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圖片均由 金松 攝
4月24日，上海市政協舉行十三屆十次常委會議，圍繞“深化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相關政策舉措落實情況”開展專題監督議政。
會上，市政協常委何品偉代表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作重點發言，聚焦提高政策精準性、知曉率和落地率，營造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切實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優化人才引進政策等提出對策。市政協常委汪勝洋代表民建市委，就提升基層行政服務質量建言。市政協常委陳臻、趙麗佳、邵楠、翁文磊、胡光、王秋良、施榮恆、馬志遠、馬馳、方奇鍾、堯金仁常委分別圍繞深入推進“一網通辦”、深化行政審批改革、完善企業退出機制、提升綜合營商競爭力等提出意見建議。
何品偉
著力“七個堅持” 允許“政策留白”
根據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和市政協監督工作計劃安排，由市政協社法委牽頭籌備“深化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政策舉措落實情況”監督性常委會，並開展課題調研。調研的重點放在企業的感受度、滿意度和獲得感上，全面反映市場主體對上海營商環境的總體評價和願景期待。通過座談訪談、問卷調查等形式，圍繞“十百千”三個關鍵詞開展大量調研，召開了16場企業家和各類調研座談會、深度訪談了120名在滬企業家，完成了1077份營商環境的結構性評估問卷。
上海的營商環境正在不斷優化，發展趨勢向好。問卷調查顯示，有70.9%（52.5%認為比較好，18.4%認為很好）的受訪者表示上海的營商環境“比較好”或“很好”。90.8%的企業仍然考慮繼續留在上海。79.6%的企業將上海作為2019年的首選投資地，上海仍然是大多數企業發展的優選城市。
企業家對上海營商環境總體上是滿意的，但與國際一流標準和最好水平相比，與香港、深圳等地區相比尚有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政策知曉度、精準性、銜接性不夠，影響政策的落地見效。第一，政策制定普遍存在“重製訂、輕宣傳”現象，導致政策實施效果不佳。政策普遍存在“難知曉”“難理解”“難享受”問題，申請政府項目、扶持資金時，需要從“千頁文”“萬言書”的政策中，查找關鍵信息和準備申報材料，牽扯企業大量精力，增加了企業掌握政策、申請資金和享受政策優惠的難度，委託中介機構，又增加了企業成本。第二，政策精準性不夠，存在“一刀切”的現象。對於經營中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在工商註冊登記中往往找不到相應的分類，而不能登記，影響企業的發展。第三，政策分散於各部門，甚至出現相互衝突的情況。不少惠企的補助補貼分散在各個委辦局、區職能部門的端口，缺少一個統一平臺以供企業查詢和對接。
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不夠強，積極性不夠高，依法行政水平仍需提高。窗口辦理人員業務水平不高，服務意識不強，出現同一事項不同人員答覆均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有辦事人員只會“認真地說不知道”的現象。有的基層執法存在隨意性較強，缺乏服務意識。辦事流程過於複雜，企業變更難、註銷難等現象依然存在。
企業經營成本仍然很高，負擔較重。第一，一些企業並未從增值稅降低中得到實惠，如上游企業通過降低採購價格，壓縮了減稅帶來的利潤空間。基層稅務部門在徵稅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按規矩辦事的情況，增加了企業財務管理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突出。
人才政策門檻較高，競爭力不夠強。第一，對於中小企業和創新創業企業而言，“招人難”和“留人難”並存。上海人才引進落戶的門檻較高，使得民營企業、中小型科創企業很難招到高端人才，更難留住人才。第二，人才補貼政策缺乏競爭力。深圳、杭州等地的相關補貼力度大，且以企業的用人留人需求為宗旨，給予企業較大的話語權。
經過調研，我們認為，上海進一步加強營商環境建設要做到“七個堅持”：堅持以構建與全球城市相適應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為目標；堅持以營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為方向；堅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堅持以對標世行標準、深化“放管服”改革為抓手；堅持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為緊要；堅持以完善“一網通辦”的政務服務環境為特色；堅持以市場主體感受度為評價標準。
上海在政策環境、政務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等四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
