾國藩在此問題上的力不從心，也同時反映了他在構建州縣隊伍的要求標準和迫切心情。在調任直隸總督後，他又發現，這個帝都的官場風氣素質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國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隸的吏治，結果令他非常震驚。他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此間吏治極壞”。在給皇帝的奏摺中，他這樣說道：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升堂一次，訊詰一案者。
這種現象其實早在嘉慶時期，州縣的司法已經發展到不作為或是胡作非為的地步。嘉慶初期，盜賊問題已經日趨嚴重，甚至到了州縣官吏與賊寇勾結的地步。當時即有民間諺語：“殺人的知州，滅門的知縣，要把財發，必要估家。要吃飯，做知縣，要知縣，穿綢緞”《中國的科名》
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到了曾國藩這一時期，已經到了許多令人髮指的地步。曾國藩開始著手對直隸官員進行摸底調研考察。在同治八年四月將第一批參劾官吏向朝廷統一進行了彙報。參劾的十一名不稱職人員均為知縣、知州以上官吏。曾國藩詳細列舉了他們的主要劣跡“性情卑鄙，操守不潔”、“ 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議沸騰”，或是“品行卑汙，工於逢迎”、“ 浮徵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詞訟置之不理，積壓尤多”。這些參劾措辭激烈，可以想見曾國藩對當時州縣官吏的不作為、貪瀆違紀到了極端痛心疾首的地步。
對此現象，曾國藩決定痛加整頓，“大加參劾”，“ 嚴立法禁，違者重懲”。他對人說，自己“素非苛刻者流”，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非剛猛不能除此官邪”。
晚清審案現場
把州縣官吏汰換之後，他就開始清理積壓案件，當時直隸官場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為。曾國藩發現，從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隸積壓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達一萬二千餘件。僅保定府 衙門中由朝廷交辦下來處理的重大上訪案件就達一百三十餘件。這些案件有的擱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國藩不得不感嘆：“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於此”。
與此同時，曾國藩通過考察，提拔了一批讀書人做州縣官吏，重點集中在德才和辦事方面。在接任直隸總督一年後，在曾國藩的帶動鞭策下，對工作不作為的十名知縣給予撤職處分，對工作中取得實效進展的給予表揚提拔。在一些列措施的帶動下，結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舊案一萬兩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來的新案兩萬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沒結清的舊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兩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時曾國藩除了嚴重的皮膚病外，已經患有多種老年疾病，加之眼疾嚴重，可以想見他對此重大工作承擔了常人難以理解的艱難。
從兩江總督到直隸總督，曾國藩在構建州縣幹部和清理官場不作為等問題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話就是：“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也。”然而面對大清日益的官場道德滑坡的整體情形下，曾國藩遺憾地向好友郭嵩燾傾訴說：“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這裡雖然多少有自謙之詞，表達了他力不從心之感，這個曾打贏近代以來死亡最慘重戰役的人最終在整治官場習氣方面還是承認自己輸了。
閱讀更多 歷史大波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