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大城市年龄在70岁左右的一批人群都在纷纷聚会，许多年轻人都不解，这些人在干啥？告诉大家，这些人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20岁左右的一批初高中生，他们是年纪轻轻就离开各自的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他们卷入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最浩大，涉及人数最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他们今天的聚会，是为了追忆和纪念他们上山下乡的50周年。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因而上海的知青下乡人数也是全国各大城市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仅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的几年中，上海就有100多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当时上海知青下乡的地点遍布很广，涉及全国的多个省份，包括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西南的云南与贵州，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江西，以及临近上海的崇明、江苏的大丰，还有不少是就近投靠亲属下乡。本来我也想投亲下乡到我母亲姐姐的江苏太仓县，后来听说投亲下乡必须符合直系亲属的条件，我不符合这一要求，结果就选择去了遥远的黑龙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离家远了些，但这一选择还是不错的。就近投亲下乡是插队落户，收入要通过评工计分结算，没有工资保障，而我到的是黑龙江的农场，有工资，最初是每个月32元，节省点，每个月还可以结余些钱，到了1975年，还加了点工资，每个月的工资达到了37元，每年回上海探亲，在上海大马路上逛逛，口袋中还有几个钱，感觉蛮有派。
（图为当年知青离开上海时的上海火车站情景）
50年前的那一天。1969年的6月24日，是我人生中难以忘却的一天。那时的上海北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火车站，那一天，站内站外人鼎沸扬，一辆十多节长的即将开往黑龙江的绿皮火车上，坐满了年龄在20岁左右年轻人，他们以上海虹口区的街道为单位组合，相互间基本不熟悉，绝大部分人稚气未脱，他们响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即将奔赴黑龙江农村，这些人就是知青。说是知青，就我个人而言，实际上一点都不够格，我那时的知识阅历，说是初中毕业生，但实际上由于1966年众所周知原因，我仅仅只读了一年的初中，然后就停课了。1969年的我，年仅17岁，个子都还没有长透，都不知道要去的黑龙江有多远。那一天，站台上的人是强颜的笑容和夺眶的眼泪相互交织，每个人扛着自己的行李，挤上火车，簇拥在窗口，依依不舍地向站台上来送别的亲人和朋友挥手告别，当时有不少知青，不知是挤不到火车的窗口位置，还是不愿意直面自己亲人的缘故，站在车厢里默默地与亲人告别。
那时的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开开停停，差不多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一直到6月27日上午才到达终点站，也就是当时我国已开通的最北端的火车站-----黑龙江北安县龙镇火车站。这是一个从此以后与它打了9年交道，一个没有车站围墙，仅有一幢一层小楼，设施极其简陋，但却能通达大上海的火车站。下了火车，农场已经派人派车来接我们了，我大哥也专程从齐齐哈尔赶到龙镇火车站来接我。他可不是知青，而是1976年前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专门从事铁路桥梁建造工作。我们家一共五兄弟姐妹，那时有四个在黑龙江，仅二哥留在上海工作，姐姐和弟弟也正好碰上“上山下乡”，他们两个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在紧靠和苏联（当时还没有解体）一江之隔的边境小镇----黑龙江萝北县名山镇下乡。