進一步提高政策的精準性、知曉率和落地率，營造溝通順暢的政策環境。第一，政策制定要讓企業家更多地參與，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企業家協會等社會組織的作用，設立制度化渠道吸納各種意見。第二，要進一步重視政策宣傳、政策解讀、政策推廣工作，提高企業對政策的知曉度。建立健全統一的、彙集各部門營商環境政策的宣傳發布平臺，充分利用新媒體、互聯網等渠道加強政策宣傳。用企業家聽得懂的、簡明扼要的語言，宣傳好政策的核心觀點，給政策“劃重點”，讓企業家用最短的時間獲取最有效的政策信息，打通政策服務的“最後一公里”。比如，北京把“首都之窗”網站打造成統一完整的政策發佈平臺，並通過“市民對話一把手”欄目邀請政府部門負責人以視頻的形式，把政策“乾貨”講透。
進一步優化政府服務，營造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第一，完善基層安商穩商的激勵機制，強化幹部依法行政意識、主動服務意識，把“店小二”服務品牌落到實際行動之中。第二，真正建立完善“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服務機制，尊重企業成長髮展規律和經營運行機制，儘量減少行政行為對企業運營的干擾。第三，創新新型業態的監管和服務模式，允許“政策留白”，為新型業態設置風險控制的紅線，在紅線內部可以讓市場主體去嘗試、去試點。第四，完善市場主體變更、退出機制，解決企業“變更難”“關門難”問題，政府與法院要建立工作協調機制，實現市場監管、人力資源、銀行金融、公安、法院等部門的信息充分有效共享，提高破產辦理的效率。
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切實減輕中小企業負擔。第一，在地方權限內，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第二，適時下調企業社保費率，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第三，多措並舉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第四，重點扶持發展科技含量高、成長性好、發展前景佳的優質中小企業。
進一步優化人才引進政策，營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發展環境。第一，根據城市產業佈局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不斷優化“居轉戶”的條件，科學設定優秀人才直接落戶的標準。第二，對於暫時無法落戶的人才，探索採用有區別、分階段地在教育、醫療、購房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在引進高端人才的同時，適當引進有利於上海長遠發展的高級技術工人；制定單列的民營經濟人才政策，在人才引進、人才評估等方面設立專門的標準；借鑑大灣區引進設立中科院分院的模式，上海的人才引進模式也要從單兵引進向單兵引進和集團引進並重轉變。
陳臻
強化制度供給 再造業務流程
目前，“一網通辦”推進雖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在實際工作中，企業和群眾辦事的“難點”“堵點”仍然存在。為此，提兩點建議：
進一步加強制度供給。鞏固提升“一網通辦”取得的成效，必須在完善法規規章和制度規範上下功夫，為各項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以電子證照應用為例：上海已建立了電子證照庫，實現了居民身份證、企業營業執照等17種證照的電子化，供各政府部門調用、核驗，讓數據多跑路、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但在電子證照的法律效力問題上，雖然《上海市公共數據和一網通辦管理辦法》中明確了電子證照與紙質證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遇到“上位法”明確要求紙質證照的情形，仍需要企業和群眾提交紙質證照。建議：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推動國家層面儘早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電子證照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有關通知和上海市“一網通辦”工作要點的要求，上海正依託國家政務服務平臺，推進長三角地區電子證照等政務信息資源的共享互認。可在此基礎上，拓展到廣東、山東、重慶、貴州等電子證照應用較為成熟的省市，通過會籤文件、開放數據庫等方式，實現電子證照跨省市共享互認。