大约1000多名从上海虹口区来的知青，按照不同的分场编号排队，分别坐上农场派来的几十辆解放牌敞篷式汽车，向我们下乡的所在地-----国营引龙河农场驶去。引龙河农场大约有84万亩地，共由十三个分场组成，我所在的分场为二分场，同时也是该农场的良种站。说是良种站，感觉与一般的分场差别并不大，仅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区实验站在搞品种培育，我们分场的农作物主要仍是玉米、小麦和大豆。不过，我们的分场区位相对不错，紧邻农场场部，距离龙镇火车站也就9公里左右，因此，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比我们先三个月到农场的上海长宁区知青和先我们一年到的哈尔滨知青，在分场热烈地欢迎我们，帮我们提行李，让我们感受到了离开父母后的新的温暖。由于房屋不够，我们一开始是住在帐篷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家”，是葱葱绿草地上的一排崭新的军用帐篷，里面有搭成的还未干透的两排木板床铺，幸好6月的东北气候已经开始转暖，因此，并不觉得住帐篷很冷。
与劳改犯的短暂共事。我所在的引龙河农场，地处小兴安岭南缘丘陵地带，说是国营农场，实际上当时还是个劳改农场，关押着各式各样的劳改犯，管理极其严格，有戒备森严的大院和有人站岗放哨的岗楼。我们这些知青虽然单独组成连、排、班，但管理我们的大领导们大多是管劳改犯的管教。所以一开始，农场差不多是按管劳改犯的方法管我们，纪律很严明。我们和这些劳改犯尽管不住在一起，但在劳动时还是与他们有接触的机会。给我的总体感觉，这些犯人虽然触犯了法律被判刑，但是干起农活都很在行，平时割麦子，他们都是手脚并用，连割带捆，动作极其麻利，我们这些知青根本赶不上他们的速度。有一位专门赶马车的劳改犯，曾经当过一位部队高级将领的警卫员，竟然能一鞭子打下正在飞的麻雀，能一鞭子精准打到马的嘴唇这一部位，把奔腾的烈马一下子打停。这些劳改犯与我们一起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后在1969年下半年秋冬的一个晚上被神秘地迁走，我们都不知道这批人被迁移到了什么地方。现在从历史记载中才知道，当时这批人迁走似乎与中苏关系的紧张有关，那一年在黑龙江边界之地的珍宝岛，我国还与前苏联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这批人在当时一定是个不稳定因素，可他们走了，农场的农活就全得靠我们自己干了。
劳改犯被迁走后，我们就搬进了劳改犯住过的大院，劳改犯们住的房子很特别，每间房屋都很大，有一间特别大的房子让我印象很深。那房子足有50米长，房内两排是长达50米的炕铺，中间大约2米宽，可走路，一间这样的房子竟然能住上70～80人。白天起床后把铺盖卷起，还可以在炕上开展跑步比赛。晚上有时停电，大家无事可做，都躺在炕上抽烟，此时，你就可以看到黑暗中两排长长的炕上闪烁着整整齐齐的星点，很是壮观。当时很是纳闷，这么大的房间按理应该隔成多个独立的小间该多好，一开始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把房间搞的这么大是便于管控，管教一进来，一切可以尽收眼底。现在想来，当时这种能住上百人这么大的房间真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在黑土地上的辛勤劳作。出生在大上海的我，从小看不到真正的农村模样，小时候有时放暑假去母亲的老家江苏太仓，看到的是江南水乡的农村景象，到了黑龙江后才见识了广褒黑土地上的大农业。在我们分场，有一片地被称之为良种站的“西大岗”，每一条垄足足可以长达几公里，看不到头，站在岗下放眼望去，那延绵的黑土地几乎连着天际。28匹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在黑土地里行走时，驾驶员甚至于可以闭着眼睛慢悠悠地开，因为到了田头就会自然碰到还未开垦的草墩子，就会“轰隆一声”，提醒你到了。那不断翻垦出来的黑土地，无不充满着黑土的芳香，并且黑的冒油，极其肥沃。夏天时，农场里的井打出的水可以直接饮用，冰冷冰冷，像冷饮水，放点上海带来的糖精，喝下去如同冰镇饮料，特别解暑。我特别喜欢东北的夏天，早晚特别凉爽，中午时分尽管太阳当头也很热，但躲到树林底下却是凉风习习，特别舒畅。黑龙江的冬天确实很冷，经常是冰天雪地、白雪皑皑、北风呼啸，我们的农场离五大连池火山不远，农场所在地靠近黑龙江的西北部，最冷的时候气温可以达到零下40多度，那时的冷，不是冰霜挂满眉毛胡须，而是让你的眼睛都有发麻、头皮发痛的感觉。按理，这种时候应该是东北“猫冬”的季节，可当时就是在这么冷的时候，我们还要出去干活，因为当时盛行“农业学大寨”，提出要“变冬闲为冬忙”。可这么冷的天能干什么活呢？当然不会没活可干，可以出去刨粪，就是用铁镐把冻的非常坚硬的、覆盖着黑土的牛粪猪粪刨出来，一块一块地装在平板车上，然后送到地里，等来年开春融化后就成了有机肥。