進一步再造業務流程。推進“一網通辦”，關鍵是業務融合，要推動政府部門優化職責配置、加強業務協同，實現減環節、減材料、減跑動、減時間的目標。這項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既要有系統性的頂層設計，又有許多操作性問題需要解決。以數據共享應用為例：目前，各區、各部門已向市大數據中心歸集各類數據68億條，理論上，能夠通過數據共享互認方式調取的證明材料，應該都不需要企業和群眾自己提供。但實際工作中，審批部門通過市政府的數據共享交換平臺調取數據時，仍會遇到數據缺失、錯誤以及企業和群眾提出異議等情形，由於缺乏相應機制和操作辦法，難以與提供數據的部門直接溝通核實，企業和群眾仍需自行找該部門開具相關材料，降低了用戶體驗度和獲得感。建議：由市政府辦公廳牽頭，建立健全政府部門內部的溝通核查機制；提供數據的責任部門應確定專職人員，對其他部門提出的數據核查需求，及時響應、核實、更正並反饋。通過政府部門之間的高效協作，避免企業和群眾多頭跑、來回跑。
趙麗佳
聚焦痛點領域 當好“店小二”
營商環境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加快優化營商環境極為迫切，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者的上海，困擾企業發展的痛點主要體現在融資難、人才缺、行政審批領域開放不夠。為此，提出三點建議：
加快推動三個100億基金工作，精準灌溉到民營企業。上海率先啟動成立三個100億基金，其中100億是上市公司紓困基金，重點關注民營企業流動性，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但由於委託第三方代理和收費等問題，一定程度上未能起到相關作用。建議儘快降低成本，真正幫助上市企業解決流動性問題。同時，監督各銀行全面梳理涉及小微企業信貸不公平規章和問責制度，加快推進中小企業的信用融資計劃，盤活存量，提效增量，爭取100億信用貸款儘快發揮實效。另外，要從源頭解決考核機制的問題，解放思想，給予適當的容錯機制，讓100億擔保貸款儘快落地。這樣，三個100億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重視人才引進和培育新型職業人才。未來城市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但目前在人才落戶方面，以市場評價、市場認可為導向的引才機制尚未真正建立。建議探索建立單列的民營企業人才落戶政策，讓民營企業在人才引進、人才落戶上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參與度。同時，建立產教融合的職業人才培育體系，鼓勵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發展，應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人才匱乏問題。
行政審批改革需聚焦痛點領域。應樹立以服務企業為中心的“店小二”精神和服務作風，強調監管與被監管者各項的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同時，把“一網通辦”工作落到實處，保證同一事項辦理在市區二級保持一致，並理順二級市場監督和職責分工，突出街鎮和園區在安商、穩商、服商的服務意識。利用政策服務平臺或微信公眾號，加強宣傳力度，使企業能搞懂政策、會用政策和用好政策。著力破解企業變更難問題。在企業辦理變更登記手續時，探索遠程視頻、公證文書、律師證明等手段，而非一味要求所有權利人都到場簽字。
邵楠
梳理人才政策 改變“一刀切”
營商環境的改善是以服務企業為目的的，在企業中“人”是核心。營造最好的人才生長環境，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和創造價值，必然是營商環境改善的終極目標，應改變目前相對滯後的人才引進政策等，進而不斷改善營商環境。
“居住證”政策修訂。以教育為例，在入學這個環節實際操作中，學校首先滿足戶籍適學兒童，持有居住證的孩子高考時依然要回到戶籍所在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苦於子女教育問題，不少無法落戶的民營企業家只好選擇以外國永久居留權或移民的方式，長此以往不利於他們在上海安居樂業。建議給予居住證持有者中民營企業家相關平等市民待遇。
明確民營企業人才政策。建議有關部門結合當下改善營商環境的春風和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導向，針對民營企業家普遍反映強烈的人才落戶問題制定專項人才政策，明確人才標準、確定人才流程、建立人才評比制度，給予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具體入戶指標。
新興經濟企業類型是否屬於“企業”的法律認定問題。是不是所有留學歸國人員落戶就很順暢呢？其實不然，留學生落戶政策主要依據是滬人社外發〔2015〕49號關於印發《留學回國人員申辦上海常住戶口實施細則》的通知，其中第二條規定了申請單位應具備的基本條件。而以當下較為普遍的有限合夥制企業為例，它們沒有註冊資本金的概念，只有認繳資金的要求，不在《實施細則》符合條件之列。“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群體中除了大量的有限合夥制企業外，還有許多個人工作室等新的經濟業態，以上均不在《實施細則》規定的符合條件範圍內。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被認定為“非公司”的企業自身無法為員工申請辦理落戶，只能通過中介機構尋找那些符合資質又願意為其辦理落戶的企業簽訂陰陽勞動合同，支付掛靠費用，既給公司添加了違規風險和法律隱患，又增加了相關人事成本，同時也讓留學歸國人員產生不安全感。