但有时却把冻着的草皮子当成粪，刨出来送到地里了，结果一到开春融化后发现不是粪，又把它从地里再一块一块搬出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费力不讨好。东北的冬季是白短夜长，可一到夏季，却是白天长，黑夜短，早上差不多三点就天亮了，晚上十点还黑不下来，这可是我们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把每天的干活说成是“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也就是早上三点半就要出去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在这种时候，一天至少要往地里送两顿饭，每天在地里的时间要近20个小时，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睡眠不足，晚上刚睡下去没几个小时，起床号就又响了，马上又得起来下地干活，每天的感觉就像没睡过觉一样。
在农场的赶牛车经历。九年的黑龙江农场生涯，我干过不少农活，也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建设工程。刚到农场那年，我被分配赶牛车，比起赶马车，赶牛车确实逊色了不少，马车潇洒，跑得快，而牛车平和，走得慢。黑龙江的牛车一共有四头牛拉，架车的是辕牛，前面则是分别套着绳索的三头牛，牛车尽管行进速度不快，但要驾驭这四头牛，让它们协同发力和听从指挥还真不容易，鞭子打的部位和吆喝都很有讲究。最初，我是跟一位劳改犯一起赶牛车，活基本上由他干，鞭杆子也由劳改犯掌控，我比较轻松，可后来，那部“青松岭”电影播放后，领导要我们“夺过阶级敌人的鞭杆子”，把“鞭杆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一开始，自己赶牛车水平还真不行，牛车不是很听使唤，有一次还差点丢了我的命。记得那天是拉土豆，车上装了满满一车土豆，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前面赶车，劳改犯则坐在装满土豆的车上，牛车慢慢悠悠地走着，没想到经过一条沟坎时，车一震动，我突然从车前滑落到车底，坐在车上的劳改犯大吃一惊，幸亏当时他没有打瞌睡，赶紧一声急促又严厉的“驭”，叫停了正在行进中的牛车，我赶紧从车底爬出，真是捡了条命，如果不是这声“驭”，那我注定会被装满土豆的牛车碾压过去，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牛的力气绝不亚于马，平时我们经常看到，一旦车底下有什么东西挡着，这些拉车的牛绝对不会就此停下，而是会用力拉过去，这恐怕就是“牛脾气”的特点。我脱险了，车上的劳改犯却惊吓不已，因为我如果真出了问题，他可要倒霉了，一定会被严厉处罚。赶牛车让我学了点赶车技术，学会了赶车前套牛，收工时卸掉牛套，把牛赶进牛棚；也学会了装车，还能甩鞭杆子，把皮鞭打的啪啪响；能叫停牛车，也能让牛车在行进中拐弯和倒退，高兴起来，还能让牛车跑起来，与马车比比速度。不过我在农场赶牛车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原因是第一年到农场，快到春节时特别想家，每天看到不少知青半夜三更悄悄离开农场回上海，自己也熬不住了，就不请假溜回上海过年了。实际上，当时如果请假也不会准假，因为按农场的规定，真要被准假探亲，必须要满一年才可以享受一个月的探亲假。结果回到家后被母亲狠狠地批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最后勉勉强强在上海呆了三个月时间就回了农场。可返回农场后，我这个赶牛车的工作岗位也丢了。从此，我就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开始从事年复一年的播种、除草、收割、晒粮、进仓等各式各样的大田农活，回想起来，赶牛车在当时实际上还真是一份相对不错的轻松差事。
（图为作者70年代从农场返回上海休假时与其他知青合影1）
难忘的“引嫩工程”建设。大庆，是上世纪60年代树立的工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上升，使地层压力不断下降，需要灌注大量的水加强地层压力才能出油。国家水利部门由此决定在两年时间内，要在黑龙江省的嫩江与大庆之间，凿筑一条人工河，将嫩江的水引入大庆，从源头上解决油田缺水的长远问题。1972年秋天，刚满21周岁的我和很多农场知青奔赴松嫩平原，参与了这项令人难忘，简称为“引嫩工程”的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我们的工地坐落在荒凉的松嫩平原林甸县，该工程几乎是通过分工包段的人海战术推进。引水的干渠深3米多，截面为上宽约10米、下宽约5～6米的倒梯形状，每个人干活的工具主要是一把铁捅锹、一根扁担和两只铁丝编的土篮子。