建議全市自上而下，跨部門、跨區域梳理與人才政策相關的法規政策，並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將人才引進類積分分級、分行業管理、積分梯級對應，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
汪勝洋
強化人員培訓 提升基層服務
優化營商環境工作永遠在路上，我們還有許多需要著力的地方，其中基層行政服務人員的服務質量，就是其中重要一環。
基層行政服務人員表現與社會對優化營商環境的期盼存在距離。優化營商環境已經成為當前各級政府的重要工作和社會“熱詞”，但不少企業家的感受度和獲得感卻不明顯。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相當程度上關乎基層行政服務人員：有的窗口服務人員業務不熟悉，對提問“認真地說不知道”；不同的窗口、甚至同一窗口不同的服務人員，對政策解讀的口徑不一致，叫人“困惑不已”；不同區的執法標準不同，讓企業“無所適從”。基層行政服務人員由於直接與企業打交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形象，既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力量，本身也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層行政服務是政府服務企業的最後一環，是政策落實的“最後一公里”，補齊這個短板，對於當前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建議加強基層行政服務人員隊伍建設。
加強崗位全員培訓。明確基層行政服務人員崗位職責。要讓所有基層行政服務人員清晰地知道，基層行政服務職位設置的目的、基本職責、業績標準、工作權限等內容和職位的行為標準，勝任職位所需的知識、技能、能力以及對人員的培訓需求等內容。同時，結合優化營商環境已經實施的新的政策和流程，加強基層行政服務人員的培訓，精準提供企業所需的全套服務，並按此要求加強評價考核。
開展示範窗口建設。一是提高政府服務窗口的規範化、標準化服務水平，讓企業在所有窗口得到幾乎相同質量的服務。二是推動窗口“暖心”服務，如規範用語、微笑服務等，增強服務意識，跨前一步為企業解決問題。三是在全市開展行政服務示範窗口評比活動，通過“比學趕幫超”，不斷髮現問題、改進問題，不斷縮小窗口與窗口之間的差距。
建立長效監督機制。設立監督熱線，讓企業家對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可以投訴、舉報，對於優化營商環境的舉措可以提出建議。完善獎懲機制，獎掖先進、鞭笞後進，倒逼基層行政服務人員服務質量的改進，全面增強企業家對優化營商環境的感受度和滿意度。
翁文磊
優化公平競爭 鼓勵女性創業
發揮女性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獨特的半邊天作用，是完善上海營商環境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據統計，上海女企業家約佔全國女企業家總數的25%。調研顯示，與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女企業家對上海的營商環境整體滿意度較高。區別於男性，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一是傳統觀念束縛。據調查，阻礙女性創業發展因素的選項中，傳統觀念束縛僅次於創業資金不足，排在第二位。二是雙重責任疊加。女性不僅要全身心投入企業發展，還要比男性更多地照顧家庭，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三是資源獲取較難。關鍵的原因在於合作方、投資方等對於女性的一種性別偏見。四是專業技術薄弱。女性在創業過程中技術上存在一定劣勢，在技術研發、產品開發、產品製造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衝破傳統觀念束縛，改善社會文化輿論和市場環境，為女企業家隊伍成長營造良好環境。有效引導社會輿論，破除傳統觀念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固有成見。女性大多集中於中小型民營企業，政府應進一步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中小企業活力，為女企業家營造“安心經營、放心發展、用心創新”的良好環境。
完善社會支持系統，幫助女性平衡工作與家庭。調查顯示，上海女性平均每天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1.5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二孩母親將面臨更重的負擔。要儘快完善0-3歲托育體系建設，提供普惠型托育服務，大力發展家庭服務業，規範家政市場等，幫助創業女性節約時間成本。
設立專門的女企業家評選，在各類企業家評獎中確保女性佔有一定比例。近期上海優秀企業家、優秀青年企業家評獎中鮮有女性。社會各方面應充分看到女性的貢獻度，在各類評獎中應確保女性佔有一定的比例，讓傑出的女企業家脫穎而出，激勵更多的女性奮發有為。