我和姜开和的个子小，挑土担子没有优势，就专门负责用铁捅锹挖土装土篮子，然后由其他人挑走，堆盖到堤坝上。记得当时的排长李孝刚和不少人是专门负责挑土的，我们相互配合很是默契，工程进度很快，经常超额完成土方。捅锹挖土，与其说是“挖”，实际上是“捅”，也就用铁捅锹沾一下水，这捅锹就会特别的锋利，而黑龙江的泥土一般不夹石子，非常细腻，一捅锹下去就是一长条大土块，带着一定的水分，装满两个篮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因此挑担的尤其辛苦，不仅分量重，而且还要挑着走上坡。当然我们装土的也不轻松，一个人要供几个挑土的，歇的时间都没有。特别是在夏天，东北的烈日当头照，我们弯着腰不停的挖，一天下来，身上的汗水在衣服上都能结成一层白色的盐渍。有时是光着膀子干，则一天下来背上都能撕下一层薄薄的皮，所谓炎日底下干活要脱层皮，还真不是假的，我经历了。每天高强度的劳动，消耗多，吃的也多，当时送到工地的馒头、菜和凉水，二两一个的馒头一口气至少能吃四个，那水喝起来一次就好几大杯。“引嫩工程”倾注了知青们的辛勤汗水，这一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工程结束后，我还获得了先进表彰。前几年，我因课题调研去了一趟黑龙江的富裕、林甸、克山等地，与当地干部聊起了“引嫩工程”的经历，发现他们无不对我流露出敬佩的目光，还要专门安排时间让我去看看，由于我行程太紧，没能如愿，但得知该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感觉很自豪，因为在工程技术很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完全靠人力挖成的水利工程了。
参与山林大火的扑救。前几天的四川凉山的山林大火和31名消防员牺牲的消息让我很是震惊。我下乡时也经历过一次山林扑火，而且是森林扑火，那可是刻骨铭心、难以想象的经历。那一年的秋天，大概是1975年，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发生了森林大火，一接到命令，我们农场的男同胞们立刻坐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迅速奔赴火场。那时没有专门的扑火工具，每个人手上扛的基本上是长长的大树杈，到了现场，站在山坡上，遥看山那边熊熊燃烧的大火，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森林中没有道路，尤其到了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只能人盯着人，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起伏不平的林中行走，像急行军一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一天下来，每个人穿的衣服都被树杈刮破，脸上全是沾着被烧过的树枝焦炭，个个都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糙，可仍赶不上大火的推进速度。实际上，说说是扑火，不过是扑打已经烧过的余火，以防止火再次燃烧，就这样，我们也没打到多少火。当时，发给我们的干粮是咸大头菜，还有我们平时很想吃的饼干，本想把饼干带回去好好享受，可走了这么多的路，早已疲劳不堪，只是想喝水，根本咽不下这些饼干，也背不动这些干粮，只能丢在林中了事，以求轻装上阵，但事后，大家都后悔没把这些饼干背回来。这似乎验证了经济学的一个原理，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场合，效用是不同的。在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场合，与饼干相比，水的效用恐怕更大。山林扑火的经历也给我们这些知青长了些知识，扑灭这样的大火不是仅有勇气就行的，而是要有科学的办法，首先应打出隔离带，控制大火蔓延，其次是把握风向，特别是要注意风向突然转变，不少在山林大火扑救过程中牺牲的人员，常常是因风向突然转变而措手不及，最终被大火吞没。扑了两天的火，终于得到了返回的指令，大家如释重负，坐着汽车返回农场，一到农场，我们受到了留守在农场的女同胞们热烈的夹道迎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蓬头土面，衣服破碎，但却像凯旋而归的英雄，疲劳的感觉顿时一扫而过。