完善和細化分性別統計，精準掌握女性創業者的發展狀況和服務需求，為政府從性別視角完善相關政策提供依據。有政協委員曾建議在國家大數據戰略頂層設計中增加性別維度。目前，建立分性別統計體系已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希望上海能在此方面加快步伐。
胡光
聚焦法規政策 落實民企准入
民營企業家們普遍從過去關心具體的優惠政策轉而更加關心對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平等保護，以及法規政策的透明度、執行力和穩定性。這些關注焦點都與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的頂層設計、起草制定、行政執法以及司法審判密切相關。而無論從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還是平等保護來看，實際情況與《憲法》規定、黨的大政方針和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都仍有距離，限制民營企業進入特定市場的政策和政府部門的實際操作比比皆是。
提高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程度，既是改善營商環境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需要。亟需保障民營企業長期穩定獲得市場準入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從法律制度層面落實對民企的平等保護。
為此建議：
對民企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全面放開工商經營範圍的核準，不僅對外資而且對民企真正實現公開透明的“負面清單”管理，推進“非禁即入”普遍落實，最大程度實現准入便利化。
對於人民群眾迫切急需而市場現有供給嚴重不足的領域，如醫療、教育，應該鼓勵民企投資，參與競爭和擴大供給。
建議上海市有關部門向全國人大反映，在法律層面特別是刑事法律層面推進對民企相較於國企的平等保護。
逐漸用統一的、公開透明的城市立法取代過度寬泛的部門規章政策，促進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透明度、執行力和穩定性。
王秋良
發揮司法作用 完善破產製度
目前，企業破產還存在“不願破”“不敢破”“不能破”和“破而不退”等問題和困難。分析其背後的原因，關鍵在於《企業破產法》的實施還缺乏相關的配套機制，沒有真正有效落地，導致企業破產程序空轉。除涉及立法層面的問題外，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司法主導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企業破產法》確立了企業破產程序的司法主導地位。但是，實踐中司法主導作用的發揮受到很多限制。主要體現在：註銷登記難，企業“破而不退”；變更登記難，企業“望而卻步”；信用修復難，企業“難以重生”；“執轉破”難，增加企業負擔。對確實無財產可供執行、符合破產條件的企業，要依法及時啟動破產程序，避免“破產難”導致“執行難”，同時防止有的企業借破產逃避執行。
政府保障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企業的設立和退出，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殭屍企業”的處置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需要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保障。但是，實踐中相關配套的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或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考核、破產企業人員安置前置制度，使得部分企業存在“不敢破”的顧慮；“殭屍企業”自我“造血”功能差、難以引進投資，無法激活競爭力，導致部分企業能救而“救不活”；破產企業拖欠勞動者工資無法取得擔保產生一定的社會風險、“無產可破”企業無法支付破產經費，導致企業“不能破”，需要政府完善相關制度予以託底保障；對於大型企業破產，往往涉及眾多職工利益，存在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法院與市場監管、財政稅務、社會保障、金融監管以及公安等部門的信息共享不充分，導致破產程序冗長、效率不高。
專業管理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現代企業破產製度中管理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企業破產法》對破產管理人職責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實踐中破產管理人的作用發揮不夠，一方面是因為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沒有得到充分尊重，管理人開展財產調查等工作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有的破產管理人的專業能力有侷限性，難以勝任越來越複雜專業的破產企業管理人角色。