回忆农场的欢快聚餐。平心而论，黑龙江农场的生活除了白天劳动比较辛苦外，业余生活还是蛮有趣的。比如大家经常会搞搞聚餐，这种聚餐可不是到饭店里聚餐，而是平时合得来的朋友建立伙食团，自己动手合伙聚餐，尤其是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回不少好吃的东西，如大米、咸肉、香肠、各种罐头，还有上海的香烟、大白兔奶糖、麦乳精，等等。有一次我从上海回黑龙江，很多人托我带吃的东西，我满满装了一个特大的、分量很重，被称之为“航空母舰”的旅行袋，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坐了近三天的火车，到哈尔滨三棵树车站转乘去龙镇的火车时，没想到车站上换乘的人很多，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行李搬来搬去，一不小心没看牢，这个“航空母舰”就被人拎走了。当时心情是郁闷无比，要知道农场的黒兄们都饥肠辘辘地在盼着这些吃的东西要美餐啊！这件事从此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人多一起外出时，要力求自己的行李自己盯着照看，要自己拿，最好不要委托别人照看或者相互混着搬运。在农场里吃饭基本都是合伙的，聚餐的场面很热闹。一般大家都会拿出自己带来的好东西，凑在一起，然后再到场部小卖部买些酒和罐头，到农场食堂里买些菜，一下子就变成了十几个菜。十几个人一起聚餐，没有像样的桌子，就把菜都放到睡觉的炕上。当时最解馋、最好吃的是咸肉烧大米饭，往往不是烧一小锅饭，而是烧一大圆盆饭（相当于食堂里盛菜的大圆盆），开吃时，每个人手中拿的不是斯文的筷子，也不是小小的勺子，而是被我们称之为“强盗勺”的铁勺，相当于汤勺这么大的不锈钢勺子。原因是每个人肚子里都没油水，饿得慌，这样吃起来自己不会吃亏。那时，我们的胃口都特别的好，那煮熟的一大盆喷喷香的咸肉大米饭，三下五除二就被抢吃一空。由于平时农场食堂荤菜少，为了改善生活，有时就会想些歪门邪道的办法，比如晚上到农场的“鸡号”里悄悄地抓几个正在打瞌睡的鸡宰了吃；白天有时看到农场家属养的鹅在我们住的房前闲庭信步，就会悄悄抓起来压在石板下，等到晚上再悄悄宰了烧了吃。这些事情并不光彩，可在那个年代，也是无奈之举。本事大的，竟然能在寒冷的冬天晚上，拉着雪橇，从一个分场到另外一个分场，偷偷将猪号里养的猪，活生生地拉走宰了吃。
（图为作者70年代从农场返回上海休假时与其他知青合影2）
目睹形形色色的打赌。更为有趣的是，在农场还见证了形形色色、不可思议，而且带有一定刺激的与吃有关的打赌活动。比如，打赌吃罐头肉，要求在10分钟内吃掉5个玻璃罐头猪肉，吃完后还要再抽支烟，如果反应正常，就可赢得旁观者们每人押的一两块钱。记得那次是在“引嫩”工程工地上，有一位绰号叫“老馒头”的六分场上海知青，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得很，要挑战这一活动，当时都觉得他一定会赢。可没想到，他吃罐头肉的方法并不科学，先是把罐头里的肉全吃了，剩下的肉冻他没有直接吃下去，而是热了一下喝下去，看起来速度比较快，但是一冷一热，估计胃不舒服了，吃下去没多久就吐了出来，只能铩羽而归。后来，他请了一位个子不高，并且瘦瘦的知青朋友来挑战，结果这位貌不惊人的家伙极其从容，在规定时间内不仅把5罐猪肉连同肉冻一气哈成全部吃光，而且还悠闲地抽了一支烟，丝毫没有显示出要把吃进去的东西喷出来的感觉，最后赢了押在桌上的钱。又如，打赌吃鸡蛋，要求5分钟内吃掉20个鸡蛋，并且不能生吃，要炒熟了吃。印象中是我们分场绰号叫“二毛”的知青挑战了这一活动。他看起来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把20个鸡蛋打在碗里炒了个半熟状态，想一口气吃下去。前三分钟，发现他已经吃下去一大半，我当时觉得他一定能赢了，可没想到剩下的一点点蛋，他不仅没有吃下去，反而是越吃碗里蛋越来越多了，原来他实在咽不下去了，而且把吃进去的也回了出来，这就是“欲速则不达”的结果。记忆中我们分场的施虹达最有本事，我亲眼看着他在房间里轻松地吃煮熟后拨了壳的20个鸡蛋。只见他走房间里稳稳地踱方步，基本上是走一圈吃两个，不一会十圈下来就吃掉了20个鸡蛋，而且吃完后像没事一般，还到地里干活去了，这真是个奇才。更有甚者，还打赌喝酱油，我亲眼看见一位哈尔滨的知青喝下一瓶酱油，结果小便出来的全是酱油的颜色。知青下乡的岁月就是这样，年纪轻，身体好，好胜性也强，娱乐起来往往不计后果，现在想来，不少知青年纪大了后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过早地离开我们，既有劳作过度的原因，恐怕也有类似娱乐活动超量的原因。因此，珍惜生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不易。