為此建議：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法治化、市場化思路，完善企業破產製度。一是發揮司法主導作用，建立強有力的府院聯動工作機制和協調機構，專司解決終結破產程序後的一系列問題；二是完善政府配套機制，建立可盤活企業流動資金補充制度和破產經費墊付制度，完善政府社會保障託底制度，優化變更註銷登記流程；三是設立市級層面的破產管理人協會，加強管理人培訓、等級管理和服務保障；四是推動部門之間企業破產相關數據“一網互通”，逐步探索破產事務“一網通辦”，使之成為上海提升破產辦理水平的亮點。
施榮恆
借鑑香港經驗 打造國際一流
最新的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揭示，香港在全球10大金融中心中排行第三，紐約和倫敦分別位居冠亞軍。而上海排名比去年進步，取代東京躋身進入全球前五位。
上海在優化營商環境、打造成為國際級別的商貿中心道路上不斷革新、創新，向國際化標準看齊，取得不少成績。香港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資本、人才、貨物、信息均自由流通，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之一。上海可借鑑香港經驗，更好地改善營商環境。
例如，特區政府專門成立了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就制訂和推行利便商界遵規的計劃及措施，向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和彙報，在保障公眾利益的同時，確保香港在營商環境規管方面更具競爭力。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不時檢討影響商界的規例及相關程序，務求革除繁瑣的規則；取締過時、不必要或累贅繁複的規管；提高規管的效率、透明度及利便營商程度；以及減少規管對商界的影響，並降低商界的遵規成本。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為政府及商界提供平臺，就規管建議進行諮詢，並商討如何實施新訂或建議規例，設立並督導有關專責工作小組進行規管檢討或推行其他利便商界遵規的措施；探討更多使用創新及科技的機會，以方便營商；以及因應情況，研究其他利便商界遵規的相關範疇。
值得一提的是，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的另一個工作重點是鼓勵各決策局或部門在推出新的規管或牌照要求前，應先評估該規管對營商環境的影響，以便更好地顧及業界的經營情況和負擔能力，以及瞭解相關的營商遵規成本。
塑造更加便利的營商環境非短暫功夫可以成事，需要政府部門和業界共同研究、探討和改進，建議上海也建立類似的方便營商委員會，打造成透明度高、執行力強的溝通平臺，協調和統籌促進優化營商環境的工作。
另外，香港擁有明確的政策及法例保障知識產權。為營造自由及公平公正的良好營商環境，香港在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方面已發展至國際頂級水平，不斷提升投資者的信心。成立於1990年的香港知識產權署，作為一個專門機構，行使管理知識產權事務，並吸收和培養知識產權方面的專門人才。
香港知識產權法律發展與科技、經濟的發展聯繫緊密。香港在知識產權方面的一些法律和規定甚至超越了國際標準，以吸引海外高新科技投資者。除了比亞太其它國家和地區立法更快之外，無需註冊即可受到保護也是香港知識產權保護立法超前的體現。香港除了知識產權立法比較完善之外，還適用一些主要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這些國際公約適用到香港，成為香港專利法的一部分，加強了外商在香港落戶投資的信心。
馬志遠
對標全球領先 提升競爭能力
對標香港、新加坡和倫敦等全球營商環境最優城市，上海在綜合營商環境特別是法治建設、政府建設等軟環境建設方面還有不少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香港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貿易通商港口，企業有一個非常公平的競爭環境，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在保護企業的財產權益方面，香港和新加坡有健全的司法體系和知識產權條例，可以確保企業的財產權益受到應有的保護，給企業家和商人提供了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相比而言，上海在營造國際化的法律環境等營商環境方面還有進步空間。以金融業為例，目前境內涉及境外客戶、境外項目等離岸金融業務的規則還沒有建立，或者與國際通行規則有衝突，導致市場開展離岸金融業務時，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和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不利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為進一步提高上海市的綜合營商環境競爭力，建議以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建設為契機，立足長遠、緊扣重點，從法律服務的國際化入手，在以下方面探索推進：
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探索推進法律服務的開放。一是借鑑香港做法，允許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設立機構，但須按1：1比例聘用中國律師，允許外國律所中的中國律師受理、承辦內地法律適用的行政訴訟法律事務。二是借鑑深圳前海做法，允許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新片區內涉外民商事當事人在合同或糾紛解決中自主選擇適用的境外法律及糾紛解決方式。目前，前海涉外、涉港澳或涉臺民事法律關係的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選擇適用香港地區法律，且不限於香港地區法律，在法律服務的國際化方面已邁出了關鍵一步。
探索引入國際判例法。為鼓勵新業態、新經濟發展，建議對於國內法律空白的領域，比如離岸金融業務等，允許適用國際判例法，這樣可以鼓勵國際金融機構及機構投資者有信心大力地參與上海的金融業務。
提高營商監管的質量和加強政策宣傳推廣。任何形式的規管和發牌制度，都會對商界的運作和成本造成影響。政府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要在有效規管和方便營商之間取得最適當的平衡。所以需要一個更高層次的機構作出整體監管，制定政策讓商界參與。同時可以仿效香港及澳門設立更高層次的跨部門政府機構，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業界之間建立透明而且暢通的營商環境反饋通道。同時亦可以做好政策營銷和政策解讀包括政策實施細則，方便企業瞭解最新的政策。
馬馳
學習兄弟省市 探索制度創新
“深化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政策舉措落實情況”課題調研過程中，曾赴北京、廣東考察，兄弟省市的一些做法和成功經驗令我們深受啟發。
學習兄弟省市勇於探索制度創新。深圳城市總面積不及上海的1/3，人口規模不到上海的1/2，但深圳的創新能力卻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以發明專利授權量和國際專利的申請量（PCT）為例，自2008年起，深圳遙遙領先上海。華為、中興、騰訊等企業始終處在國際專利的申請量前十，而上海市卻無一家企業進入前十。深圳出臺政策，放寬外商准入限制。除法律已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外，將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廣到全市範圍，切實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大大調動了投資方的積極性。北京在全國率先出臺了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實施方案，推出了26項改革措施和136條政策清單，去年又制定出臺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行動計劃，分三個年度形成298項具體任務清單，著力打造“北京效率、北京服務、北京標準、北京誠信”營商環境四大示範工程，商家有明顯獲得感。
學習兄弟省市政府主動作為。目前北京是世界上僅有的開辦企業完全免費的兩個城市之一，企業獲得電力也做到了“零上門、零審批、零投資”。在跨境貿易方面，作為內陸城市的北京市政府，主動對接天津港，實現貨物從抵港到提離全流程48小時進口通關。深圳為推進更高效透明度政務環境，也全面推行了清單管理制度。政府公佈了8張清單，彰顯出特區政府的高效。
學習兄弟省市積極優化政策。北京市政府率先出臺“首都之窗”，實行政策歸口管理，政府對相關政策運用小視頻、小冊子加強宣傳，成效顯著。去年北京為2300餘名優秀科技創新人才辦理引進落戶，首批6019人實現積分落戶，累計提供人才公租房8.2萬套。中關村甚至還成立了科技高風險基金，用以投入園區內的高科技企業的創新研發。深圳為優化產業資源配置，支持多家總部企業組成聯合體，聯合競投、聯合建設總部大樓。深圳還率先落實國家人才簽證政策，擴大外籍人才簽證發放範圍等。
學習兄弟省市尊重市場尊重企業。市場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科技資源的配置效率。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深圳市政府的市場意識強，政府權力與市場邊界相對明晰，極少有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信守“無事不擾、有事必應、服務極致”辦事原則，這是企業家最真實的獲得感。
相比而言，上海市在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過程中，政府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如何完善一流營商環境，上海可向兄弟省市學習，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配套資源的基礎作用。