我的抽烟与喝酒嗜好。我这个人这辈子有两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抽烟喝酒，算起来也有50年的历史了。先讲讲抽烟的历史和感受。我抽烟完全是下乡后学会的，当时仅17岁。为什么会抽烟？一是农场劳作辛苦，抽烟可以解乏、解闷，二是有工资收入，也抽得起。最初，舍不得花钱买烟抽，经常是学东北人抽“哈马冲”烟，就是将烟丝用纸卷起来抽，可是有时候没有烟纸，就常常用报纸来卷烟，结果火一点，纸都烧起来，抽的不是烟，而是纸了。而后，上海人发明了方便易用的卷烟器和卷烟纸，只要把烟纸放在两个轱辘的卷烟器中，放进一定量的烟丝，在烟纸边沾上口水，两手一转轱辘，一支烟就做成了，既经济，又实惠。再后来，就开始买盒装烟抽了，当时最便宜的是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烟，最贵的是8毛钱一包的上海生产的熊猫牌烟。在计划经济时代，质量好点的香烟是要凭烟票配额供应或者排队限购的，因此，每次回上海都会问别人要烟票，或者去排队买好烟，如牡丹牌、上海牌、大前门以及烟味闻起来很香的凤凰牌等香烟，然后带回农场慢慢享用。当大家都把带回去的好烟差不多抽光的时候，你如果还能给大家发上一支上海产的好烟抽，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和极大的满足。尤其是抽熊猫牌香烟，有时连烟灰都舍不得弹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烟的质量，当时的熊猫牌香烟的烟丝非常细实，进而烟灰质量也很高。你如果不去主动弹掉，它不会轻易掉下来，慢慢地可以结成很长一段，有人还说这样的烟灰很珍贵，可以吃下去。当然，我也尝到过“烟醉”的滋味，那时候的香烟都不带过滤嘴，我们有时为了过瘾，会把几支香烟接在一起抽，有一次一口气抽了四五支接在一起的烟，结果抽完后，感觉异常不舒服，好长时间脑袋发昏，完全有一种想吐又吐不出的感觉，后来有人说这是“烟醉”，从此以后，我就不敢这么抽烟了。但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是戒不掉烟，每天仍然少不了一包烟，只能是经常自我安慰，抽好点，不要吸进去，有时还认为抽烟对于抽烟的人而言，是健康的象征。我一直有个观点，凡是抽烟的人不想抽了或者不敢抽了，很少是意志力的结果，绝大部分是身体不好的结果，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这一嗜好上会有个什么结局，还是希望能慢慢戒掉吧。
我的喝酒爱好也是在下乡时学会的，不过与抽烟相比，喝酒没有什么瘾，从来不会一个人喝酒，而是喜欢人多一起喝，还喜欢喝白酒，但酒量并不大，状态好的时候，最多也就是半斤左右。有一年在黑龙江平山林场筑路，春节没有回上海，就和没回家过年的黒兄们一起在林场过年，结果喝了点酒就不行了，后来旁边有人说练酒量必须喝醉后吐了以后醒来再喝。那次醒后人家还真的把我背过去再喝，糊里糊涂又喝了不少，并且还喝了混酒。那个年代在东北喝的酒都是很烈的北大荒土酒，有的酒倒在地上火柴一点都就能烧起来。印象中当时在上海经常喝并且带到东北的酒是江苏的洋河大曲（现在变成有名的“天之蓝”品牌）和江西的四特酒，该酒至今在江西很畅销。年轻时候酒喝了多后常常会呕吐，因为只有吐了才会感觉清醒，但有时想吐又吐不出的时候就特别难受，这时候经常会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在农场里，喝酒多了，人是千姿百态的，有的人会闷声不响一睡了之，有的人则会不停的侃大山，有的则会手舞足蹈，甚至唱歌跳舞、动手动脚。现在都知道醉酒并且呕吐是最伤身体的，但在当时，大家自恃年轻，不以为然，经常过量，结果不少知青朋友喝坏了身体。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至今还能喝点。我以为，如果能控制酒量和节奏，还是不错的，饮酒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它能让人释放情绪，能让人吐真言，可以相互增进沟通，酒一旦喝到讲话相对无拘束，并且达到“空灵”的状态，应该是感觉最佳的时候了。
我在农场的高考经历。我在黑龙江有幸参加了1976年以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那是1977年的下半年，当时我已经25岁，报了名。那次考试分为两次，一次是初试，初试通过可以再参加复试。我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只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记忆中数学只读到因式分解，什么指数、对数、几何，根本不懂，物理化学都要到初二年级才学，更是一窍不通。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农场里的比我年龄大，读过高中的知青朋友，如李耀宗、林惠众、付浩源等，他们因为年龄的原因，当时没有被允许报考，但他们对我进行了细心的辅导，让我恶补了一番，结果我通过了初试。接下来准备复试的那些日子，我开始卯着劲的复习，甚至于不顾被扣工资而请假复习，晚上有时没有电，就点着蜡烛复习。我这样的知识基础根本不敢考理科，只能考文科，因为文科可以背。记得当时考试的地理题中，考日本北方四岛的地名，正巧我复习时背过，还有一道几何题目，其含义我实际并不是太懂，完全是靠复习时做过而背出来的。那次高考，究竟考的如何我心中并没有底，但考前五个志愿却填了不错的学校，记得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是南京大学、第三是吉林大学、第四是黑龙江大学、第五个志愿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考完后就回上海过年去了。期间，高考的录取通知开始发了，我一直到人家都上学报到了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觉得自己肯定没考上。没想到1978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从黑龙江招生办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的大意是：“你所报考的志愿都已被录取满，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经系财会专业仍有名额，是否愿意就读？”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考试成绩是过了本科分数线的，但也就超过分数线5分，因此还有机会。尽管这个学校在当时很一般，但我父亲还是鼓励我去读。他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应该去读，出来至少可以当个会计，总比在农场当个农工要好”。于是，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到黑龙江招生办办理了手续，然后又到农场办了离场手续，带着行李，乘坐火车到1958年由王震将军建造，坐落在黑龙江密山县裴德镇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报到，这时已经是1978年的4月，学校都已经开学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到学校报到的77级学生。这么算起来，我在黑龙江整整达13年，9年农场下乡经历，4年大学本科经历。期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同班有几位上海和北京知青放弃了继续就读，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原来的单位，再办理手续回城。我当时也动摇过，但父母亲的态度是，即使要回城，首先考虑的也不是我，而应该是当时仍在黑龙江下乡的我的姐姐和弟弟。现在想来，这一切也许都是命运的安排，为此，我既要感谢高考恢复给我带来的机遇，但更要感恩9年农场生活对我的磨练，感谢一路走来为我付出了许多帮助的“黒兄们”，没有这一切，我的人生道路恐怕不会出现新的转折。
（图为作者和其他知青重返农场时的合影）
结语：“知青”，这一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无论当今社会如何评价这一历史和这一代人，它终究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已经载入悠久中华民族的史册，相信它还将成为世人研究的话题和遗产。仅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极有价值和值得自豪的，这是因为我们已为人类历史的长河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让我们缅怀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知青”，珍惜我们的当下。我们追忆50年前的我们，不是为了回到50年前的我们，而是要保持50年前我们那颗年轻而有活力的心灵，这样，我们就能青春永驻、朝阳永在！
2019年4月22日于杭州华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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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本文根据头条号发文规则进行了略微的内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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