方奇鍾
關注中小企業 化解融資難題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的呼聲仍然不低。究其原因，存在以下障礙和問題。
三大障礙：
對標中小企業獲得感，相關部門和機構對融資風險的定義、認識存在障礙。表現為對科技創新失敗的認識不夠，缺乏容錯機制；對科技金融壞賬的認識有偏見，缺少對小微企業壞賬準備金比率機制；紛紛患上“恐貸症”“懼貸症”，怕承擔責任、怕被問責處分。
抵禦融資風險在管理體制上相對保守、機制上創新活力欠缺，難以形成合力，以致管科技的不管金融，管金融的管不了技術和企業准入，造成了功能上相互“打架”，效能太低。
科學的風險融資評估體系存在障礙。把對大企業、成熟期企業的評估方案套用到初創期的企業，那結果肯定是評估報告通不過、錢也貸不到。譬如，有一個3D打印的科技企業，創新成果得到了阿里雲計算公司的首肯，所以簽約了9千萬左右的合同，但在需要融資過程中，通過金融機構評審最終結論，結果是沒有通過。像這樣優質的客戶都沒能獲得授信通過，更不要說一般的項目。總之，風險貸款批准率為5%，批准貸款平均額度為73萬，嚴重影響了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
兩個主要問題：
金融服務機構有創新，但突破性明顯不足。在金融機構服務中，缺少專業服務中小企業組織架構；授信額度缺乏靈活性，造成額度少、效能差的結果；用大額貸款績效方式考核服務於中小企業的信貸人員，造成信貸員不想服務，因為錢賺不到還要被問責。
缺少社會資金組織、協調、引領平臺。國有科技園區資金投資園區企業在體制上至今未突破，機制創新上沒有形成倒逼體制創新的氛圍；民營科技園區資金投資園區企業缺乏積極引領，缺乏平臺運營；民營閒散資金很多，但缺少有效的對接方法，缺乏靈活的營運模式，政府挖掘引導能力不夠。
為此建議：
加強金融市場監管體制、機制改革，讓科技企業更好地對接資本市場，有效解決重大政策、舉措落實落地，讓中小企業能實實在在有獲得感和實用感。
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對社會資本市場組織引領，搭建便捷的公共服務平臺，提升服務效能。充分激發社會資金利用的活力，真正做到服務性、引領性、實用性。
優化銀行、金融機構服務中小企業的功能，優化評估體系建設、信用體系建設、績效考核方法再造，授信額度適當放開，有效解決企業融資“最後一公里”問題。
政府應引導創建更多的科技投資公司，滿足龐大的中小企業隊伍資金需求，真正做到讓中小企業活，才能使中國經濟活。
堯金仁
理順決策機制 增強政策實效
近年來，尤其是2018年以來，隨著“放管服”改革、減稅降費等深入推進，市場主體正感受到優化營商環境帶來的積極變化，但“准入不準營”“准入很難營”的現實梗阻仍然存在，各種隱形障礙不可忽視。看上的市場進不去、看中的項目拿不下、急需的資金融不到。這些問題讓一些中小微企業“有勁使不出”。
企業獲得感不強，原因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政策不精準，二是執行有偏差，三是企業夠不著。
政策制定“三多三少”。考慮制度供給多，考慮企業需求少；考慮大政策多，考慮小政策少；考慮部門政策多，考慮協同發力少。
政策執行效果不及預期。比如：市裡為了支持企業，設立了三項基金，但目前政策性融資擔保基金的放大倍數約為1.5倍，與政府信用擔保基金普遍的3—5倍，甚至高達10倍相比，差距明顯。小企業融資一是首貸難、首貸慢；二是中長期貸款難；三是以流動資金貸款為主，無法滿足企業創新和產業化發展需求。
企業對政策的接口不順暢。政出多門，但缺乏一站式入口和平臺去了解這些政策；信息不對稱，政策口徑和適用對象有時不清晰等。
為讓各類支持政策變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有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活力，建議如下：
改進自上而下的決策形成機制，提高政策的精準度。一是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企業真正需求的調研和指導；二是切實保障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的前期調研；三是加強政策的事中事後評估。
建立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饋機制，增強政策的實效性。一是建立通暢的企業需求反饋渠道，如開通企業家—市長信箱，幫助企業反映和解決實際問題；二是發揮第三方評估的作用，將企業感受、市場主體評價作為檢驗政策實效的標尺；三是用好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的平臺功能，每年編制營商環境白皮書，持續記錄、追蹤和改善營商環境。
通過極致服務，打通企業用好政府政策的“最後一公里”。一是加強政策的宣傳、解讀和推廣，提高政策的知曉度和指導性；二是完善政策的銜接機制，將分散的政策通過政府網站進行整合，提高政策的通達率；三是創新新興產業和新業態的服務、扶持和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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